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混搭心理研究与现实中国社会的发展（卷首语）

吴莹 赵志裕 杨宜音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 第12辑

第1～10页

©SSAP, 2017

摘要：自文化混搭心理研究范式提出后，研究者们不仅将其应用在探讨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与社会变迁中，还运用这一范式关注中国现实社会发展过程，探究中国社会文化变迁中人们特有的心理及行为机制。本刊收录的八篇论文大多采用实证研究范式，研究内容涵盖诸多理论与应用研究领域，探讨了不同文化混搭情境中的地位感知对创造力的影响、文化价值观与族群关系认知、文化适应过程、文化排斥反应、政治参与效能感、文化规范与权威认同等领域的问题。本文进一步强调以上研究的社会现实性，并试图进一步凸显文化混搭心理研究对深入探究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文化混搭心理研究 中国社会发展 社会变迁 外部效度

一 文化混搭心理研究：对高速发展的中国社会之回应

2011年，中国的城市化率达到51.3%，这是中国城市化率首次超越50%。城市化率是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有研究者（高珮义，2004）指出，50%是城市化过程的节点，超过这个节点，社会发展将会达到较高水平，城市文化普及最快，城市辐射力最强，城市问题与社会矛盾不断积累并被激化。也有研究（李璐颖，2013）通过对比英国、德国、美国、巴西、中国和印度等国家城市化率达到50%时的经济水平、社会保障、意识形态、文化观念等各项发展指标，发现各国虽然城市化率达到50%时的年份不同（例如英国是1851年，美国是1920年，日本是1955年，巴西是1965年），但其各自的社会状况具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处于30%～50%的快速城市化阶段的城市，其社会状况表现为经济水平高速发展，社会矛盾突出，文化与价值观发生巨大的转型与变迁；在50%～70%的稳步发展阶段，社会状况又表现为偏重社会发展，重视社会保障与公共产品建设，重视文化艺术的发展，并开始应对价值观冲突与转型等。

社会发展带来的心理变化是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社会心理学家关注的焦点，同时也是中国社会心理学家在目睹与体悟中国社会高速发展之后想要探索的课题。宏观的经济水平变化、制度的转型、环境的变化都是反映社会变迁的客观指标，这些客观变化在个体心理水平上又能烙下怎样的印记？它们将会引发怎样的心理与行为的变化？美国学者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主持的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 WVS）是一个很好的探索社会发展阶段与价值观变迁的研究案例，该项研究通过数年多次在全球93个国家的调查发现，现代化进展给人们带来物质的丰裕，而物质满足与生存安全保障将会改变人们的人生目标、信念与价值取向，使人们实现从传统价值观（traditional values）到世俗理性价值观（secular-rational values）的转变，也会导致从满足基本生存需求的价值观（survival values）到自由表达价值观（self-expression values）的转变（Inglehart, 1997）。该研究因其对社会发展现状敏锐的观察、对世界价值观清晰而简捷的分类及调查数据的翔实丰富而在多个学科中引发广泛的反响与回应。

文化混搭心理研究也是对社会发展及变迁的有力回应。在快速的社会发展中，文化间的混杂与碰撞既可以产生创新与创意，也可能产生污染、排斥与抗拒（Chiu, Gries, Torelli, & Cheng, 2011）；文化有区隔的功能，在互动中凸显边界、区隔群体、划分等级与地位、制造群际冲突，为内群体成员提供情感依恋与生命意义解释，也使内群体成员因担忧文化纯洁性而做出排斥外文化的反应；文化间接触又可以强化文化天生具备的生长性、过程性与建构性，使之在相融与共生中生产出新的文化（吴莹，2016）。文化混搭可能发生在物质性领域，也可能发生在象征性与神圣性领域，人们对物质领域的文化混搭产品更宽容，象征性与神圣性文化领域的混搭被人们拒斥，引发冲突与争端（彭璐珞，2013）。作为人们实践与共享的知识体系，文化涵括范围广泛，既可指在家庭、单位、组织等小群体中共享的知识话语，也可以指学科、性别、族群甚至国家范围内共享的价值与行为规范（Chiu, Kwan, & Liou, 2013）。因而文化混搭也是探究中国当下现实问题的切入点，探讨中国社会转型中传统与现代文化观念交锋、不同阶层地位群体间的文化碰撞，不同性别群体观念差异，族群间心理与行为方式的沟通，其间渗透出的社会变迁、权力与地位关系、社会融合与文化适应、全球化与本土化等问题均是对中国现实社会的观照。

二 本辑内容概要：关注中国社会问题的文化混搭心理研究

在本刊第九辑文化混搭心理研究-Ⅰ中，赵志裕、吴莹和杨宜音（2015）曾撰文指出，文化混搭作为文化与心理研究的新里程、新思维，为社会心理学与文化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与基础。第九辑中的多位作者曾围绕着“文化混搭与文化会聚心理”这一主题探讨了人们对文化混搭的不同反应、影响文化混搭反应的因素、文化混搭对人们自我及身份认同的建构以及文化混搭与社会变迁的关系等（彭璐珞、赵娜，2015；邹智敏、江叶诗，2015；杨宜音，2015；吴莹，2015；谢天，2015；张楠、彭泗清，2015；陈咏媛、康萤仪，2015），这些论文以理论建构、观点整合为主，对文化混搭心理研究进行了开创性探索。

文化与社会心理学的研究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对文化进行类型区分与维度分类的跨文化心理研究范式、细致深描某一文化对心理过程特殊影响的文化心理学范式，强调不同文化情境激活人们特定认知模式的多元文化心理研究范式以及从社会历史发展视角，强调文化间关联对心理过程影响的文化会聚心理研究范式（赵志裕、吴莹、杨宜音，2015）。在对以往文化与社会心理学研究范式的回顾中，赵志裕等人提出了“文化会聚心理学”（psychology of polyculturalism）的研究范式及理念，以便区别于已有关于文化的社会心理研究，进一步将视野聚焦于全球化与社会变迁引发心理变化的现实中，使社会心理学研究对社会现实更富有解释力（Morris, Chiu, & Liu,2015；赵志裕、吴莹、杨宜音，2015）。

自2015年本刊第九辑成稿至今，文化混搭心理研究在回应全球化与社会变迁问题中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成果，发展出一系列关于文化混搭心理的实证研究，一部分成果发表在国际知名文化与社会心理研究刊物《跨文化心理学刊》（Journal of Cross-Culture Psychology）2016年第10期的文化混搭心理研究专刊中，聚焦全球范围内的文化混搭心理现象；另一部分成果便是在本辑中刊出的八篇研究论文，集中对中国社会当下的文化混搭心理现象进行研究，体现了诸位作者对当下中国社会文化心理的观察、思考、体悟与探索。

本辑收录的论文有以下特点。

第一，研究问题紧紧围绕着当下中国社会中的文化混搭心理现象，具有强烈的现实性。

第二，研究范式以社会心理学传统实证研究为主，研究方法大多为定量研究，包括心理实验法、问卷法，也有两篇论文尝试了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见本辑《汉语二语者文化混搭性及文化适应的情感特征、影响与缓冲机制》和《多元文化经验增强外文化排斥反应？——开放性和本文化认同的作用》两篇论文）。

第三，综合起来有两点理论创新值得强调。第一点是扩大了“文化混搭”这一概念的含义，并使文化混搭心理研究扩展到各个领域，使其对社会现实的关注更具契合性，例如本辑论文涉及的“文化混搭”不仅指本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的碰撞与混搭，较多研究还在不同群体边界的基础上，将文化视为群内成员共享的知识体系，将文化混搭的含义扩展到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的文化混搭、不同民族间的文化混搭、城市与农村的文化混搭、现代文化价值观与传统老字号产品的混搭以及社会变迁中传统与现代价值观与规范的混搭。第二点是延续并扩展了已有的、经典的文化混搭心理研究范式，例如张庆鹏、卢芳（见本辑《文化混搭条件下的地位感知对弱势方个体创造力的影响》）的研究在文化混搭与创造力研究（Leung & Chiu, 2010）的基础上加入等级及地位差异的视角，扩展了文化混搭与创造力研究对现实社会情境的解释力；利爱娟、杨伊生的研究（见本辑《外群体知觉与文化依恋：民族本质论的中介作用》）将本质论、文化依恋、文化刻板印象创造性地运用在对民族关系认知的研究中，有助于更深入理解民族关系认知的内在复杂机制；伍秋萍、胡桂梅的研究（见本辑《汉语二语者文化混搭性及文化适应的情感特征、影响与缓冲机制》）探讨了全球化背景下来华学习的外国人的文化适应现象，该研究是对文化混搭情境中文化适应研究领域的补充；胡洋溢、韦庆旺、陈晓晨的研究（见本辑《多元文化经验增强外文化排斥反应？——开放性和本文化认同的作用》）指出丰富的多元文化经验不仅可以提升人们的创造性，在特定边界条件下还会导致文化排斥反应，这一观点对已有文化排斥反应研究（Chiu, Mallorie, Keh, &Law, 2009）进行了理论补充；张春妹、朱文闻的研究（见本辑《流动儿童的双重文化适应与心理适应：家庭功能的中介作用》）将文化混搭概念引入中国特有社会现象——城乡二元制导致的流动儿童文化适应问题分析上，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周懿瑾的研究（见本辑《当传统遇到现代：文化排斥效应对老字号现代化的影响》）将文化排斥反应研究应用在对老字号产品现代化问题的关注中，扩展了社会心理学研究成果在品牌营销领域的应用；张曙光的研究（见本辑《群己关系视角下社会个体化对政治认知及政治效能感的影响研究》）探讨在传统与现代观念的混杂中，社会变迁中的中国人政治参与认知的变化，这一研究综合了政治学、社会学与心理学的视角，具有一定的跨学科创见性；赵锋的研究（见本辑《儒家伦理、国家民族观与权威认同的危机》）则从社会学的视角探讨社会变迁中的中国人如何应对传统儒家伦理规范与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带来的束缚。

第四，研究内容聚焦两个主题：（1）地位阶层认知与群际接触中的文化混搭心理，包括五篇论文。

如前所述，文化的含义广泛，可以涵盖现实社会中的各种类别，包括性别、组织等小群体，也包含族群、民族、国家等较大范畴，文化混搭既可以指小群体间的文化碰撞与冲突，也可以指大的族群、民族、国家及城乡范围内的文化碰撞与融合。收录在这部分的有五篇研究论文，分别从性别文化及国家间文化混搭、民族文化混搭、外来者与本地文化混搭、外国与本国文化混搭、城市与农村文化混搭等方面，探讨了人们在各种文化混搭中的心理过程。五篇论文紧扣当下中国社会现实，通过实证研究探索群体与文化互动中的心理过程。

张庆鹏、卢芳的研究（见本辑《文化混搭条件下的地位感知对弱势方个体创造力的影响》）探讨了文化混搭情境中人们的地位认知——“平等地位感知的均衡取向”和“低地位感知的失衡取向”——对创造力的影响过程，该论文利用四个研究逐层推进，分别验证在不同文化混搭情境（性别混搭与国别混搭）中人们不同的地位认知对个人创造力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中间机制。研究1探讨女性在集体活动中针对两性位置的分配取向与其创造力的相关关系，建立地位感知影响创造力的理论模型；研究2在此基础上考察了女性的均衡性（即平等的）地位感知对创造力的促进作用；研究3将文化混搭的类型从性别框架扩展到国别框架，考察中国大学生在“中美混搭”场景下的国家地位感知对其创造力的影响，一方面验证均衡地位感知提高创造力的跨领域一致性，另一方面检验独立性自我构念在其中所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4进一步挖掘均衡性地位感知提升创造力背后的心理机制，发现群体归属需求在其中的中介效应。

利爱娟、杨伊生（见本辑《外群体知觉与文化依恋：民族本质论的中介作用》）以蒙古族被试为研究对象，探讨了蒙古族在蒙汉文化互动与交往中的心理过程。该研究建构的第一个理论模型发现，蒙古族被试对蒙汉民族距离的感知、蒙汉民族整体阶层差异的感知正向预测蒙古族被试对汉族的刻板印象，这一刻板印象是指积极的刻板印象，从能力与情感两个维度划分，例如“汉族人是有能力、有才干的”, “汉族人是诚实、可信、热情、友好的”等。该研究建构的第二个理论模型认为，族群间积极的刻板印象有利于人们消解对本族文化的消极依恋（焦虑和回避型的文化依恋），使本族文化更可能成为人们情感依恋与追寻生命意义的基础，而其中的民族本质论思维起中介作用。

伍秋萍、胡桂梅（见本辑《汉语二语者文化混搭性及文化适应的情感特征、影响与缓冲机制》）的研究探讨了来华读书的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与适应的问题，胡洋溢、韦庆旺和陈晓晨（见本辑《多元文化经验增强外文化排斥反应？——开放性和本文化认同的作用》）的研究从相反的角度研究了有国外生活经历的中国人对外文化与中国文化混搭的态度反应及其中间心理机制。两个研究非常相似，它们从中国文化与外国文化互动关联的不同方向，富有现实感地关注与聚焦人们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文化适应过程以及对文化碰撞与沟通的态度反应。

伍秋萍、胡桂梅（见本辑《汉语二语者文化混搭性及文化适应的情感特征、影响与缓冲机制》）以在华读书的外国留学生为研究对象，探讨这些汉语二语（CSL）学习者在华文化适应的群体特征及其适应压力的心理成因和缓解的途径。研究发现CSL学习者的文化适应遵循U形变化规律，来华半年至一年的压力感知最强烈，思乡情感和与中国文化的焦虑型依恋关系是适应压力形成的主要原因；进一步的中间心理过程分析发现，思乡情感造成了CSL学习者对中国文化的焦虑，形成文化适应压力，并进一步给学习者的文化探索行为、文化承诺、学习满意度带来影响；研究也发现，在华学习留学生面临的文化适应压力可以通过与中国朋友的交际经验而得到缓解，这种人际的互动相比饮食、旅行等文化接触经验更有效缓解文化适应中的压力。

胡洋溢、韦庆旺和陈晓晨（见本辑《多元文化经验增强外文化排斥反应？——开放性和本文化认同的作用》）的研究发现，多元文化经验不仅可以提升人们的创造力，还会增强人们对外文化的排斥反应。该研究有创见性地考察了三种具有不同多元文化经验的被试对文化混搭情境中外文化的态度和反应，发现对于多元文化经验较少（从未出国和留学美国时间4～6个月）的被试，其开放性性格特质的高低不影响他们对文化混搭情境中外文化态度；而对于多元文化经验较多（留学美国时间2年以上）的被试，高开放性特质会使他们对文化混搭情境产生更强烈的外文化排斥反应，同时，多元文化经验和开放性的交互作用只存在于那些中国文化认同较高的被试身上。对部分被试的深度访谈进一步验证了这一过程。这些研究结果对“认知深加工产生整合反应，认知浅加工产生排斥反应”的观点提出了重要补充。

当下中国社会的城乡二元结构使社会问题与文化冲突凸显和锐化。对生活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特殊群体——流动儿童的文化适应问题的探讨显得非常重要。张春妹、朱文闻（见本辑《流动儿童的双重文化适应与心理适应：家庭功能的中介作用》）的研究发现，流动儿童对城市文化的适应与其对农村文化的适应相比要更好，其城市文化适应对自尊和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农村文化适应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预测作用。在城市文化适应对自尊、生活满意度的正向预测关系中，家庭功能起部分中介作用，在农村文化适应对生活满意度的正向预测关系中，家庭功能起部分中介作用。

（2）传统-现代文化混搭心理研究，包含三篇论文。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碰撞是社会变迁过程的体现，表现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例如价值观念的冲突、道德标准的多样性、行为规范的多重性、政治参与的不确定性等，亦是不同学科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例如社会学家滕尼斯对传统社区与现代社会的区分，又如20世纪初学者们对中西文化的论争。本部分收录的三篇论文从不同角度呈现了当下中国社会中传统-现代文化碰撞对个人心理行为的影响，从消费行为学和品牌营销视角探讨消费者对老字号产品现代化的态度，现代社会的中国人受怎样的权威规范影响，是传统的儒家伦理规范还是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在受个体主义影响的中国社会，人们的个体化程度如何影响其政治参与的动力？

周懿瑾的研究（见本辑《当传统遇到现代：文化排斥效应对老字号现代化的影响》）发现，当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混搭时，人们会扩大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感知差异，并产生排斥效应，表现为降低对老字号的评价。但这种排斥效应存在一个调节变量——文化相容性。当传统文化元素和现代文化元素所反映的价值观不冲突时，即文化相容时，排斥效应会消失。研究结果对文化混搭理论、品牌延伸理论有一定的贡献，亦为老字号的现代化、年轻化提供参考。

张曙光在他的研究（见本辑《群己关系视角下社会个体化对政治认知及政治效能感的影响研究》）中指出，在个体主义影响下，人们的个体化倾向将会影响他们政治参与的效能感。研究使用大型调查数据CGSS数据，分析发现人们的社会个体化倾向直接或间接影响其“政治效能感”，对“内部政治效能感”产生微弱影响，不同的“政治认知”模式（情理型政治认知与法权型政治认知）在其中起中介作用。

赵锋的研究（见本辑《儒家伦理、国家民族观与权威认同的危机》）发现，当代中国人在日常行为中受两种不同权威规范的制约：儒家伦理的权威观与国家民族的权威观。儒家伦理的权威观主张通过保障性手段来实现生活共同体内部成员间相对而具体的权威关系。现代国家民族的权威观要求通过对人的塑造来实现主权-国家-民族对行动共同体内部所有成员抽象而绝对的权威关系。一方面，两种不同的权威规范造成中国人权威认同的危机，另一方面两种规范在碰撞中也有融合的可能性。

三 结语

文化混搭心理研究始于对社会变迁的关注，这种关注在本辑收录的研究中被充分诠释。从地位认知、阶层差异、民族关系、中外文化适应、城乡二元社会中的文化应到对传统-现代文化冲突中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行为倾向等，对以上诸多主题的研究中无一不发现文化混搭心理研究与现实社会问题联系之密切。从第九辑文化混搭心理研究的理论探讨，到本辑文化混搭心理研究的实证心理研究，文化混搭心理研究在解读社会问题方面逐渐开枝散叶，有了一定的成果积累。

本刊刊登的八篇论文不仅内容丰富，还跨越不同的学科和研究领域，如社会学、民族学、政治学、消费行为学等。论文作者也来自国内不同的专业院所，他们中大多数人受过的心理学专业训练与其在不同专业院所的工作经历本身就是学科间的文化混搭，工作及研究经历使他们视野开阔，问题意识更加明晰，在关注社会现实与社会问题上更有优势，这些有助于他们的研究突破传统社会心理学研究从情境到行为的微观过程，进一步考察了更为远端的历史性或制度性因素对个体心理及行为的影响过程，提升了研究对现实社会发展的外部效度。希望未来有更多研究从文化混搭心理角度探索中国社会变迁的过程，在理论与现实上对文化混搭心理研究有所推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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