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现代消费文化理论

现代消费文化理论与古典消费文化理论相比，具有明显不同的特征。如果说，古典消费文化理论探讨的中心是消费与生产的关系问题，关心的是消费文化的生产意义、物化意义，那么，现代消费文化理论就将中心转向了人，关心消费文化的生活意义、社会意义。不过有一点要指出的是，现代消费文化理论仍然是在生产（科学技术）的本位主义层面上或范围内来讨论人的生活及其消费问题的。

现代社会的文化转向表征是突出消费文化的出现和占据主导地位。进入20世纪，在自启蒙运动以后的西方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消费主义理性精神的凸显成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对社会生活的文化研究发生一个重大转向，即由宗教文化转向消费文化，前者的突出代表如韦伯和涂尔干，后者则以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为主体，他们有关文化工业、大众文化、商品拜物教和世界工具理性的种种讨论，将人们的兴趣从以生产为中心的消费文化，转向了以消费、生活为中心的文化，其研究视角是对资本主义消费文化造成的人们生活殖民化展开批判。另一研究视角以日趋成熟的文化人类学和消费行为学为基础，研究的重点是“消费商品的文化内涵”，并把商品文化与人类社会的文化范畴（年龄、性别、职业、阶层、社会地位等）联系起来，其目的是揭示消费文化在维持和变革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对现代消费文化的研究，主要以两种不同的批判理论为代表，一个是法兰克福学派工业社会批判理论，另一个是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理论。

一 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消费文化

法兰克福学派是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该学派以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为主要任务，因此也被称为批判学派。这个号称新马克思主义的流派继承了马克思对“商品拜物教”和“劳动异化”的批判，并在这个基础上展开了对工业社会消费文化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在其批判理论中嵌入了结构主义的宏观视野，在问题的探讨向度和理论架构上有浩荡之气，敢于对多数人（包括劳动阶级）看好的资本主义消费生活提出诘问。为什么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锋芒会转向消费文化呢？这是有着一定的社会背景和相关原因的。法兰克福学派发源地在德国，这是法西斯主义的重灾区，早期的大部分学者感受到了纳粹独裁的政治暴力，经历了德国专制统治带来的压抑感受甚至迫害，这些都刺激了他们对现实社会的不满和批判意识。也是为了避开纳粹独裁的专制统治，二战中，该学派迁往美国。他们发现，美国社会的高度一体化统治是另外一种风格，它的统治不是一种强权政治，而是一种经济方式，即依靠发展生产力，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来笼络人心，采取的是一种科学技术统治，通过提高社会的消费水平、增强消费者的物质享受，来讨好、同化大众，实行思想的高度一致，以及感情的内心认同，从而达到意识形态的控制。这是一种更为隐蔽也更为有效的统治方式，但却是一种新的极权主义统治，“我们的社会的特色在于，它在绝对优势的效率和不断增长的生活标准这双重基础上，依靠技术，而不是依靠恐怖来征服离心的社会力量。”这种极权主义集中体现在社会全方位的单向度化上面，由此带来了新的异化。在消费狂欢中，人的积极理性被压抑，消极感性极度扩张，人沉湎于物质享受，变成了不思进取的单面人，启蒙主义所积极倡导的人的主体性不断丧失，成为机器和金钱的奴隶。在这一过程中，带有强烈工具色彩的技术理性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马尔库塞看来，技术并不是价值中立的，技术一方面可以作为解放的工具，另一方面也可能成为统治的手段，关键在于技术如何运用。在发达工业社会背景下技术理性迎合了政治理性的需要，其价值是负荷的。总之，工业社会中人异化的后果都直接或间接与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不道德的运用所带来的消费运动直接相关。为了把人从全面异化状态下解放出来，必须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本质，必须对科学技术的滥用展开批判，以人的总体本质为根据的新理性来支配人类的思维活动和实践活动。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们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将对消费文化批判确定为自身的主要任务。

法兰克福学派对消费文化的批判，还与西方现代生活方式的转换有直接关系。无风不起浪，有表现才有批判。20世纪的西方社会，伴随着现代工业快速发展，科学技术不断进步，西方社会进入了消费社会。思想家们认识到了进入现代社会以后，人们生活的一个巨大变化，就是消费由生存进入了享乐，消费与享乐建立起了内在联系。现代生活崇尚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生活理念。正如费瑟斯通指出的，“遵循享乐主义，追逐眼前的快感，培养自我表现的生活方式，发展自恋和自私的人格类型，这一切，都是消费文化所强调的内容。”人类似乎天生倾向于享乐（所谓趋乐避苦），而消费活动则是实现享乐最现实的途径，离开了现实的消费活动，享乐就成了水中月、镜中花。但遗憾的是，享乐性消费是需要条件的，在人类社会发展的相当长时间内，享乐还只是极少数人的特权，绝大多数人还处于低层次的满足上。只是到了现代社会以后，才使得普通人的这一欲望也得以实现。实现的条件表现在：首先，现代社会物质丰裕，商品成为现代性的标志，现代社会成了商品的海洋；其次，消费者的消费能力也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大大增强，消费者有了自主权，在消费市场上能够随心所欲地进行个人自由的选择，商品被赋予了塑造个性、发展个性的功能，现代性不仅承诺了上述具有消费自由的生活方式，而且亚当·斯密在市场上自由买卖和交换的消费者形象也真正得到实现；最后，从国家与政府来说，也顺应社会民主和民生的要求，通过鼓动消费来迎合民众需要，改变自身形象，增强自身存在的合法性。上述三方面一拍即合，使得社会迈向了后物欲的享乐主义时代。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死屋手记》中的话道出了这一时代景观：“把所有经济上的满足都给予他，让他除了睡觉、吃蛋糕和为延长世界历史而忧虑之外，无所事事，把地球上的所有财富都用来满足他，让他沐浴在幸福之中，直至头发根。这个幸福表面的小水泡会像水面上的一样破裂掉。”消费文化与现代性的条件、现代社会的统治主体以及现代性消费能力紧密相连，在西方掀起了大众消费运动，百货商店和购物商厦以及体育娱乐、博彩、购物、旅游等拥有更多的群众。正如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1）所言：“现代社会的文化改造主要是由于大众消费的兴起。”埃尔潘则指出，大众消费所具有的一个积极意义是引发了有益的“社会效仿”，而且这种社会效仿具有消弭社会冲突、实现社会和谐的间接功能。在大众文化的浪潮中，美学文化、高雅文化被一种追求享乐的消费文化所代替。科学技术的流水线生产方式和大众媒介的集中传播方式，使得文化产品大众化、雷同化；艺术被大规模再生产和消费，培养了大众的同一审美方式，相似的文化品位，致使个性的丧失和思考的懒惰，从而加深了人文精神的衰落。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在商品经济发展中转变为消费文化的合理性。西方消费文化以科学技术为前导，把自然作为被剥夺的对象，这虽然导致了物质财富的成倍增长，但却付出了人和自然严重对抗以及人性堕落的昂贵代价，这就是法兰克福学派所批判的“启蒙的辩证法”，即科学技术发展的“辩证法”。

从思想渊源看，法兰克福学派追随着黑格尔否认物质力量、追求绝对精神的理性主义，张扬着德国浪漫主义、唯美主义，信奉弗洛伊德的人本主义、性欲解放主义，对资本主义持马克思的批判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对工业文明和生活方式的批判虽然不是像马克思主义那样立足于经济基础而究根寻源，但也不是停留在对资本主义现实的表面批判，而是致力于揭露事情背后的意识形态真相，其特色是对启蒙运动以来的理性（其实质为工具理性）质疑，特别是对科学技术带来的后果的批判，并进一步推进到对消费文化的资本逻辑的批判。科学技术发展导致了生产领域、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全面的单向度性，并制造出单向度的人，这种人之所以是单向度的，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只追求物质享受，而放弃精神追求，也就是说，只有物质向度而缺乏精神向度；二是只具有肯定意识，丧失对现实的否定批判和超越能力，也就是说，只有肯定的向度而没有否定的向度。

当代发达工业社会特征是“生产过剩”，整个社会的存在必须依赖过度消费商品。技术越进步，生产得越多，要求消费的商品也越多。然而，在发达工业社会，个人需求在表面真实的需要背后其实是一种虚假的需求。虚假的需求是指那些在个人的压抑中因特殊的社会利益而强加给个人的需求，“这些需求使艰辛、侵略、不幸和不公平长期存在下去”。主要表现形式为通过广告宣传等媒体手段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商品消费上，通过异化的消费来使得自己获得幸福的体验：“按照广告来放松、娱乐、行动和消费，爱或恨别人所爱或恨的东西，这些都是虚假的需求。”

法兰克福学派的另一位杰出代表弗洛姆早在1955年就指出：“消费同生产一样，也是异化的过程”。首先，消费者的能力与产品的实在功能存在着分裂。消费的异化是人们消费的商品并不真正与自己的能力相匹配，而是有可能用钱买来仅仅是为了占有或炫耀，就像不会弹钢琴的人也要在家里显要之处摆上钢琴一样。只要有了钱（而不管金钱的获得途径是否正当，获取方式与使用方式已经分离）就有了消费权（包括使用商品也包括任意毁坏商品）。其次，消费成为虚假的行为，消费的产品是广告制造出来的虚构之物，喝的是商标，吃的是幻想。再次，消费者处于物的包围之中，但对这些物的性质和来源却一无所知。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操纵了虚假的需求，提供了满足这些需求的手段，并用一种虚假的意识把民众束缚起来。统治者制造出“虚假的需求”以实现强迫性消费，进行巧妙的“消费控制”: “产品有灌输和操纵作用，它们助长了一种虚假意识，而这种虚假意识又回避自己的虚假性。随着这些有益的产品在更多的社会阶级中为更多的个人所使用，它们所具有的灌输作用就不再是宣传，而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它是一种好的生活方式——比以前的要好得多，而且作为一种好的生活方式，它阻碍着质变。因此，出现了一种单向度的思想和行为形式”。接受了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就意味着接受了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人们臣服于资本主义的经济目的，消费成为实现它的一种手段，它使积累财富成为经济活动的目的和目标。而人们乐于接受这种消费模式，没有需要和意识要去反抗或表示不满。相反，任何鼓励消费和扩大消费的宣传和思想都自觉或不自觉地从社会大众那里获得赞同，并转化为乐此不疲的生活实践。

作为新马克思主义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把马克思所批判的资本操纵由生产领域延伸到了生活领域。他们彻底抛开了韦伯的新教伦理的资本主义精神价值上的优先性和崇高性，他们继承了马克思的观点，揭露了人们所崇拜的资本的真实本质的劣根性。在现代社会，人们往往认为资本的运作逻辑与生活的逻辑是一致的——资本运作得越好，人们的生活就越幸福。法兰克福学派指出这只是一个假象，甚至是骗局。毋庸置疑，今天的资本生产为我们提供了如此丰富和多样的消费物品和条件，让人们沉溺于自由自在的购物和享受当中，从而赢得人们不怀疑、不反思、不批判的信念态度，同时达到对现代资本存在方式的认同和拥护。在他们看来，如果说，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资本构成了社会生产理性化的原动力，合理化生产方式构成的社会结构；要扩大生产规模，生产出更多的产品，生产资本化，与此相应的这一运动必然带来大众消费运动。那么资本主义发展到现当代，生产资本主义被消费资本主义所替代。对生活产品的重视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区别于早期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现代社会的一个特征是人被物包围着，琳琅满目的产品令人应接不暇。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追求物质享受并不是人的本质特征，但是，在现代西方社会里，人们恰恰把物质需求作为最基本的需求。一旦把追求物质享受这种“虚假的需求”奉为信条，就出现了与整个社会制度的“一体化”，人们丧失了社会批判意识。这样，统治阶级借着商品的大量制造和消费，消除被压迫者的抗争意识。工业社会的企业和市场仍在自由运行，但本应助长和保护的思想、言论和良心的自由却被压抑了。大众在不知不觉中把社会需求转化为个人需求，大众生活方式开始走向一体化，例如：工人和老板享受同样的电视节目，游览同样的娱乐场所；打字员打扮得同她雇主的女儿一样漂亮；黑人也拥有了高级轿车。普罗大众生活水平的提升并不意味着他们生活方式品位的提升。他们也许没有意识到，这是社会生产过剩需要解决危机的需要，并由此带来了政治的非政治化、反抗意识消失的社会效果，忧患意识转变为肯定罪恶现实的“幸福意识”，这都是维护当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所需要的。正如马尔库塞指出的：“发达工业社会的显著特点是，它有效地窒息了那些要求解放的需求，同时它维护和开脱富裕社会的破坏力和压制性功能。”最终大众消费文化沦为了维护统治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工具。社会的政治需要成了个人的需要和渴望，从而成就了统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大众消费文化的盛行已经深深地影响着当代人类社会层面和个人精神层面原有的理念与观念。资本主义社会陷入了严重的文化危机。这恰恰是法兰克福学派最关心的也是最忌讳的结果，因为文化的危机意味着人的本质和人的意义的丧失，而这种文化危机首先是消费文化的危机，或者说是消费主义文化的盛行造成的。法兰克福学派需要的不是低俗的消费主义文化，而是具有批判意识的精英主义文化。法兰克福学派要批判的就是没有批判意识的消费文化。

二 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消费文化

与法兰克福学派对工业社会消费文化批判相媲美的是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日常生活批判理论是一种新兴的文化哲学理论。它的兴起代表了日常生活世界摆脱现代理性的控制以及摆脱后现代符号控制的需要，是人性和浪漫主义向生活世界的回归，或者说是解放日常生活世界的一个重要转向。这种理论的最著名代表亨利·列斐伏尔（H. Lefebvre）认为，异化不仅存在于政治、经济等领域，而且存在于日常生活领域，资本主义对社会统治的重心不再是生产而是消费，不再是经济与政治领域而是日常生活领域。这便出现了所谓现代日常生活的“恐怖主义”现象：有形的、局部的、外部的、直接的物质统治，被隐形的、内在的、无孔不入的抽象统治所取代；它饱受由工具理性和现代技术所主导的工业文明和官僚统治制度所带来的异化之苦，自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以来，它日益经受着语言和符号的霸权。因此要展开日常生活批判，也就要将日常生活世界从被控制的异化状态中解放出来。首先要确定日常生活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传统社会是滕尼斯所讲的共同体社会，日常生活的氛围很浓，各种家庭聚会、村落集会、民俗祭事活动频繁，人们在私人空间生活的时间与在公共空间生活的时间一样长，说明日常生活得到高度重视。但是到了现代社会，公民日常生活的乐趣往往被公共生活所剥夺，或者说日常生活（如消费）是为公共生活（如政治、生产）服务的，日常生活逐渐退出社会的中心。这一变化被列斐伏尔所看到。在列斐伏尔眼中，日常生活世界是一个包含丰富内容的整体，平凡和琐碎只是它的表象。虽然日常生活在现代、后现代社会被高雅文化、专业技术所疏离，但在这个世界自有人间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这个世界按照自己轨迹运行着。列斐伏尔笔下的日常生活世界是一个包含着需要和欲望、快乐和快乐的缺失、满足和欠缺等由对立面构成的矛盾的世界。它虽然不是一个伊甸园，但却是日常实践活动的活跃空间，是总体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的基础层次而且是奠基层次。正因为这样，日常生活世界这种无意识的自然生活状态必然受到来自有意识的理性世界的侵蚀和控制。日常生活世界并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自由自在的世界，从而逃脱不了异化的命运。然而可悲的是，日常生活中的个人在科学技术的蒙蔽下、在意识形态的欺骗中并没有意识到其异化的状态，日常生活由“自然的无意识”进入“现代性的无意识”状态，日常人被现代社会同化了，他们具有的清楚意识就是接受和认可来自社会的统治。现代技术和政治制度自身正是在日常生活异化的无意识状态中被生产和再生产出来，取得了类似于法兰克福学派所讲的“合法性”。在对日常生活世界异化的批判当中，列斐伏尔对消费异化的批判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列斐伏尔提出了“（社会的）空间是（社会的）产物”的核心观点，说明社会的空间正在取代自然的空间，自然的空间转变成资本的空间、消费的空间、权力的空间。在列斐伏尔看来，如果说在传统社会（旧资本主义社会）是经济因素起决定作用，那么现代（新资本主义社会）日常生活已经取代了经济因素的地位。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随着西方消费社会的兴起，社会由物质生产主导转向消费文化主导，日常生活的作用更加凸显出来。这样列斐伏尔就特别关注日常生活中的消费研究。在列斐伏尔看来，在现代，日常生活主要成为一个消费控制的世界。他把现代消费社会称为“消费被控制的官僚社会”，消费被科层制和工具理性所主宰，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到了信息和网络时代，科层制和工具理性借助于语言和符号这一更强大的形象体系来实现对消费进行无形的但更深入的控制，与官僚机制遥相呼应的媒介广告等符号所赋予的消费文化充斥着日常生活，这种无形的统治更恐怖，因为这使人们意识不到、捉摸不到这种统治。与僵硬的强制性的政治控制相比，语言符号的控制显得喜闻乐见和“人性化”，何况传播的是与人们的日常消费生活息息相关的信息，人们非常乐意接受这种统治，他们放弃自己的真实欲望和实际需求，愿意为广告所做的消费产品埋单，愿意听从营销机构的消费导向购物，久而久之，消费者听从将他们置于异化之中的符号语言的安排，成为一种强迫自己的行为，甚至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列斐伏尔尖锐地指出：“这是一个对异化高度无意识的异化的社会，无意识的特征意味着这是最坏的异化”。作为一个高度异化的符号统治空间，消费变得越来越抽象了，处于这样一个抽象空间中的消费者丧失了与自我本性、物质世界、具体的物（商品）之间的联系，他所面对的仅剩下无处不在的符号，甚至连他自身也被淹没在符号中了，成为一个符号。消费异化与劳动异化相比较，劳动异化丧失了人的本质力量，但人作为实体还在，而消费异化连行动主体自身都丧失了，自我找不到归属，只处于一个抽象的符号空间中，虚无缥缈无处着落，其境地如“温水煮青蛙”，而且消费者自身对自己的处境还浑然不知，不像马克思视野中的遭受劳动异化的无产阶级那样有反抗的自觉意识，反而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种消费的异化，因此所带来的社会悲剧性更大。要指出的是，日常生活的符号空间从宏观上是有强烈意识的。在符号空间中，有一种符号语言具有霸权，也是最为活跃的，就是意识形态，它生产再生产着社会结构，控制着包括消费在内的无意识日常生活，并以无意识的日常生活作为官僚统治的基础。当然，当意识形态这样做的时候，是非常隐蔽的、深藏不露的，就像一个躲在后面冷冷看笑话的老谋深算者，是如何看到自己的控制对象实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一样。意识形态有时也会大肆宣扬，让消费者感觉到它的存在和力量。意识形态家如今也学会用迷人的生活语言进行决策，使用“系统”“结构”“和谐”“有序”“需要”等之类的术语，并在政治术语上加上了感情色彩，掀起政治浪漫曲，收敛符号暴力的锋芒，来赢取民心。被这些温情脉脉的符号所掩盖但实质上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意识形态，通过宣传和教育所传承的个人，会以为这些情感和观点就是他的行为的真实动机和出发点，从而陷入先验的客观主义。人们没有意识到他们所信仰的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欺骗性以及隐藏的压迫力量。格尔茨曾引用西奥多·盖格尔的比喻来说明对意识形态的看法：“由社会事实所确认的思想像一条纯净的溪流，水晶一样干净、透明；意识形态化的思想像一条肮脏的河流，积满泥沙，被流入河中的脏东西所污染。”西奥多·盖格尔对意识形态的贬义也被列斐伏尔所认同。

列斐伏尔看到，在现代社会，消费发挥着前所未有的积极维护功能：当日常生活消费如火如荼之时，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兴旺之日；当人们兴高采烈地投入购物狂潮的时候，他们也在参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他们的消费空间越符号化、越抽象，由官僚机构控制的资本主义的空间就越充实、越有力量。总之，社会消费增长的上扬线，是反映社会结构稳定的指示器。如此看来，现代个体的消费既是对社会符号空间的消费，又是对统治语言符号的社会空间的消费。对于语言和符号消费意义的强调表明列斐伏尔的理论在根本上也是一种文化转向，使得列斐伏尔对日常生活的批判与对消费文化的批判结合了起来。他对日常生活的批判也是对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批判，要求把反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制度的宏观革命同日常生活领域的微观革命结合起来，革命必须从基层开始，由下至上地展开。列斐伏尔对日常生活的批判的目的是为了重建日常生活，恢复日常生活的整体性与丰富性。日常生活并没有也不可能被完全异化，就如同人们的欲望是不可磨灭的一样。“对列斐伏尔而言，欲望是与同工具理性和技术官僚统治相对立的自发的生命力和创造性联系在一起的，自然不过是欲望的另一个名称。”在这里，列斐伏尔搬出了弗洛伊德的“本我”作为解放的革命力量，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弗洛伊德的马克思主义殊途同归。以欲望为本体的日常生活解放是一场微观革命，却有远大的目标。这场微观革命主要是通过主观革命的道路来变革现存的人们日常生活方式和现存的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和礼仪习俗，让日常生活成为艺术品，使现存日常生活人道化，使人能够真正成为全面的人，而不是现代日常生活中被消费所控制的人。

在消费文化研究思想史的发展过程中，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具有重要的无可替代的位置。按照大流派归类，列斐伏尔可归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谱系。他延续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传统，但作了一个重大转向，即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以生产过程为中心的异化批判转向以消费与日常生活为中心的异化批判。在马克思那里，消费异化也得到了关注，但马克思是在劳动异化和商品拜物教的基础上展开批判的，消费异化是劳动异化和人的物化的结果。但在列斐伏尔这里，以消费为基础的日常生活本身就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基础，对整个社会而言具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作用，尤其到了发达的现代社会，消费异化已经成为中心问题。当然，列斐伏尔也认识到，日常生活受到社会控制，消费异化与社会环境有关，尤其与当代社会的符号、语言的压抑有关，但解决问题的关键是要对个性主体的日常生活自我意识进行革命，让他们从浑然不知的蒙昧状态下解放出来，这与法兰克福学派所倡导的主观革命有异曲同工之处。法兰克福批判理论认为现代人成了肯定现存社会的单面人，希望通过对现实的批判来唤醒群众的意识，以破除他们的假意识，唤起群众行动来改革社会现状，迈向合理的社会秩序。与法兰克福批判学派一样，列斐伏尔也喜欢将生活艺术化，因为艺术始终以感性和审美的形式追求个性解放和本能欲望的满足，形成对异化现存的否定。但与法兰克福学派不同的是，法兰克福学派对工业社会生活及消费的关注是社会结构性的，是宏观的视角，他们对科学技术构建生活需要虚假性的批判、对官僚体制社会生活管理的工具理性主义的批判、对文化工业制造同一的大众消费文化的批判，都表现出这一特点。也就是说，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一样，法兰克福学派也持有社会结构决定生活及消费的观点，不过他们所讲的具有决定性作用的社会结构的构成因素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不是经济基础和社会生产，而是上层建筑，确切地说，就是包括官僚政治统治在内的意识形态，科学技术也成了意识形态，文化工业则成为意识形态中的审美程序，如此等等。也就是说，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理论是一种微观消费文化理论，他批判了在日常生活领域的文化消费异化现象，从而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