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内蒙古区域的游牧文化是一种文化类型。任何一种文化类型都不是一个静止的湖泊，而是一条流淌的河。特别是在当代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语境中，其变化是必然的。研究阐释人类文化的动态的特点，正是本书的立意。

应该坦诚地说，清醒地带有鲜明问题意识的研究前已有之。学术界对此已有关注。前人从历史学角度、经济学角度、文化变迁的角度都做过有益的探索，特别是地方志资料和文史档案资料给我们很大的裨益。作者所使用和研究的资料包括：

1．一批实地考察材料。参与式观察的方法是当前民俗学者和人类学者研究的重要前提之一。这些实地考察材料包括邢莉于2000年在成吉思汗龙年大祭的参与考察；邢莉与研究生王玉光2005年7月对内蒙古自治区鄂温克族自治旗巴彦嵯岗苏木的田野考察；邢旗于2004年5—6月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锡林浩特市、阿巴嘎旗、苏尼特左旗调查推行春季休牧制度情况，8月25日—9月8日在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鄂温克旗、新巴尔虎左旗、新巴尔虎右旗调查草原生产力及承载能力；邢旗于2005年7—8月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镶黄旗、正镶白旗、正蓝旗调查风沙源治理项目实施效果，8月在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进行草原资源野外调查；邢莉、邢旗于2005年8月在包头市达茂旗进行草原资源野外调查及当前民众生活状况的调查；邢旗于2007年7—8月到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右旗、阿巴嘎旗、锡林浩特市、赤峰市克什克腾旗调查草原划区轮牧推广应用情况；邢旗于2006年5—6月在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锡林浩特市、苏尼特左旗调查牧草长势情况，7月25日—8月30日在呼伦贝尔市、兴安盟、通辽市、赤峰市、锡林郭勒盟等一些旗县进行草原生产力监测；邢莉与研究生秦博于2007年7月在巴林右旗进行当前半农半牧状况及历史的考察，对福荟寺六月庙会进行实地考察；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王志清于2007年在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烟台营子村进行村落民俗文化的历史及现状的全面考察；中央民族大学2007级民俗学硕士闫萨日娜对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阿什罕苏木照克图嘎查文化变迁的考察；邢莉与博士生张曙光、王志清于2008年7月对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生态状况、目前牧民的牧业定居状况、教育状况、婚姻择偶、敖包祭祀等方面的田野考察；邢旗于2008年5月在内蒙古包头市达茂旗、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和林县、乌兰察布市察右中旗、察右后旗等地调查人工种草情况，7月10—26日在锡林郭勒盟东乌珠穆沁旗、西乌珠穆沁旗、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旗、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等地调查新牧区建设情况；邢旗于2009年8—9月在内蒙古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额济纳旗、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苏尼特右旗、二连浩特市等地的调查。

2．一批档案史料和地方志资料。清代的地方志资料包括：《大清会典事例》（嘉庆朝）、《大清会典事例》（光绪朝）、《口北三厅志》、《开原图说》（玄览堂丛书）等。民国的内蒙古区域的地方志资料包括《最新蒙古鉴》、《蒙旗概观》、《内蒙古纪要》、《绥蒙辑要》、《绥远省分县调查概要·丰镇县》、《绥远省分县调查概要·归绥县》、《绥远省分县调查概要·包头县》、《归绥县志》、《武川县志略》、《伊盟右翼四旗调查报告》，汪国钧著的《校注蒙古纪闻》、《中华风俗志》。当代的地方志资料有《巴林右旗志》、《喀喇沁旗志》、《苏尼特旗志》、《锡林郭勒东乌珠穆沁旗志》、《鄂温克旗志》《呼伦贝尔盟畜牧业志》等。

3．一批历史学、经济学、民族学、人类学、草业学及生态学的专著：扎理扎布的《明代蒙古史》、卢明辉的《清代蒙古史》、义都合西格主编的《蒙古民族通史》、余元庵的《内蒙古历史概要》、郝维民主编的《内蒙古近代简史》、牛敬忠的《近代绥远地区的社会变迁》、阿岩与乌恩合著的《蒙古族经济发展史》、沈斌华的《内蒙古经济发展札记》、贺扬灵的《察绥蒙民经济的解剖》、王明珂的《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呼日勒沙主编的《草原文化区域分布研究》、扎戈尔的《草原物质文化研究》、刘高等人的《草原文化与现代文明研究》。还有刘钟龄、额尔顿扎布主编的《游牧文明与生态文明》、江帆的《生态民俗学》、[美]哈迪斯蒂的《生态人类学》、[日]小长谷有纪和色音主编的《干旱区生态保育与可持续发展》、费孝通的《行行重行行》、马戎的《民族与社会发展》和《民族社会学导论》、庄孔韶的《人类学概论》、孟慧英的《西方民俗学学术史》、高丙中与纳日碧力戈等的《现代化与民族生活方式的变迁》等。

4．一批当代研究游牧文化变迁的专著。其中包括郝时远等的《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研究丛书·新巴尔虎旗·蒙古族卷》、色音的《蒙古游牧社会的变迁》、孛尔只斤·吉尔格勒的《游牧文明史论》、敖仁其、敖其等主编的《制度变迁与游牧文明》、阎天灵的《汉族移民与蒙古族社会变迁研究》、王玉海的《发展与变革——清代蒙古族东部由牧向农的转型》、王建革的《农牧生态与传统蒙古社会》、王俊敏的《青城民族——一个边疆城市民族关系的历史演变》、孛尔只斤·布仁赛音的《近现代蒙古人农耕村落文化的形成》、乌日陶克陶胡的《蒙古族游牧经济及其变迁》、刘景岚著的《西辽河蒙地开发与社会变迁研究》、阿拉腾著的《文化的变迁——一个嘎查的故事》、包智明的《科尔沁蒙古族农民生活》等。

5．一批具有卓见的学术论文。例如费孝通的《文化论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再认识》和《中华民族研究的新探索》、马戎与潘乃谷的《居住形式、社会交往与蒙汉民族关系》、马戎等的《赤峰农村牧区蒙汉通婚的研究》、刘明远的《论游牧生产方式的生产力属性》、罗康隆的《论民族文化多样性与人类生存环境问题》、[德]拉德克利夫·布朗的《论社会科学的功能概念》、包庆德的《蒙古族生态经济及其跨世纪的有益启示》、包玉山的《蒙古族古代游牧生产力及其组织运行》、薄音湖的《呼和浩特（归化）建城年代重考》、曹永年的《阿勒坦汗和丰州川的再度半农半牧化》、陈炜、黄达远的《论近代民族地区宗教与城镇经济建设的互动发展》、王建革的《农业渗透与近代蒙古草原游牧业的变化》和《定居与蒙古族近代农业的变迁》、王俊敏的《从游居到定居、再到城镇化——鄂伦春族发展问题的生态——经济人类学的思考》、《蒙、满、回、汉四族通婚研究——呼和浩特市区的个案》、《一种新型社区——牧区社区》、恩和的《游牧文化与草原生态》、胡仲答的《丰州滩上出现了金色的城》、李漪云的《大板升考》，等等。

这些专著或者论文或以农耕民的移民及其在蒙古草原的开垦为切入点；或从历史文献的角度谈内蒙古区域社会文化的变迁；或以扎实的田野考察为实证，探索了草原文化呈现的当今形态；也有的专著立足于当代牧民从游牧到定居的探讨，从当代制度文化的角度论证、阐释、反思了游牧文化的价值，对当今的变迁提出有价值的思考；有的从一个严谨的村落个案入手，探讨其变迁的历程。这些论文和专著都给了作者很大的启迪和帮助。与以往的著作相比，这本著作的特色是：

《内蒙古游牧文化的变迁》是对社会历史事项以及今天呈现的文化形态用实证的方法进行研究，专著不仅以历史学与地方志的资料为基础，而且以当今田野调查的资料为依据；不仅以问题意识进行史料梳理，而且做了个案研究；不仅关注内蒙古区域蒙古族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变迁，而且关注蒙古族游牧文化标志性符号的变迁。著作分为上、下两篇，上篇着重于蒙古族游牧文化变迁的历程，下篇通过个案研究蒙古族游牧文化的标志性的文化符号至今展现的形态，关注内蒙古区域的游牧文化在现代的重构与转型，探讨蒙古族群传统的民俗文化符号在新的情境中的呈现。从这个角度来说，作者关注的是蒙古族传统民俗文化的当代性和共时性，以说明传统与现代的衔接中的文化变异及探讨传统在现代的生存方式。在研究的过程中，作者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力求有所创新。

其一，从宏观与微观的结合上整体性地呈现蒙古族游牧文化的变迁。作者立意梳理蒙古族游牧文化变迁和社会变迁的过程，这个过程之长，跨度之大，内容之丰富，头绪之繁复，有相当的难度。人类学的研究往往采用“小乡村大社会”的研究模式。民俗学注重对民众生活世界的研究，也往往采用这种研究模式。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费孝通等学者提出和实践的“小地方，大社会”的微型研究理论模式再度掀起，学术界从微观的、历时的、过程的视角讨论国家与民间社会关系，在当代中国社会研究中显示出它的生命力和存在价值。“小地方，大社会”的微型研究模式多有成功的案例，但是作者感到，这样的研究往往难以勾勒内蒙古区域游牧文化变迁近300年的历史跨度，所以没有采用这样的研究模式。但是专著不是立于历史学的研究，而是立于民俗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所以在梳理内蒙古区域游牧文化变迁的整个历史过程的同时，又呈现了个案的研究，著作的上篇在描述内蒙古区域蒙古族传统生计方式的变迁中，把历史文献资料与田野考察联系在一起，把大社会与小村落的个案联系在一起，把民众的口述与官方的制度文化变迁联系在一起，历史框架是微观个案呈现的语境，微观个案是历史框架的阐释和说明。通过宏观和微观的结合，从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点上研究蒙古族游牧文化的变迁。目的有两个，一是希望有架构历史的纵深感及文化变迁的整体构架，给读者留下游牧文化变迁的整体记忆；二是文化变迁是一个涵化的过程，即行为个体是在文化接触中成长发展的过程。

其二，置于多学科视野下研究蒙古族游牧文化变迁。作者认为，内蒙古区域游牧文化的变迁有其历史的、文化的、生态的、制度的、时代的复杂背景，这些动因不是单一的，而是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的，要客观地历史地研究游牧文化的变迁必须注意涉猎多学科的知识。因此从材料的搜集和书目的览阅，直到著作间架结构的厘定和文章的撰写，我们力图突破单一学科的拘囿，力图立足于人类学与民俗学、社会学、生态学等学科的交叉点上阐释问题，因为要还原事情的本相就需要多学科知识的交叉。特别是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我们认为人类的生活模式的建构与自然生态环境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在此我们要引入文化生态学的观念。C．格尔茨的《农业退化》（1963）是生态人类学的专著。“格尔茨认为生态学系统概念是文化、生物和环境之间持续的相互作用观点的逻辑结论。”赫斯科维茨把文化看成是“环境的人为部分”（1955）。这为我们打开了新思路。人的文化行为与环境存在着密切的关系，人的文化行为可能保护环境，也可能破坏环境，而破坏环境又往往使人类自食其果。文化生态与自然生态构成互诠互构的关系。本书的两个作者从事不同的学科，一个是民俗学者，一个是草叶科学专家，我们的合作力图突破各自知识框架的拘囿，这正是研究本课题的需要。

其三，作者力图把内蒙古区域蒙古族游牧文化变迁的历史性和当代性，历时性和共时性联系在一起研究。“因为文化变迁与社会变迁紧密相关。社会变迁必须首先了解文化及其功能，才能认识文化的变迁，因此，共时性的研究应在历时性研究之前进行，当然，考察变迁对于功能研究也是会大有帮助的。”本书阐释了蒙古族传统的标志性的民俗文化符号的变异，呈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形态。两个文化圈的撞击不仅是游牧生计方式和生活模式的变迁，与其相关的民俗文化符号诸如语言、民间信仰、节日与祭祀以及衣食住行、婚丧娶嫁等诸方面也相应地发生了变迁，这是一个连锁式的嬗变历程。

作者通过田野调查注意到，虽然在当代游牧的生计方式趋于衰微，但是草原游牧文化符号却沉积下来，被民众惯习地使用，特别是在当今政府和民众都在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语境中，传统的民俗文化符号显示出新的生机。目前当代学者对于蒙古族生计方式的变迁关注得较多，对于民俗文化符号在当今所呈现的变异形态则研究得不够。变迁实际是民俗文化机能的自身调适，民俗文化在变迁中得到保护和发展，这正是民俗生命力持久的原因。“从文化的角度研究民俗与过去的联系以及民俗的历史形态固然重要，而从生活的角度研究民俗与人生的关系尤为重要。”作者书写的是蒙古族传统文化符号的现代民俗志，这样不仅可以增加对于蒙古族传统文化变迁的整体性的认识，而且显示蒙古族群标识性的象征的文化符号发生的变迁及其传承到当代的文化增长点。

21世纪，我们站在内蒙古高原的城市眺望，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情景同样呈现在内蒙古高原，城市的耸起，高楼的林立，交通的高度发达，信息的飞速传递，把世界的各种文化联系在一起：“我们有更充分、更客观的理由认为，我们正在经历一个历史变迁的重要时期。而且，这些对我们产生影响的变迁并不局限于世界某个地区，而且几乎延伸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全球化就是以一种非常深刻的方式重构我们的生活方式”。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语境下，在祖国大踏步现代化、内蒙古区域大踏步走向现代化的语境中，这方水土这方人仍旧处于变化之中，关注和研究仍旧是我们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