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相关概念的讨论与跨境民族研究

一 民族和族群

围绕跨境民族概念之争的首要问题是关于民族和族群的争议。民族与族群的概念界定和解读，是近年来国内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争论的热点之一，随着各类民族或族群问题研究的深入，以及西方民族或族群相关理论的引入，相关的讨论更加热烈。目前，关于民族与族群概念讨论的主要问题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不同语境和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民族与族群的内涵与差异的理解，二是民族与族群概念在相关研究中的应用性问题。

根据中国民族现实的客观特点，费孝通先生认为民族概念本身包括了三个层次的含义：第一层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这是由中国历史发展所决定的，确确实实存在一个中华民族。第二层是组成中华民族整体的各个具体民族，中华民族正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性和各个具体民族的民族特点的对立和统一。第三层是中华民族里各个民族内部的各种人。马戎教授将目前汉语中“民族”这个词在国内的应用分为两大类对象：第一类为55个“少数民族”，以及与“少数民族”相关的“民族团结”“民族自治”“民族政策”“民族干部”“民族文化”等；第二类是以中国各族群的整体或共同体为对象，如“中华民族”“中国人的民族感情”“中国人的民族文化”等。

关于中文的“民族”一词是何时出现并被国内学者和民众接受和使用的，许多学者做了相关考证。多数学者认为中文“民族”一词是近代由日本创造并传入中国的外来词，其概念和用语受日本用语的影响。也有学者认为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民族”应用于宗族之属和华夷之别，是古汉语固有的名词。而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近代汉语里有关“民族”的各种提法和相关概念并非产生于中国社会的历史发展之中，而是自国外引进，在引进过程中，由于对“民族”一词的理解与诠释各不相同，并不断受外部因素影响，“民族”的内涵也在不断变化，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梁启超和孙中山的民族观。梁启超是最早把我国各族群称为“民族”的学者。中文“民族”一词，也是梁启超先生在20世纪初引用欧洲政治家布伦奇利的“民族”概念并介绍到国内的。孙中山先生在《民族主义》第一讲中提出形成民族的五个因素：血统、生活、语言、宗教、风俗习惯。孙中山先生提出“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孙中山把中国各族群均称为“族”，将合在一起的国家政治共同体称为“民族”，这一观点影响广泛。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全面引进苏联的民族学理论，斯大林提出的“民族”定义成为在政府部门和学术界最流行、最具权威性的定义。1913年斯大林在其《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中，将民族定义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心理素质这四个基本特征的稳定的共同体。”1950～1953年，中央政府为了制定和实施民族政策，开展了大规模的民族调查与民族识别工作，在识别的过程中，主要以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四项标准作为依据。另外，民族识别工作还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和中国民族的实际，采取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方法，“对各民族长期社会发展情况、民族地区的历史、族源和民族关系以及今后民族繁荣发展、加强民族团结等因素进行综合研究，充分利用史料、传说以及各种有关资料，为民族识别工作提供科学的客观依据。此外还考虑到体现群众性，确定‘名从主人’是我国民族识别工作遵循的另一个主要原则”。在此基础上，我国制定了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对少数民族实施特定的社会政策，给予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发展上的优惠，“民族”成了国家社会政策实践的具体单位，并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帮助少数民族充分享受民族平等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

不同语境和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民族”的概念和内涵有显著差异，尽管中国早期的“民族”概念来源西方，受西方政治学说影响，但经历半个多世纪的社会文化变迁，目前国内广泛应用的“民族”概念和内涵与西方社会语境中的“民族”（nation）概念和内涵有了明显差异。马戎教授总结了西方社会科学文献中与“民族”相关的词汇，在英文文献中，与“民族”相关而又常用的有个4个词：“race”“ethnicity”“nationality”和“nation”。其中，“race”可以译作“种族”，强调人种在体征上的明显区别；“ethnicity”是用来表示一个族群的性质或特征的，另一个相关的常用的词是“ethnic group”，在中文里统译作“族群”;“nationality”目前在西方学术界应用不多，有的学者译为“族体”;“nation”的概念内涵较为复杂，通常的解释有民族、国家、国民或部落。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研究族群问题的英文文献中出现最多的是“ethnicity”和“ethnic group”，而研究“民族”和“民族主义”的则采用“nation”和“nationalism”。目前汉语里的“民族”包含着多重含义：一是与国家概念紧密联系的民族，有的学者引述为“国族”，如中华民族、美利坚民族等，相当于英文的“nation”；二是狭义的民族，即作为国族组成部分的民族，如我国的56个民族，一些学者主张用“族群”（ethnic group）概念表达；三是小民族或民族内部的支系。目前，学术界争议最多是关于“民族”与“族群”概念的理解和应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ethnic group这一术语在欧美国家逐步流行开来。80年代以来，随着海峡两岸的接触和交往，大陆学术界从台湾吸收和借鉴了许多西方人类学研究成果，其中也包括了有关ethnic group研究方面的情况。台湾学术界在与西方交流的过程中，将ethnic group一词翻译为“族群”“民族”“族裔团体”等，也由此传入大陆并很快流行起来。

随着“族群”概念在国内学术界日益广泛地应用并且有取代“民族”概念的趋势，“族群”与“民族”在概念理解和应用上的问题也引起了不少的争议。郝时远教授总结了近十年来国内学界关于“族群”概念的使用情况：一是将“族群”应用于中国的56个民族时进行“民族”和“族群”的区分，族群即是指少数民族和主体民族中的不同支系，而主体民族不在族群范畴中。二是将“族群”泛指人类社会不同历史阶段的所有“人们共同体”，认为族群强调文化，民族则强调政治。三是用“族群”取代“民族”，目的在于消除中国在“民族”概念应用方面存在的歧义，同时希望通过应用“族群”这一概念来淡化应用“民族”时所包含的政治色彩。

应当承认，当前我国众多学者对“族群”“民族”概念的辨析以及探究，有利于促进国内民族、族群理论的发展，也有利于当前国际国内学术交流的通畅。另外，必须认识到“族群”（ethnic group）概念产生于西方特定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背景条件下，而我国的“民族”概念则具有特定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内涵，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民族、族群现象是不同的，既有共性，也存在特性。当然，在学术交流中产生的语言词汇和术语用法上的差异不应被误导，正如费孝通先生所建议，没有必要把精力过多地耗费在与民族有关的字词的中西对译问题上。民族或族群定义上的多样与差异，不应成为开展民族或族群研究的障碍。

就跨境民族而言，作为一个概念群体包含着复杂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内涵。如果将跨境民族界定为因为国界分割造成的具有相同文化、特质的跨境分布的群体，则可以看出跨境民族的产生及其特征具有政治和文化的双重性。19世纪中后期以来，国家边境线的陆续划定，造就了跨境民族的跨境分布的社会现实。以后随着我国民族识别工作的展开，依据斯大林民族定义和国内的相关实际，跨境民族被确立为相应的民族身份，在这一过程中，国内民族学界有意或无意地回避了跨境民族跨国而居的社会现实。再往后，随着国家、民族间的交往日益增多，今天在开展跨境民族研究时，研究者面临的一个首要困难是如何来界定那些与境内民族具有相同或相似文化特质而又分布于境外的群体。为了解决这一传统民族学理论的薄弱环节，不少研究者开始应用“族群”概念进行跨境民族研究，强调文化上的共性而回避了跨境民族政治身份的差异。尽管“族群”概念的应用回避了跨境民族研究的政治敏感性，但无力解答跨境民族身份认同的多元性特征和形成变化过程。国内“族群”概念的应用，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对战后兴起的泛民族主义和西方民族国家理论的反思，但应当注意到或尊重我国特定的民族社会历史现实。虽然不同研究者研究侧重点不尽一致，而传统民族学理论的解释也存在种种不足，但就目前中国民族研究的整体情况看，沿用“民族”概念来开展跨境民族研究仍然具有更为现实的实践意义。

二 跨境民族研究

国内对跨境民族的系统研究和关注主要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这一方面主要源自我国特殊的社会历史现实，另一方面也因为地区和国际政治经济变化的推动。中国陆地边疆的一大特征是少数民族沿边境线分布，即使经历了长期的社会历史变迁，以及近代国家政治力量的影响，少数民族跨境而居的社会现实仍然延续下来。事实上，边疆治理长期以来一直是历代王朝和近代中央政府的重要任务，因而最早关于跨境民族的文献资料主要来自各类历史文献。延至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于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国家大力促进边境贸易发展，我国与周边邻国的经济社会交往日益活跃起来，对跨境民族的关注也日益增多。

关于跨境民族的研究，首先需要讨论各类研究中对跨境民族群体界定的差异。目前，国内关于跨境民族的研究中经常使用的几个概念包括“跨境民族”“跨界民族”“跨界人民”“跨国民族”。围绕上述概念出现的争议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对使用“跨境”“跨界”还是“跨国”来描述这类群体的地理分布特点出现的分歧；二是在说明这类群体的性质时，对使用“民族”“人民”还是“族群”产生的歧义。在早期的研究中，学者们大多使用“跨境民族”这一称呼，认为是“同一民族在不同的国家跨境而居”。正式的界定标准为“跨境民族是指长期的历史发展形成紧靠边境（国界线）两侧，居住地直接相连，分居于不同国家中的同一民族”。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跨界民族”概念开始被更多地使用。王建民较早对“跨境民族”和“跨界民族”的概念分歧进行了说明：“跨界民族是指由于长期的历史发展而形成的，分别在两个或者多个现代国家中居住的同一民族。所谓‘界’是指国界。”“在使用中似乎‘界’（border）较‘境’（area）更确切些，因为境是指区域，讲‘跨’区域，不如说‘跨’一条边界线更清楚。”但他最后又表示，“从实际内涵上来看，我们认为这两个概念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朱宁也认为：“跨界民族或跨境民族的含义是基本相同的，前者为边界两侧，后者为边境内外，从总的概念来说并无二致。重要的是，不论称之为‘跨界’民族或者‘跨境’民族，其异不在于‘界’或者‘境’。冠以‘跨界’或者‘跨境’，着重点是这些民族在分布上的特点，以及与分布于‘内地’民族之间的不同特点和差别。”也有学者对上述两个概念做了明确划分，葛公尚指出：“从严格意义上说，跨境民族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者就是同一民族跨国界线分居在不同国家，他们的民族名称、生活习俗、语言文字等基本上保持密切的联系，此类为多数，系我们所指的跨界民族”;“跨界民族只是跨境或跨国民族的一部分，而跨境民族是一个比跨界民族更加宽的概念”。曹兴则从不同的角度对“跨界民族”与“跨境民族”进行了辨析，指出跨界民族与跨境民族的区别不在于“是否”跨界，而在于主动和被动的区别。跨界民族是被国家主权政治分割的产物，而跨境民族是民族主动跨境即移民的结果。在“跨境民族”和“跨界民族”的概念之外，还有学者使用“跨国民族”。所谓“跨国民族”就是“对跨居两国或两国以上（不论是相邻的两侧，还是远离边境的）、基本保持原民族认同的、相同渊源的人们群体的指称”。马曼丽在研究西北跨国界而居的民族时，认为“跨境民族”和“跨界民族”两个概念总是较为强调民族跨居相邻两国边界或边境，但在全球化时代，跨界民族往往因流动频繁已跨居两个以上不相邻的国度，甚至发展到远隔重洋或遥跨数国。因而选用“跨国民族”更符合中国西北跨国民族的实际，也更符合全球化时代的族群变迁发展趋势。

另一个与跨境民族相关的概念分歧来源于对“民族”“人民”和“族群”概念的争议。朱伦强调民族必须具有政治同一性和地域一体性，而跨界民族却不具有这些最基本的属性，因此只能被称为人民（people）或族群（ethnic group）。正如前述所论及，中国的“民族”概念具有特定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内涵，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民族、族群现象是不同的，既有共性，也存在个性。跨境民族既可能是政治人类学范畴的人们共同体，也可能是文化人类学范畴的人们共同体。片面强调“民族”的政治含义，有可能导致对“跨境民族”理解上的混乱，不利于分析认识“跨境民族”问题。

上述各类关于跨境民族不同的概念界定，主要是源于学术界研究视角上的差异，从延续以往相关研究中的使用概念，并保持与官方界定相一致的角度来考虑，在我们的研究中仍沿用“跨境民族”这一概念。

就目前国内的跨境民族研究情况来看，根据研究内容和学科分类大致有三类：一是与人类学或民族学相关的对跨境民族的社会历史和文化研究；二是与政治学相关的国际政治、国家安全与跨境民族研究；三是社会问题研究，即与跨境民族相关的边境社会问题研究。

申旭和刘稚所著的《中国西南与东南亚的跨境民族》是国内较早对跨境民族所做的系统研究，其研究侧重于民族学视角，内容主要涉及中国西南边疆地区与相邻的东南亚各国的跨境民族的族源和迁徙问题，各国跨境民族的经济社会形态、生产方式、社会结构、文化和宗教体系，以及风俗习惯等方面的基本情况。金春子和王建民所著的《中国跨界民族》则着重从语言类别、宗教信仰、经济形态和跨界民族的形成等4个方面，对我国境内的跨界民族进行了全面分析研究。另外，有一些民族学者侧重研究两三个国别之间的跨境民族及其相关问题，如周建新的《中越中老跨国民族及其族群关系研究》，讨论了中越、中老跨境民族及其族群关系和族群结构特点，强调国家关系对跨境民族关系的影响。也有一些民族学者以某个单一的跨境民族为研究对象，如石茂明的《跨国界苗族（Hmong人）研究》，以苗族的一支Hmong人为例，研究其跨界状况和跨界带来的相关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引发了不少学者从国际政治和国家安全角度对跨境民族的关注。由于特殊的地缘，中国西北边疆地区跨境民族众多，宗教文化传统较强，加之90年代以来面临突出的民族宗教和国家安全问题，不少学者开始关注西北的跨境民族，其中以兰州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的马曼丽等人完成的“中国西北跨国民族研究丛书”为代表，包括了《跨国民族理论问题综论》《中国西北跨国民族文化变异研究》《回族社会经济文化研究》《乌孜别克族社会经济文化研究》等。其中《跨国民族理论问题综论》对相关理论进行了梳理与研究，并侧重从国际政治学的角度对西北跨境民族的民族主义、跨境民族与国家关系、跨境民族的交互影响、跨境民族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交往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和理论解读。在国际政治视角下研究跨境民族问题的最新成果，是葛公尚主编的《当代国际政治与跨界民族研究》一书，该书强调跨境民族问题与当代国际政治的密切关系，指出了跨境民族问题对国家安全问题的影响。

同一时期，由于我国陆地边疆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随着边境贸易、边民互市、文化交流和探亲访友等形式的跨国跨境社会经济交往的密切，在这一过程中也产生了许多同跨国跨境交往相关的社会问题，如跨国境毒品走私、人口拐卖等违法犯罪问题相继出现。在对这一系列边境社会问题的研究过程中，也引起了研究者对跨境民族问题的关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其中以“跨境民族研究与禁毒替代发展探索丛书”为代表，包括《云南跨境民族研究》《中国跨界民族问题研究》《当代跨境民族与境外铲除毒源研究》《开放以来中缅边境民族关系研究》等。这些研究大多侧重于从社会政策层面对涉及跨境民族的各类社会问题特别是毒品问题的讨论，为我们了解中国西南跨境民族问题提供了鲜活的材料。

总体看来，国内关于跨境民族的研究，侧重于从国家层面和民族整体层面来展开讨论，主要关注与跨境民族相关的影响国家安全的各类民族宗教问题和社会问题。从学科理论的角度来看，目前对跨境民族的研究主要来自国际政治视角，倾向在宏观层面对跨境民族问题的讨论。从人类学、民族学角度对跨境民族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则大多沿袭国内传统民族研究的方式，重视对民族群体的整体描述。而从社会政策层面上对各类跨境民族问题的讨论缺乏严格的学科理论背景，更多的是对具体问题的论述。上述研究或侧重于政治角度，或侧重于历史文化解读，或是具体的政策性分析，视角较为单一，难于将宏观的结构分析与个体研究联系起来。近年来，随着国外人类学和社会学理论的引入，国内人类学、民族学和社会学者开始应用相关的认同理论和社会建构理论来开展民族研究，注重将群体或个体的意识和行为同文化和社会结构因素联系起来，从综合性的动态视角来研究民族问题。事实上，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跨境民族有着“政治上的敏感性和文化上的变异性”, 不论是在对跨境民族概念的界定，还是对跨境民族理论的探讨都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我国传统民族研究中理论和方法上的一些不足，引入身份认同和社会建构理论将极大拓宽我们研究跨境民族的视角，深化我们对跨境民族问题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