传教士的新衣

——再论利玛窦的易服与范利安的“文化适应政策”

在许多相关研究著作中，1595年5月利玛窦（Matteo Ricci）在江西樟树的改换儒服，被视为传教史或者东西方文化交流中极具象征意义的标志性事件，而他头戴儒冠、身着长袍的标准形象，以及与徐光启并肩驻足于祭坛前的理想图景，不仅为后人的穿凿附会提供了耐人寻味的想象空间，而且在习惯性思维的推动下，衍生为“合儒、补儒”之传教策略的绝妙写照与合理依据。

但是，利玛窦在其回忆录的第一节中，就意味深长的告诉我们说：

这样的事并不是常常发生的：大规模的远征和轰轰烈烈的壮举，年深日久趋于成熟，但其创始时的情况，对于生活在这些事件以后很久的人们，却完全是一本未曾打开的书，对这一事实的原因经常加以思索之后，我得出的结论是，一切事件，即使是后来获得巨大规模的事件，在开始时都是如此之微不足道，以致看起来好像没有任何希望会在后来发展成为重要的事情。

利玛窦没有正面阐述有哪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在“年深日久”的过后演变成“轰轰烈烈的壮举”和“巨大规模的事情”，但借着他的提醒，我们不难于他的易服过程中发现以下并不引人注意的重要细节：其一，从严格意义上说，利玛窦本人在华期间的易服行为至少发生过两次，首次易服是他入华之初，由象征清贫和圣洁的黑色修道服改换中国僧侣的异教服装，然后才是易换中国儒生的服装；其二，利玛窦第二次易服是在他身着僧衣、以番僧模样示人的12年之后，从其“每过佛堂，并不顶礼膜拜”的自白看，漫长时期后的易服之举未必是经人提示后的戏剧性突发事件，而应该是深思熟虑后的审慎决定；其三，从更广阔的角度看，因情境需要而易换服装并非利玛窦等人独创性的孤立行为，而是耶稣会在亚洲各国的传教士广泛采取的行为策略，而这一普遍现象的复杂关联及相互作用，亦应该是影响利玛窦易服行为的重要因素。

从这一意义上说，重新考察利玛窦易服过程中的诸多隐情以及这一行为本身的真实含义，很可能为我们开启“一本未曾打开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