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媒体与司法的博弈：“媒介审判”现象

当下，这是一个媒体深刻影响人们生活的时代。在现代社会，传媒之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就如空气一般，人们无时无刻不受到它的影响。如果我们从社会控制以及社会秩序形成的角度出发，就会发现，在今天的社会中，以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形式出现的大众传媒，其影响力正呈现愈来愈强化的趋势；与此同时，这又是一个司法介入社会生活越来越广泛的时代。司法涉及诸多阶层和方面的利益，存在着利益博弈的过程，即通过对各种权力和权利、责任和义务的分配和界定来体现公平与正义。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传媒与司法两股影响社会的因素必然出现交织的时刻，两者的关系难免呈现出统一与冲突的曲折过程。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尔迪厄认为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的“场”，比如“新闻场”、“司法场”、“政治场”、“科学场”等。布尔迪厄在谈及“新闻场”与“司法场”等其他场的关系时指出，由于“司法场”最容易受到以权力为象征的“政治场”的影响，而“新闻场”对“政治场”日臻突出的影响力正逐渐加深，因此，“新闻场”与“司法场”的距离相对于“新闻场”和其他场而言是最近的，如图1—1，这从理论上说明了传媒与司法的结缘存在着必然性。其实，在新闻学科还没有单列之前，很多高校的新闻专业都挂靠于法学专业，随着学科门类的细分化，才由法学门类转入到文学类。随着新闻学专业呈现蓬勃发展的势头，新闻传播专业才完全从法学和文学学科门类中分离出来，走上了单独发展的新型学科。

但是，布尔迪厄又告诉我们：“每个场就是一个结构的空间，一个实力场——有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有在此空间起作用的恒定的、持久的不平等关系——同时也是一个为改变或保存这一实力场面进行斗争的战场。”不论是“新闻场”还是“司法场”，都是“一个独立的小世界，有自身的法则，但同时又为它在整个世界所处的位置所限定，受到其他小世界的牵制与推动。”由此可见，传媒与司法由于各自领域的特点，两者也呈现不可调和的矛盾。一方面，司法活动对传媒具有天然的排斥性，这主要由于传媒与司法在各自运作特点上存在固有的差别。由于司法审判工作注重程序性和保密性等特点，这与具有开放性、透明性为特点的传媒便构成了一对矛盾，两者具有相互排斥性；另一方面，传媒对于司法的舆论监督具有天然的侵犯性，这主要与媒体的传播活动具有开放性、及时性、典型性等特点有关。媒体容易通过揭露司法腐败和司法不公形成舆论热点，从而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司法独立构成侵犯。

从终极目的来考究，新闻媒体和司法机关是两种重要的社会规制力量，二者共同致力于社会正义的实现以及社会福祉的提升。在实践中，一方面，新闻媒体促进司法机关的公正审判，比如2009年，网络热炒的“杭州飙车案”、“湖南罗彩霞案”、“湖北邓玉娇案”等案件由于有了新闻媒体的介入，最后都有了比较满意的结局；另一方面，司法机关保护新闻媒体的正常运行以及在其受到损害后进行救援。但是在有些情况下，二者在深刻的社会转型中，基于价值判断和经济利益驱使，两者不可避免会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冲突，比如沸沸扬扬的“许霆案”，由于新闻媒体的“同情报道”，以致审判结果背离了法律的规定，破坏了法律的确定性。这使得我们不得不思考，新闻媒体和司法机关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二者之间冲突的成因是什么？应该构建一种什么样的机制才能促进二者之间的良性共存？其实，这涉及本论著所关注的一个研究问题，那就是“媒介审判”现象。“媒介审判”现象是最近几年出现的新生事物，是媒体与司法领域中一个矛盾的集中体现，也是媒体与司法引发冲突的最典型的外在表现形式。

“媒介审判”现象在我国的出现，立刻引起新闻传播界和法学界的广泛关注。面对这一现象，人们不禁会产生如下疑问：“媒介审判”现象来自何方？我国存在“媒介审判”现象吗？我国“媒介审判”现象的成因如何？等等。本论著除了将会对上述问题进行基础性的梳理和整合外，更为重要的是从理性和多元化的视角思考了我国的“媒介审判”现象，并将对如何有效防范“媒介审判”现象进行独到的分析和探讨。

需要特别声明的是，本论著所列举的“媒介审判”案例不是来自个人的凭空臆想，而是基于“中国知网”大量论文中所论及的案例，而且这些典型案例仅仅作为学术研究之用，不涉及其他任何因素。此外，由于“媒介审判”的学术争议较大，因此本论著仅仅对“媒介审判”现象进行研究，绝非西方严格意义上的“媒介审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