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劳动价值论论战的历史回顾

要评析国内外关于劳动价值论论争的观点，首先需要从纵向角度对国内外展开的几次关于劳动价值论的大论战进行脉络梳理。

一 国外关于劳动价值论论战的历史回顾

在这个问题上，学界作了系统且全面的研究，笔者在参考前人著述的基础上，简要回顾国外劳动价值论论战的历史进程。国外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论战始于19世纪二三十年代，当时主要是围绕李嘉图学说展开的一场拥护与反对之战。伴随着这一场论战，古典劳动价值论濒临“死亡”，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马克思与西方主流经济学背道而驰。他坚持活劳动创造价值这一古典劳动价值论的基本思想，解决了李嘉图体系未能回答的两大理论难题，完成了劳动价值论的科学化。这一论战虽不能归结为关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内容，但它却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确立的时间起点，也是后面论战得以展开的前提，因此对它也作一说明。

目前学界较为统一的看法，认为国外关于劳动价值论的大论战主要有三次：一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爆发于庞巴维克和希法亭之间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价格理论（《资本论》第三卷）与价值理论（《资本论》第一卷）之间在逻辑上是否存在矛盾；二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中期爆发于以萨缪尔森为首的反对派和以鲍莫尔为首的赞成派之间的争论，争论的重点在于劳动价值论能否解释商品之间相对价格的决定；三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盛行的关于商品价值理论的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转形问题以及劳动价值论本身是否成立等方面。按照论战的时间顺序，我们对三次论战分别作一概括性介绍。

（一）国外第一次大论战：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大论战

国外真正意义上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论战始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一时期，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至第三卷先后出版，资产阶级学者被《资本论》所引证的翔实材料和严密逻辑所震惊，于是出于不同立场和观点的各种针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评论随之展开。这场大论战的主战场是第二国际工人运动内部，反对者主要有庞巴维克、阿基尔·洛里亚、伯恩斯坦等人，而反批判者主要有恩格斯、希法亭、考茨基、布哈林等人。在反对者中，最为突出的是奥地利经济学家庞巴维克。在其著作《卡尔·马克思及其体系的终结》中，他攻击和否定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否定《资本论》第一卷关于劳动价值论和第三卷关于生产价格问题的论述，认为马克思没有提供任何经验上或心理上的证明来证明价值的本质，并认为第三卷中关于现实经济现象的描述与第一卷中关于劳动价值论的抽象说明，是相互矛盾的；另一方面，他还指出马克思只考虑了劳动创造价值，而对于其他生产要素的贡献则未加考虑。

针对庞巴维克的批评，希法亭在《驳庞巴维克对马克思的批评》（1904年）一书中，对庞巴维克的边际效用价值论作了系统的批判。他在驳斥中深刻阐述了马克思关于熟练劳动与非熟练劳动转化问题的观点，分析了从《资本论》第一卷的“价值”范畴到第三卷的“生产价格”范畴的转化问题。这是在经济学说史上关于“转形问题”的第一次争论。此外，布哈林也在《食利者政治经济学》一书中，从方法论角度着重揭示庞巴维克理论的逻辑矛盾和阶级实质。

（二）国外第二次大论战：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大论战

之所以在这个时间段又兴起了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论战，主要是由于这一时期西欧的经济繁荣消逝，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在西欧、美国、日本和中国得到传播和发展，并且出现一批西方激进经济学家。这些国家兴起了对劳动价值论的研究热潮，有研究就会有争论，因此这一时期又是论战的集中期。

这一时期的论战，导火索是经济学家保罗·斯威齐。他在《资本主义发展理论》一书中，将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介绍到美国，用了整整一章内容（第七章）系统阐述了“价值向价格转化”的问题。于是战火重燃，针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第二回合大论战拉开序幕。这一时期，生产价格“转形问题”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的热点。在论战中，反对者主要有米尔达尔、琼·罗宾逊等，而捍卫方的主要代表有英国“老左派”的多布和米克、温特尼茨等。反对者中，米尔达尔主要倡导价格理论，从而否定任何价值理论；而英国的主流经济学家琼·罗宾逊则就斯威齐的《资本主义发展理论》一书发表书评，对马克思的理论抱以极其蔑视的态度。捍卫方中，多布和米克则在论战中对米尔达尔、琼·罗宾逊等人的观点进行了批判。多布在其著作《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1937年）中，阐述了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政治经济学体系和结构中无可争议的重要地位；米克则在其代表作《劳动价值学说的研究》（1956年），考察梳理了劳动价值论的发展史，批判对马克思价值学说的各种非难，并力图澄清西方经济学界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误解。

（三）国外第三次大论战：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大论战

这一阶段的论战与“凯恩斯主义失势、西方深刻的政治经济危机、马克思一系列经济学手稿出版以及社会主义各国经济改革的背景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论战主要围绕“转形问题”及劳动价值论本身能否成立等问题展开。在第三场大论战中，最先发难的是萨缪尔森。他在《理解马克思的剥削概念：马克思的价值与竞争价格之间所谓转化问题的概观》一文中，深入批判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这篇文章主要观点有两点：一是“认为价格本身可以直接由技术上的生产函数引出，因此价值不必要向生产价格转化”；二是指出以“马克思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生产价格理论，只是在整个社会的资本有机构成都相等的情况下才有效，而现实中资本主义各生产部门的有机构成是不同的，因此，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命题也就失去意义，缺乏一般性”。针对萨缪尔森的批判，伦敦经济学院的日本学者森岛通夫首先进行回应。他通过复杂的数学推导，证明了马克思的价值体系与价格体系之间是可以相容的，否定了萨缪尔森的观点。

这一阶段的论战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围绕着劳动价值论本身是否成立的问题展开的。这一问题的中心是围绕两本著作而展开的，即斯拉法的《用商品生产商品》（1960年）和斯蒂德曼的《依照斯拉法来看马克思》（1977年）。在《依照斯拉法来看马克思》一书中，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教授斯蒂德曼集中攻击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认为劳动价值论是一种内部连贯不一致的理论，不应该让它“缠着脖子妨碍思考”，应该转而发展另外一种资本主义发展理论。比利时马克思主义学者曼德尔则突出强调了劳动价值论的重要地位，他在《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指出，“经济科学发现了价值这一组成因素，便掌握了解决一系列实际问题的钥匙。没有劳动价值论便没有剩余价值论，也就没有办法把利润、利息和地租归到唯一的根源上来，也就没有办法理解最近一百五十年来工农业生产神秘的波动”。

这一时期关于劳动价值论的争议总体上是以往争议的继续。我们可以把这一过程的主要争论者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公开反对劳动价值论的凯恩斯主义者，如萨缪尔森、琼·罗宾逊；二是用斯拉法理论来重建包含劳动价值理论的马克思理论体系的广义激进经济学派，如配克、霍吉森、斯蒂德曼等；三是用西方经济理论改写或改造劳动价值论的变相的支持者，如科威齐。

与此同时，苏联东欧经济学界也开展了“关于在过渡时期和社会主义时期劳动价值论”的适用性、变化、地位和作用等问题的讨论。

通过上述国外论战可以看出，劳动价值论的争论焦点在于价值转形的问题，集中在价值的决定因素、价值与价格之间的关系以及劳动价值论本身能否成立等问题上。在这几场论战中，讨论的具体问题涉及面广且复杂，但总体上看，论战双方的基本立场是截然对立的：反对者的基本立场是批判和质疑，或是批判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观点、体系，或是质疑劳动价值论存在的意义，并且大多主张用效用价值论或价格论来加以替代；支持者则是采取始终坚持的基本立场，主张要坚持劳动价值论的基本观点及其逻辑体系，反对用效用价值论或是其他理论加以替代。除了基本立场的区别外，论战双方在分析方法上也有不足之处。总体上，双方主要采取的方法主要是逻辑分析和数理分析的方法，这使得论战本身更符合科学的特征，但是马克思习惯的历史方法和辩证方法在论战中却被忽视，这就造成论战双方在各自的逻辑论证上并不完善，彼此都能互相指责、互相批判，以致价值论战持续百年而不断。

二 国内关于劳动价值论讨论的历史回顾

与国外价值论战的大背景相一致，国内学者对劳动价值论的讨论也一直持续不断。同样按照时间顺序，国内学界关于劳动价值论的讨论可以划分为以下四次：

（一）国内第一次讨论：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的讨论

之所以在这一时期对劳动价值论进行讨论，主要由于此时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我国基本完成，人们开始关注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地位、作用问题。毛泽东于1958年发表了《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一文，强调要探索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更是推动了对劳动价值论的研究。这一阶段的讨论主要围绕着马克思的生产劳动理论来进行的，主要涉及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划分、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价值决定、价值范畴和价值规律是否永恒等问题。代表人物主要有何炼成。

1963年，何炼成在《试论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一文中，认为，生产劳动就是能够满足整个社会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的劳动，这种劳动创造价值，而政府行政部门、纯商业部门、教育卫生部门等不和物质生产直接联系，因而是非生产部门，这些部门的劳动不创造价值。归纳其观点，他主要认为，只有直接创造物质产品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一些学者不赞同这种看法，因而形成争论。这一时期争论的焦点在于如何理解马克思的生产劳动学说，争论双方纷纷引用马克思关于生产劳动的论述作根据进行讨论。后来，争论被“文化大革命”打断。

（二）国内第二次讨论：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期的讨论

“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经济学界再次针对劳动价值论展开讨论。这一次的讨论不仅涉及第一次讨论中的所有问题，还围绕着机器人、生产资料、服务等是否也创造价值展开激烈争论，并对现代西方经济学的价值理论也开始加以关注。

这一时期经济体制改革刚刚开始，人们开始考虑以往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的合理性问题。这就涉及究竟哪种劳动创造价值、哪种劳动创造的价值能够被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等一系列问题。于是，“什么劳动才创造价值”的问题再次引发争论。这次论争，依据对生产劳动界定范围的宽窄，形成了三种不同的派别及观点，分别为“宽派”、“中派”和“窄派”。宽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于光远。他于1981年发表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一文，认为由于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基础，从本质上说，社会主义的生产是全社会的生产，因此，只要是在全社会范围内参与物质产品生产的，便都是生产劳动。具体包括：“生产物质产品的劳动、生产能够满足社会消费需要的劳务的劳动、从事产品分配和交换的劳动、生产精神财富的劳动、教育的劳动、用于保护环境、改善环境的劳动等。”随后孙冶方撰文表示反对。他认为，生产劳动只能是物质生产的劳动，即只有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才能形成价值。该文的观点代表了窄派的观点。中派则是介于两者之间，认为生产劳动不能只以物质产品生产为限，应该扩大其外延。中派与宽派唯一的区别在于将国家机关的公共管理活动排除在生产劳动范围之外。这次论战的实质，是如何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劳动的生产性问题，这一问题不仅涉及价值创造，也涉及社会财富创造。因此，问题的解决对认识社会主义条件下价值形成的源泉，意义重大。

（三）国内第三次讨论：20世纪90年代初的讨论

就讨论的具体内容来看，国内研究的前期主要集中在劳动的生产性问题界定方面，直到20世纪90年代，关于劳动价值论的研究视角才转到价值问题上来。这一主题转变的大背景是这一时期我国开始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在原先的计划经济时期，商品交换不发达，市场机制作用不明显，价值问题尚未凸显，因而这一时期经济学研究的主要议题是生产劳动问题。但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过程，商品交换日益发达，市场机制作用逐渐明显，价值问题也就逐步凸显出来。这一时期的研究视角自然转到了价值问题上来。

这一时期讨论的导火索是“苏、谷之争”，并由此引发了学术界关于价值“一元”和“多元”的大讨论。1989年南开大学教授谷书堂在其《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书中提出，非生产劳动和生产要素也创造价值；1992年，中央党校苏星教授发表《劳动价值一元论》一文，对谷书堂的观点表示反对，认为价值的唯一源泉只有活劳动。随后，谷书堂再次发表《新劳动价值一元论》一文与苏星进行商榷，在文中，他把创造价值的劳动扩展为既包括创造物质财富也包括创造精神产品的劳动。

此次讨论中除了苏、谷之争外，其他代表人物及其主要观点也值得关注。具体有：一是钱伯海的社会劳动价值论，他认为第三产业和物化劳动都创造价值；二是程恩富的新的活劳动价值一元论，其基本观点是：凡是直接为市场交换而生产物质商品和精神商品以及为直接劳动力商品的生产和再生产服务的劳动，其中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实体的内部管理劳动和科技劳动，都属于创造价值的劳动或生产劳动；三是钱津的劳动整体价值论，阐述了“主客体统一的整体性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以区别于传统劳动价值论只将劳动归于劳动主体活动的认识；四是蔡继明与李仁君的广义价值论，认为“传统的劳动价值论由于只承认劳动是价值的唯一源泉，从而对非劳动要素在价值性成长的作用以及所得到的收入难以作出令人满意的数量分析”，他们将分工与交换作为价值决定的内生要素，充分考虑机会成本在价值决定中的作用，从而将传统的价值理论作为特例纳入自己的价值体系。

（四）国内第四次讨论：2000年至今的讨论

2000年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和2001年江泽民的“七一”讲话中均提出要对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深化认识，这再一次掀起了劳动和劳动价值论的大讨论和研究热潮。这次讨论有两个鲜明特点：一是一改过去那种纯学术式的争论，而是依据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条件，探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价值形成的源泉问题；二是特别注重研究当代劳动的新特点，如科技劳动、管理劳动与服务劳动等问题，为深入研究劳动价值论提供基础性的前提条件。这一时期学术界开始探讨劳动价值论与现实问题（尤其是与价值问题）的结合，探讨了价值创造、价值分配、价值与使用价值创造、使用价值与分配等问题。大家在关于这些问题的讨论中，争论的焦点有二：一是劳动价值论是否与当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二是我国现阶段的收入分配制度的理论依据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