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序言

preface A【序A】

研究非洲 宣传郑和

608年前，伟大的航海家、中国杰出的和平使者——郑和开始了七下西洋的壮举，云帆高挂，劈波斩浪，吹响了人类向蓝色海洋进军的号角，拉开了世界地理大发现的序幕，开辟了中国通往世界的“海上丝瓷之路”。在历时28年七下西洋的过程中，郑和舟师曾四次登陆非洲大陆，访问东非沿岸多个国家，开通中非之间官方交往的渠道，奠定了中非关系的良好基础，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政治、经贸、外交和文化遗产。

中国近代伟大的政治家们，对郑和下西洋有着各自的解读。

郑和七下西洋之时，中国拥有世界三分之一的财富。“乃郑和竟能于十四个月之中而造成六十四艘之大舶，载运二万八千人巡游南洋，示威海外，为中国超前轶后之奇举。”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中看到的是当时综合国力之强盛。

邓小平同志从国家大政方针的高度看到的是当时的开放：“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也吃过这个苦头。恐怕明朝明成祖时候，郑和下西洋还算是开放的。明成祖死后，明朝逐渐衰落。”

中华民族崇尚和平，倡导和谐，“以和为贵”，以和为美。郑和船队访问了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没有侵占别国一寸土地，没有掠夺他人一分钱财，没有贩卖非洲一个奴隶。以中国当时的实力，“是不为也，非不能也”，因为世界一流船队出使的目的，不是抢掠土地、索取财物和奴役他人，而是为了开展交流、发展友谊、拓展贸易。1964年2月周恩来总理在访问非洲发表演说时，称赞郑和“为中非友谊作出过重大贡献”。

众所周知，继郑和远航之后，葡萄牙人登陆非洲大陆，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恩格斯指出：“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印度和整个远东寻找的是黄金；黄金一词是驱使西班牙人横渡大西洋到美洲去的咒语；黄金是白人刚踏上一个新发现的海岸时所要的第一件东西。”运用“剑与火”在非洲进行大肆掠夺和残酷镇压的西方殖民者，又岂能与郑和“丝与瓷”的和平之旅同日而语、相提并论？

2004年，在纪念民主南非十周年和中非伙伴关系论坛上，南非总统姆贝基指出：“历史告诉我们，在几百年前，不论是非洲人还是亚洲人，都没有把对方看成是野蛮人。虽然远隔重洋，但双方都认为自己的福祉依赖于另一方的幸福生活，这一意愿所反映的基本思想闪耀着人类的理性光辉。正是基于这一意愿，15世纪中国船队到访非洲港口所带来的是互惠互利的合作，而不是随着阿拉伯人和欧洲人而来的奴隶贸易和殖民主义所带来的毁灭与绝望。”

对于致力推动共同建设和谐世界的当代中国学者来说，郑和航海与非洲的关系研究——无论是郑和研究还是非洲研究，无论是古代中非关系研究还是现代中非关系研究，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但是，回顾近百年郑和研究的历史，其中论及郑和与非洲的论著和论文，特别是直接论述郑和与非洲关系的论文与论著，数量和篇幅都很有限，论题也比较狭窄，对郑和与非洲这一主题的论述与全面、系统、深入研究尚有相当距离。至于深入非洲，实地考察调研，进行实证研究更是鲜有人涉足。

中非之间虽相距遥远，彼此文化也存在差异，但共同的历史遭遇、共同的发展任务、共同的战略利益、共同的未来前景把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中国和非洲互为真诚的朋友，相互同情，相互理解，相互支持，相互合作。在事关对方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我们从来都是立场鲜明、毫不含糊地支持对方。在台湾问题、人权问题上，在对待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新殖民主义论”上，非洲朋友坚定地站在中国一边。毛主席当年曾感慨道，是非洲朋友把我们“抬进”联合国的。与此同时，中国人民一贯支持非洲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努力帮助非洲国家进行经济建设，不断推动非洲实现自主和可持续发展，并在国际舞台上仗义执言，捍卫非洲大陆的合法权益。

自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非之间政治关系不断加强，经济往来日益密切，文化交流走向深层。这里仅以经贸合作为例，中非经贸合作正处在历史最好时期。继2008年中非贸易额突破千亿美元大关后，双方贸易持续健康发展，互补性不断增大。据最新统计，2012年中非贸易额达1985亿美元，同比增长19%，近10年平均增幅超过30%。我国自2009年起已连续4年成为非洲第一大贸易伙伴国。中国继续加大对非洲国家的投资力度，投资项目注重增强非洲国家自主发展能力，愈加关注非洲当地的民生问题，不断增强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2012年中国对非直接投资29亿美元，同比增长70%。截至去年，中国对非洲的直接投资累计超过150亿美元。非洲已是我国海外能源资源的重要供应地、我国第二大海外承包工程市场。

在援助方面，非洲是中国对外援助重点地区之一。1956年中国开始对非洲国家提供援助。截至2012年底，我国共向53个非洲国家提供了援助，援建了1000多个成套项目，涉及工农业、基础设施、公用民用建筑、文教卫生等多个领域。今年是中国向非洲派出医疗队50周年，50年来累计派出1.8万人次的医疗人员，诊治了2.5亿人次的非洲患者。同时，我国还提供了一大批受援国急需的生产生活物资、技术援助和现汇援助。比如，向坦赞铁路持续不断注入资金以保证其正常运营、向遭受干旱侵袭的“非洲之角”各国援助粮食以缓解饥荒，等等。事实表明，中非之间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交流与合作，内容广泛、领域广阔、前景广远。

今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任后的外交开局之旅就出访非洲，足以说明中国珍视中非传统友谊，重视加强中非新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在坦桑尼亚发表的题为《永远做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的演讲中，习主席全面阐述了新时期中非共谋和平、同促发展的政策主张，指出中非是命运共同体，强调中国“真”、“实”、“亲”、“诚”对待非洲。这四个字就像画龙点睛一样，不但对中非关系进行了提纲挈领、真实生动、具体形象的总结和阐述，而且为中非关系健康、全面、快速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与正能量，发人深省、耐人寻味、催人奋进。

然而，相对于中非关系的飞速发展及其取得的巨大成就，我们的非洲研究是相对滞后的。50年前，毛泽东主席就曾坦诚指出：“我们对于非洲的情况，就我来说，不算太清楚。应该搞个非洲研究所，研究非洲的历史、地理、社会经济情况。我们对于非洲的历史、地理和当前情况都不清楚，所以很需要出一本简单的书，不要太厚，有一二百页就好。可以请非洲朋友帮助，在一二年内就出书。内容要有帝国主义怎么来的，怎样压迫人民，怎样遇到人民的抵抗，抵抗如何失败了，现在又怎么起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就是根据毛主席的这一指示成立的，肩负起我国非洲研究“国家队”的重任。

研究国际问题，相互了解、知己知彼是前提。对于遥远的非洲大陆，我们只有加强了解，搞清楚基本情况，才能进行深入研究。新烽同志曾是人民日报社常驻非洲的记者，足迹遍及大半个非洲大陆，在采写非洲的新闻实践中，以记者的职业敏感、独特视角和深层思考，观察非洲、体验非洲、理解非洲，其《非洲踏寻郑和路》与《非凡洲游》这两部专著，以区别于西方记者、学者的中国视角和清新朴实的优美文笔，给我们讲述了中非友好的动人故事，叙写了中非友谊的壮美篇章；向我们展示了非洲大陆的多姿多彩，记录了非洲人民的多灾多难；让我们目睹非洲姐妹的曼妙舞姿，耳闻黑人兄弟的美丽歌咙，感悟非洲大陆的前进脚步……为我们进一步认识非洲、了解非洲、研究非洲，开辟了一个的新窗口。正如米博华同志在《非凡洲游》的序言中所言：“新烽同志领着我们走进非洲，触摸非洲，使我们不无惊奇地看到另一个非洲：一个神秘而亲切的非洲，一个美丽而忧伤的非洲，一个奔放而自尊的非洲，一个狂野而智慧的非洲。”

在人类的帆船时代，郑和舟师经历了千难万险，付出了千辛万苦，其中一艘船只在肯尼亚帕泰岛附近触礁，船员脱险登陆帕泰岛融入非洲社会，与当地女子通婚，落地生根数百年仍不忘记自己的中国根。当地人把中国船员当年落难居住的村庄称为“中国村”，把落难船员的后裔叫作“中国人”。作为采写帕泰岛“中国人”的第一位中国记者，新烽的系列报道在《人民日报》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其报道对现实产生了两个直接影响：一是他发现的“中国学生”姆瓦玛卡·沙里夫作为非洲留学生，如愿以偿来到中国学习中医，就读于南京中医学院；二是中国与肯尼亚签订了中非之间首个考古协议，中肯两国考古专家经过5年的调查论证得出三点结论：拉木群岛仍居住着中国人后裔，相传他们是郑和船员的后代；拉木地区是中国古瓷器的仓储之地，在肯尼亚发现的40多处中国古瓷器中，拉木地区最重要；拉木群岛的帕泰岛附近海域可能有中国沉船。

目前，中肯两国的考古合作已进入第二阶段，作为重要援外项目，中国政府无偿出资2000万元，寻找传说中的郑和船队的沉船，进一步破解中非古代文化交流、经贸往来的一些历史疑团。这一消息在肯尼亚引起广泛关注，当地人对中国考古队的专家说：“过去我们是朋友，现在我们是兄弟。”

中肯联合考古工作同时受到国际媒体的高度关注。2010年8月，当中国考古队在当地发掘出一枚明代“永乐通宝”铜钱时，英国广播公司以“一枚钱币改写中非历史”为题进行了文字和视频报道。该报道开篇指出：“一枚毫不起眼的铜币，却能颠覆我们对早期东非历史的认知，更引发了东非对当代中国角色的再思考。”

2013年3月，肯尼亚传来另一个与郑和有关的消息：美国科学家在肯尼亚的曼达岛上发现了一枚600年前的中国铜钱，从而为郑和船队早于欧洲人到达东非提供了又一新证据，进而改写了国际贸易史。据英国《每日邮报》网站3月14日报道，两名美国科学家——查普鲁卡·库辛巴和斯隆·威廉斯带领团队在肯尼亚进行联合考察，他们在帕泰岛附近的曼达岛上发现了一枚罕见的600年前的中国铜钱——“永乐通宝”，明朝永乐年间（1403—1424年）发行的钱币。库辛巴说：“这枚铜钱中间有一个用于穿绳的方孔，表明早在欧洲探险家到来之前数十年，中国已经与东非开展贸易了。”“我们知道，非洲始终与世界其他地区存在联系，但这枚铜钱开启了关于中国与印度洋沿岸国家关系的讨论。”

谈及郑和船队访问东非，肯尼亚国家博物馆奇里亚玛博士指出：“我们发现，中国人对待东非有着与欧洲人迥异的态度”，“他们派遣使者携带礼物前来，表明他们对我们平等相待，也表明肯尼亚在葡萄牙人到达之前，已与外界有了紧密的联系，是一支活跃的海上力量，这对肯尼亚在思考今天与东方的联系有着深远的影响。中国与东非有着比欧洲人更为古老的贸易联系，当今中国对非贸易的发展实际上正是这一传统的延续。很久之前，东非海岸始终是向东方而非向西方看的，如今，这些发现给了政治家们更充足的理由去坚持：‘让我们向东看’，因为长久以来，我们一直如此。”

根据系列报道扩充、结集出版的专著《非洲踏寻郑和路》更是受到学术界和普通读者的广泛关注，赢得一片赞誉，先后荣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中国改革开放优秀报告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华侨文学奖等多种全国性奖项。2006年6月，在出访非洲的专机上，李肇星外长把《非洲踏寻郑和路》一书推荐给温家宝总理，温总理阅读后欣然在该书的扉页上题词：“山一程，水一程，身向世界行；风一更，雪一更，心怀天下事。”温总理的题词不但是对新烽同志的鞭策和鼓励，而且是对我们非洲研究的鼓舞和期望，同时也为我们社会科学研究提出了要求，指明了方向。

“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正是对非洲大陆的情有独钟，对非洲研究、郑和研究的专注执着，2008年8月，李新烽作为人才引进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专业从事非洲问题研究，实现了从报道非洲到研究非洲的角色转换。恰逢毛主席关于非洲研究的指示发表52周年，欣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再版《非洲踏寻郑和路》和《非凡洲游》两部专著、南非人文科学院出版社也即将出版这两部著作的英文版，特表祝贺。这两部专著中、英文版的相继问世，不但能够帮助中国读者朋友进一步了解非洲、认识非洲，而且能够帮助非洲朋友进一步了解郑和、认识中国。

我国领导人历来十分重视非洲研究、郑和研究。毛泽东主席作出关于成立非洲研究所的指示，朱德委员长强调“要保护好郑和父亲的坟墓和墓碑，这是研究郑和最重要的文献史料”。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同志多次谈到中非友谊的重要性与郑和下西洋的重大意义。这对我们进一步研究非洲、研究郑和，更好地宣传非洲，宣传郑和，更好地用科研成果服务祖国、服务时代，都是极大的鞭策和鼓舞。

非洲研究是一个巨大的宝藏，等待着有志者去深入开掘；郑和与西亚非洲关系研究蕴藏着丰厚的政治、经济和外交遗产，等待着有志者去努力开拓；非洲研究、郑和研究的不断深入更是等待着有志者去辛勤耕耘。在祝贺两部专著再版和英文版出版之际，更希望新烽同志继续保持在非洲当记者时那么一股热情，那么一股干劲，在非洲研究、郑和研究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果！

（本序作者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学部主席团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