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中期四大区域的民族融合与华夏文化类型

曾文芳

提要：战国中期，土地兼并与民族融合加速，在华夏文明多圈层、多类型的结构模式下，形成了楚文化、齐鲁文化、燕赵文化和秦文化四个主要文化类型。楚国以军事占领、文化改造为主导吸收了众多南方民族文化成分而形成楚文化类型；齐国和鲁国民族融合，形成了礼乐传承与学术交流并重的齐鲁文化类型；燕国和赵国融合形成燕赵文化类型，兼具农业和游牧二元文化耦合特征；秦国崛起于西戎之地，兼并融合了羌戎民族，形成重法集权、强调功利的秦文化类型。至战国后期，这些文化类型又随着中华大一统政治格局和汉民族的形成而融入更大的汉文化系统。

关键词：华夏文明圈 楚文化 齐鲁文化 燕赵文化 秦文化 汉文化系统

战国中期正处于社会大动荡大变革、思想文化大解放大繁荣的特殊时期，也正值中国大一统政治格局构建、华夏文化转型发展、汉民族形成前夕。此阶段，以“七雄”政权为核心的华夏文明圈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迅速扩张与传播，四方各族以多种形式陆续融入了华夏族大家庭，尤其是秦人和楚人的彻底华化，促使华夷观念迅速淡化。

民族大融合促进了文化结构的深度整合与重新建构。随着政治大一统的迅速推进，战国中期的文化分布格局较春秋有了更鲜明的层次感，主要表现为南方楚文化、北方燕赵文化、东方齐鲁文化和西方秦文化四大类型并存，其区域性特征在物质载体层面体现较多，如钱币，秦地多流行圆钱，三晋多流行布币，楚地多流行铜贝，齐鲁燕多流行刀币等；意识形态层面也差异显著，如官制、学说流派、文字等。同时，在这些文化类型的内部，以及相邻文化类型之间还并存着众多亚文化类型，如楚文化里的巴蜀文化、吴越文化，燕赵文化里的中山文化，等等，充分反映了华夏民族文化多圈层、多类型的结构模式。在诸侯兼并最为激烈、民族融合速度空前的时代背景下，各文化类型始终处于内外部不断整合的动态变革中，这也是中华民族、文化、政治大一统格局下自始至终的规律性形态。

一 南方民族融合与楚文化圈的形成

春秋时期，楚国兼并了大量南方诸族，成为五霸之一，并将扩张的重心从此定位于长江流域。公元前384年，吴起自魏奔楚，被楚悼王任用变法，楚国力再度强盛，《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云：“及吴起相悼王，南并蛮越，遂有洞庭、苍梧。”公元前335年，楚国尽取吴越之地，随后又大败齐师，陆续兼并了鲁、蔡、杞、邾、莒、小邾、许、曾（随）、越等诸侯国近60个。楚威王后期版图，《淮南子·兵略训》云：“南卷沅、湘，北绕颍、泗，西包巴、蜀，东裹郯、淮，颍、汝以为洫，江、汉以为池，垣之以邓林，绵之以方城”，时号称“楚地半天下”，势力远达五岭以南，几乎已从政治上统一了整个中国南部，真正达到了“抚有蛮夷，以属诸夏”的境界，被秦国视为大敌，认为“楚亡则天下并矣”。楚国在疆域上逐步发展为最大诸侯国的同时，还孕育、构建了丰富灿烂、独具一格的南方楚文化，特色鲜明、覆盖面广。其影响之大，可从迄今已发现的战国文字一窥：数量居首位的就是楚文字，累计已有2万余字。李学勤先生说：“华夏对东南地区的文化影响，是通过楚文化作为桥梁而实现的。楚国和其以南的地区从来有着密切的关系。……此后因楚的疆域向南扩展，增强了对东南的影响，楚威王灭越，更把长江下游的广大地带纳入楚文化的范围。”

楚文化的构建与扩张同楚国利用强大的军事力量在南方多民族占领区广泛实施文化改造直接相关。例如，它对南方百越的经营持久而显著，曾一度灭越，融合了百越文化；对巴蜀地区的积极经营，“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迫使大量川东巴人进入楚境、鄂西、湘西，人为地形成了“百濮”“巴人”“楚人”的交错杂居，促成了区域内巴文化、蜀文化、吴文化、越文化等众多亚文化类型长期并存，又互融生成新的“二元性文化”（人类学术语称之为“边缘文化”或“杂交文化”）类型。如楚文化与巴文化交融形成“巴楚文化”，可在战国楚墓中看到众多楚中有巴、巴中有楚因素共存的典型墓地群，在涪陵小田溪发掘了3座战国时代的小型土坑墓和1座残墓，出土了与巴墓形制和纹饰都相同的铜鍪、铜釜、铜盆等器皿，及1件东周楚墓常见的三角云纹铜壶。又如，楚文化与吴文化在淮河中游、长江下游与长江中游交接地段交融形成“吴楚文化”，它曾促使中原南阳汉画像的构图、题材、风格、线条等各方面保留了楚人的原始宗教思维形式，缺少了北方文化的周礼约束，艺术形式更为大胆和自由。

由于楚文化经历了500余年相对完整的发展期，覆盖区域辽阔，横跨今河南、湖北、江苏、安徽、江西、陕西、四川等众多亚文化区域，就像一个巨大的文化熔炉，融会形成的大文化圈内涵复杂、载体全面，张正明先生总结为“青铜器的冶铸工艺、丝织和刺绣工艺、探漆工艺漆器、老庄哲学、屈原诗歌、庄子散文、美术和乐舞六个方面”。如在漆器制作中，楚人尚凤，创造了形色各异、绚丽多姿的凤鸟形象，湖北江陵出土的曾侯乙墓中十分完好的彩绘凤纹漆棺是其代表。据统计，“全国目前发掘的春秋、战国墓共计有15000余座，其中70%以上是楚国墓葬，以湖北、湖南、河南三省为多，类别有楚王墓、令尹墓、封君墓、左君墓、士墓、平民墓、奴隶墓等”，今天学界围绕这些遗存、遗物展开的楚文化研究领域宽广，包括了楚系简帛文字、楚人族源、都城考辨、丧葬礼制、老庄哲学、屈原辞赋、科技艺术等，涉及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文学、哲学、语言学、艺术史学等许多学科，研究内容也几乎囊括所有文化学科领域。我们今天对于楚文化的关注，不仅仅是因为它在汉初成为主流文化，更重要的是楚文化的精神与北方文明合流，最终促成了中华文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发展，从而共同构建了多元包容的华夏文明。

二 东方民族融合与齐鲁文化类型的形成

齐鲁地区位于今天山东，人类渊源较早，史前文化悠久。据考古，这里生活有距今四五十万年的沂源猿人，至新石器时代，已先后形成了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等连续不断的史前序列。其分布范围大致以泰沂山区为中心向四面辐射，东至大海、西至豫东、南至苏皖北部、北到辽西冀东，是原始部族聚居、东夷文化较为发达的中心之一。西周时期在这里分封了齐、鲁两国之后，中原华夏文化东渐。齐国以经济强大著称，而鲁国则以文化见长。

齐国政策开明、国力强盛。根据《史记》记载，太公封齐治国伊始，推行“举贤而上功”的用人政策，在尊重原有土著东夷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因其俗、简其礼，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大力发展地方经济。至管仲之时，又实施了“士农工商”四民分业措施，工商业十分发达。因而，齐民族性格“阔达多匿智，其天性也”。齐国经济繁荣、人口密集，《战国策·齐策》中苏秦言：“齐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千万，粟如丘山。齐车之良，五家之兵，疾如锥矢，战如雷电，解如风雨，即有军役，未尝倍太山、绝清河、涉渤海也。临淄之中七万户，臣窃度之，下户三男子，三七二十一万，不待发于远县，而临淄之卒，固已二十一万矣。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蹹踘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衽成帏，举袂成幕，挥汗成雨。”齐都临淄商贾云集，是当时我国东方最大的商业经济中心城市。齐之强大富庶，多见于诸子著作。它凭恃国力，在军事上积极备战，孙武、孙膑、司马穰苴等兵家辈出；又平定东夷诸部，成为春秋霸主；还孕育了早期法家思想，涌现了管子、晏子、邹衍等贤才，其中不乏晏子这样的东夷族人才。

鲁国相对保守、经济落后。鲁封地原属商奄旧地，《左传·定公四年》详细记载了封国之初曾带去大量华夏民众，包括巫祝史官和手工业者，及大批中原器物与书籍等，又记鲁公伯禽受封时“分鲁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氏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周，是使之职事于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墟”，遂以华夏族为核心融合了众多殷商遗民，殷民族素本善商，但鲁统治者长期奉行重农抑商政策，商业活动日衰，“动不违时，财不过用”。因鲁地处内陆，适宜农桑，伯禽引导民众从事农桑生产，渐成农业社会典型；还实行彻底的文化改革，广泛推行周制，“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鲁民族性格保守而重视孝道，《吕氏春秋》记孔子治理鲁国三年之后，“男子行乎涂左，女子行乎涂右”，可见男女有别的伦理观深入人心；《韩非子·显学》中说“儒者破家而葬、服丧三年，大毁扶杖，世主以为孝而礼之”；鲁国国力衰微，军事上消极避战，鲜有作为，但鲁君为周天子宗族，世享天子礼仪，保有周的礼器法物和文化典籍，典章文物荟萃，成为周王室的东方文化代表，有“周礼尽在鲁”之美誉，并孕育了早期儒学和墨学，涌现了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墨子、孟子等文化巨匠。邹鲁地区成为中国儒学的摇篮和中心，鲁文化因有“周公遗风”而被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

由于齐、鲁两国地域相邻，民族交往密切，文化上有诸多共鸣共通之处，如齐、鲁皆好文学，《史记·儒林列传》言：“夫齐、鲁之间于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二者在文化典籍保护、重视社会教化、尊重学术名流和崇尚学术交流的传统上，都以荟萃包容而久负盛名。因此，在长期的相互交往中，它们分别汲取了对方的民族文化营养，彼此相融相长，遂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化类型——齐鲁文化，并通过稷下学宫的学术交流最终实现了彻底的相融。

所谓“稷下学宫”，刘向《别录》曰：“齐有稷门，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索隐引《齐地记》曰：“齐城西门侧，系水左右有讲室，址往往存焉。”盖因侧系水，故曰稷门，古侧、稷音相近耳。《史记·田敬仲完世家》云：“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稷下学宫立于齐桓公，兴于齐威王，齐宣王时达鼎盛，学术盛况延150年之久，各家学派云集，在这里深入交流、完善补充、吸纳兼容、寻求共识，成为战国时期思想学术活动的一个中心，并成为一个巨大的文化熔炉，将旧的学派通过激烈的思想交锋熔炼形成许多新的学派，如黄老道家、阴阳家等，出现了荀子、李斯、韩非子等法家思想前驱和巨匠，大大丰富、提升了齐鲁文化内涵，成为战国中期名副其实的文化高地和“先秦文化的核心”。

齐鲁文化因稷下之学而大放异彩，成为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和核心的典型多源文化。它催生了儒学，对构建共同的民族心理、促进汉民族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涌现了很多科学家，使齐国在医学、冶炼、天文、农学等方面都有很大的成就，领先于其他诸侯国，并在文化交流过程中将这些科技知识传播到更多国家和地区：在中国最早记述手工业生产技术规范的著作《考工记》中，较为详细地记述了战国时期手工业生产的分工、主要产品的设计制造标准以及产品的检验等，其中关于青铜冶炼的“六齐之法”对当时的青铜器制造产生了重大影响，其冶金比例与秦陵出土的铜马车惊人地相似，代表着当时技术发展的先进水平；《吕氏春秋》就是一部集合了稷下之学而成就的先秦百科全书，记录了大量农学、天文学、阴阳五行等知识；齐鲁辩士济济，如淳于髡、孟子等人；著述滔滔，尤以军事著述最丰，如《六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和《司马兵法》等，《管子》中也有《兵法》《七法》等十余篇章论述军事理论，成为宝贵的世界文化遗产；齐鲁文化崇法重利、重德隆礼，追求“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上》）的“大丈夫”气节，在汉代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

三 北方民族融合和燕赵文化类型的形成

古燕赵地域，一般认为以燕山山脉为北界，南至黄河，西起太行山脉，东至渤海，包括现在的河北、北京、天津和山西、山东、辽宁、内蒙古的部分地区。燕赵文化萌芽较早，考古可逆推至新石器时期的磁山文化，距今8000-10000年前已开始种植农作物，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农业发源地之一。战国时期，这里由以欠发达农业经济为主并兼营畜牧业形态逐渐向发达农业类型转变。夏商时期，为立国或王畿之地。周初则有燕、孤竹、代、鲜虞（中山）等方国先后并存。由于与中原各诸侯国相距甚远，燕赵区域辽阔、地形复杂、生存环境险峻，又因民族分布多元、战争冲突频繁激烈而造就了豪放慷慨、刚健任侠的区域文化气质。《史记·货殖列传》云：“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上谷至辽东，地踔远，人民希，数被寇，大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捍少虑，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馀，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燕赵文化由燕文化与赵文化两支亚文化融合、会通而成。

燕国是周初分封的重要诸侯国之一，在地理上位于周之东北，是周室中最为偏远的封国之一。燕始封为周武王之世，是为藩屏周室、镇抚夷狄，有北结肃慎、南联齐鲁、北控山戎、东南威慑徐淮夷残部、西与宗周合围殷商遗民的政治任务，遂形成齐、鲁、燕在地理上互为犄角的支撑。史载召公封燕时曾亲莅燕地从事馈食、耕田或建燕的活动，同时又分封了“羌、微、克、驭”等10个国、族。燕政权稳定后，燕王曾亲往西周都城觐见周王，并借周王朝的军事实力统治了今河北中部以北及辽宁省西部、内蒙古南境的广大地区。西周末，北方各戎狄部落开始强大，在燕国封境内外建立了孤竹、令支、无终、屠何、鲜虞、鼓、肥等国，燕遂处戎狄包围之中。春秋初年，山戎南侵，燕桓侯被迫将国都从原来的蓟城南迁。公元前664年，山戎又一次大举侵燕，燕无力自保而向齐国求援。齐桓公救燕，伐山戎至于孤竹而还，燕国北部疆土才得以保存。后晋国于太原北逐戎狄，燕国疆域重新得以拓展，据有整个辽河平原。燕昭王即位之初，燕大而弱，昭王以诚心重金招纳贤才，“吊死问孤，与百姓同甘苦”，国力逐步强盛，重以大国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发动了对东胡的战争，使其遭受重大打击；修筑长城、建立边郡、移民戍边以巩固边疆，将势力逐渐伸入辽河流域乃至朝鲜半岛北部。战国中期，燕国疆域北接东胡、西界赵国、南邻中山而东接齐国，号称“七雄”之一。

赵国于三家分晋后建立，位处包括太原盆地在内的原晋国北部地区，跨有今山西、河北两省，并有河南、山东的部分，是战国初年列国疆域面积仅次于楚的大国。这里从夏、商、西周到春秋前叶，一直是戎狄族的游牧地区，先后曾有土方、鬼方、山戎、赤狄等族居住。春秋中期以后，晋国卿大夫势力进入盆地，建县立邑，形成了华夏族与戎狄族交错杂居的局面。战国之世，赵国虽属于华夏文化圈，贵族氏族却多出身于戎族。《史记·赵世家》记，赵建国前，赵衰娶了赤狄部落廧咎如的长女，生下儿子赵盾；赵建国君赵襄子原名毋恤，是赵简子与翟女所生，赵简子此前还将女儿嫁给了代国君，赵襄子本人也“其后娶空同氏，生五子”，与西戎建立联系。可见，在赵氏宗族的意识形态中，赵国是在与戎狄族相互通婚中强大起来的，华戎文化血乳交融，因此毫无华夷尊卑的观念。又由于赵国三面均被游牧民族包围，屡受侵扰，边民争斗不断，出于军事需要，赵武灵王大胆采取了胡服骑射的军事改革，赵国由此更盛。此后三灭中山国，彻底打通了代道。《战国策·赵策》云，公元前306年“略中山地，至宁葭。西略胡地，至榆中。林胡王献马。归，使楼缓之秦，仇液之韩，王贲之楚，富丁之魏，赵爵之齐。代相赵固主胡，致其兵”；赵还在与匈奴的战争中“大破杀匈奴十余万骑。灭襜褴，破东胡，降林胡，单于奔走。其后十余岁，匈奴不敢近赵边城”。赵国是在残酷的军事斗争背景下为自强而采取了积极的文化自我改造策略，以开放的心态主动吸纳和会通周边多民族文化，创造了别具一格、多重构成的北方赵文化。其特征如《史记·赵世家》言：“地边胡，数被寇。人民矜懻忮，好气，任侠为奸，不事农商。然迫近北夷，师旅亟往，中国委输时有奇羡。其民羯羠不均，自全晋之时固已患其僄悍，而赵武灵王益厉之，其谣俗犹有赵之风也。”

由于文化渊源、地理环境和经济状况的差异，燕国与赵国之间原有着明显的文化区别，但因受到了西边秦晋文化和东边齐鲁文化的影响，尤其是战国时期极其频繁的战争和不断的移民推动下，也逐渐表现出文化的趋同特征，二者随着民族的深入融合，文化上彼此吸收渗透、互补互益，最终在更广区域内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化类型——燕赵文化，具有独特的地域性、多元交融和典型的政治制度特征。燕赵文化纵跨中原华夏文明和北方草原文明两个文化圈，是农耕与游牧的二元文化耦合，因此既具有中原文明的重教化、主伦理、尚世俗的凝重浑厚、严谨务实之风，又带有北方文化重自然、尚人为的粗犷豪放、激进热烈之特征，其文化气质表现为慷慨悲歌、豪气任侠，我们所熟知的历史人物，如赵奢、廉颇、李牧等就是其中的代表。战国后期，伴随着大一统政治格局的迅速推进，燕赵文化在经过了内部的长期持续整合与变迁之后，也顺应时代发展趋势，不断由区域性地方文化类型向中原华夏文化体系方向发展，为秦汉时期中华文化大一统发挥了自身的作用。

四 西方民族融合与秦文化类型的形成

秦国地处各诸侯国的最西部，主体民族为秦人，嬴姓，其族源有“东来说”、“西来说”和“北来说”等多种观点。有学者认为，秦人祖先与东夷之商族关系密切，极可能是东夷的一支，夏末后始西迁，辗转至于犬丘（今甘肃天水）。因此，秦文化先后受到了商文化和西戎文化的影响。周代末年，犬戎攻下镐京，平王东迁，秦襄公因救周、护周有功，被赐以岐西之地始立国。秦文公时期迁居汧渭之间，通过伐戎败戎，收复大量原西周失地，纳周余民而有之，逐渐将整个岐周地区纳入秦国版图。秦国还继承了周文化，其文化覆盖、辐射范围与秦国疆域大致同，即以今陕西关中、汉中为中心，西达甘、青，西南涵括巴蜀。由于秦人在一千多年的历史发展中以东夷先族为核心，吸收了大量西戎民族，又加上南方的巴蜀、北方的各种狄族逐渐汇入，民族成分越来越复杂，所造就的秦人气质与文化内涵就呈现出更为多元、多重性特征，融综东夷文化、姜炎文化、商文化和周文化元素，具备了强大的文化包容精神，这使得秦文化最终成为战国中晚期最发达的一个文化类型，并逐渐奠定了一统天下的强大根基。

从文化理念上，秦文化强调功利、不求礼乐。因地处西境，秦人长期与戎狄游牧民族杂处，受其文化影响而注重实用、追求功利，轻视和淡薄儒家推重的伦理观念和宗法观念，所以史有“孔子西行不到秦”之说。但也正因为秦文化民风淳朴、讲究实效，所以在残酷的群雄逐鹿中，这样的文化传统使得秦国在扩展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时将秦国引向了日益发展壮大、最后统一天下的道路。

从文化特征上，秦文化崇武尚战、骁勇坚强。由于秦人在一千多年的迁徙与发展史上，始终处于环境恶劣、征战不息的生存境况，所以秦文化天生就具有强烈的军事性特征，历代统治者对军事攻伐十分重视，尤其是在商鞅变法确立了奖励军功的法制保障后，崇尚军功成为秦人共识，秦国始终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被誉为“虎贲之师”。通过历代秦王长期的军事伐戎行动，秦不但获得了大量土地和人口，拥有了同中原诸夏国实力较量的主动权，也为秦统一全国和牢牢控制中原华夏政权奠定了坚不可摧的武装基础。

从文化策略上，秦文化因势利导、善于变通。由于秦人发展始终受到戎狄制约，因此妥善处理周边民族关系就成为生存和制胜的关键。自秦襄公后，秦国一改以往的抵御性策略，积极主动地采取了姻戎、用戎相结合的方针，终于借助戎的势力由弱转强、迅速强大，最后通过一举伐戎而成就了秦国大业，《汉书·窦田灌韩传》有证：“昔秦缪公都雍，地方三百里，知时宜之变，攻取西戎，辟地千里，并国十四，陇西、北地是也。”

从文化视野上，秦文化运筹帷幄、野心勃勃。为了称霸崛起，秦国首先要实现对西戎之地的完全掌控，《战国策·秦策》记载了秦孝公灭豲戎事件；公元前461年秦攻下大荔王城（今陕西大荔东南）；公元前272年宣太后诈杀义渠戎王于甘泉宫，巧灭义渠；多次北伐匈奴或置郡筑城以拒匈奴。当然，秦国并不满足于对戎狄的控制，更把视野投入秦岭以南的巴蜀沃野，秦惠王伐蜀、灭蜀是其统一大业中较为重要的事件，奠定了后来秦灭六国的基础。

从文化政策上，秦文化紧握主动权、强力实施教化。秦吞并了大量异族土地和民众后，采取了强有力的变戎措施进行文化融合与改造。第一，移风易俗，主动性剔除自身的戎族陋俗，如商鞅变法“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等；第二，辅以鼓励移民的优惠政策，采取多次大规模的移民活动来实施异族地区文化改造，所谓“乱化之民尽迁之于边城”；第三，以秦公族、周余民为中心广置郡县，如公元前688年，秦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县之”。上邽县，《集解地理志》中认为在陇西，应劭曰：“即邽戎邑也”，冀县属天水郡，这是秦最早设县的记录。通过直接管辖的开放式郡县制度，秦以最快的速度极大地改变了异族生活方式，为秦文化带来了生机与活力，也为后世积累了实施民族、文化大一统的宝贵经验。

从文化发展上，秦文化始终筑牢根基、重视农战。秦国是以农业起家获得发展实力保障的，因此它始终大力发展农业，促使秦内部占领区的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彼此适应，彼此接受各自的生产、生活方式，并促进游牧民族受农业民族影响，迅速因生产方式的变化而主动融入华夏族体。发展农业配合移民徙边政策的同步实施，不但大大推动了当地的农业经济发展，而且从内涵上迅速改变了当地的文化与民族成分，成效卓著，长期为后世统治者效仿。

从文化人才上，秦文化以重贤、用贤、聚贤而闻名。秦的用人政策有两点值得关注：其一，广纳人才、不拘小节。历代秦王坚持接纳、使用宾客政策，如百里奚、商鞅、公孙衍、张仪、尉缭、范睢、吕不韦、李斯、王翦、蒙恬等，均来自四面八方而非秦人，不受宗法制度制约；其二，秦有一套保证人才得以任用的制度体系，即军功爵定的等级官僚制度，以确保各国贤才毕至、群英荟萃，共同为秦国的崛起和强大而效力。

从文化倾向上，秦文化包容荟萃、重法集权。秦文化本身是融合文化，这种文化在其民族发展过程中被吸收，秦又通过春秋战国的逐鹿中原，吸收了各诸侯国的文化精髓，因而具有巨大的会通能力，通过沉淀、改造与整合，能够将其中的积极因素上升为国家统一政策，利用政权的力量抑制其消极、落后的内容，发扬其能够服务于新制度的时代内容，促使新制度与新文化结合起来共同推动秦国社会历史的发展。但在倾向上，秦文化更强调法治和集权，因而能够产生快速推动全国政治、经济、军事统一的强大推力，但反过来却又因轻视德治和奢靡喜功产生副作用，加速了秦王朝的灭亡。

战国中期，这四个主要的华夏文化类型在军事兼并、人口迁移的强力推动下，伴随着华夏民族融合的步伐，经过长期的内部整合与发展，内涵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升华，地域特征鲜明，成为具有强大凝聚力的区域性文化。但到了战国后期，随着大一统号角的最后吹响，它们又在更大地域范围内开始了新的整合与发展，最终又都互融、会通、凝聚成了系统更庞大的汉文化类型。正是这样，通过长期的历史变迁与文化整合，中华文化大体系才逐渐形成，而在它的内部，却始终保留着多元文化相互交织、多民族共生共存的动态系统，正如费孝通所言：“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

（曾文芳：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陕西省委党校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