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郑和远航后的中国

自《马可波罗行纪》这一记录东方中国的著作在欧洲广为流行之后，西方人对东方的认识，已经从成吉思汗铁骑征服的阴影中，转向了对繁荣和财富的向往。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公元15世纪通常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从地区走向全球的开端。航海事业的发展，使人类走出了相互隔绝的大陆，展开了全球视野。如果说，公元13世纪蒙古帝国的扩张开启了欧亚大陆更加通畅的东西方交流，那么200年后中国明王朝的郑和远航，则是中国走向海洋世界的先声。对中国与未来世界的互动关系而言，这次航海的经历也成为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明王朝时的中国，造船业及其航海能力非常发达，并实现了中国人通过海路认识多样性世界的远航。1405—1433年，“回回”人郑和率领庞大的官方船队七度远航，遍及东南亚、南亚、西亚，远抵东非海岸，访问了30多个国家和地区。无疑，这是15世纪人类社会通过航路进行洲际交流的先声和壮举。为什么不是中国人发现了“新大陆”？这是许多世界史研究者思考的问题。2002年，英国伦敦传出了令人震惊的信息：中国人最早跨越了太平洋到达美洲，郑和的船队绕过了非洲好望角。提出证据的是一位英国退休的海军军官，他以《1421：中国发现世界》为题的著作重构了郑和远航的历史。当然，即便真是如此，也无法改变一个事实：明王朝规模浩大的远航并未对世界的历史产生直接的重大影响。事实上，中国人发现了“新大陆”但并未去占领“新大陆”。

当时中国与世界的交流，目的仅限于广施皇恩、邦交万国、怀柔远人，并未改变中国以“天朝大国”自居的封闭和满足于朝贡体系的优越感，以及重农抑商的传统价值观。正所谓“他们的航海活动是为了炫耀天威，而不是开眼界和学习；是为了表示自己的存在，而不是留驻；他们接受尊重与进贡，而不是去采购”。郑和船队带回的长颈鹿、斑马、鸵鸟等异兽，似乎更加巩固了中国皇帝不屑于与放大到海外“蛮夷”之地交往的信念。因此，中国一度居世界领先地位的航海能力，随着闭关锁国的海禁而丧失。然而，“这样的海禁在当时的欧洲是绝对不可理解的，在那里，敌对国的君主和商业公司正在其各自从事的海外事业中进行着狂热的竞争”。欧洲人即将走向世界，去发现和侵袭原本存在的所谓“新大陆”。

当中国的航海事业偃旗息鼓半个多世纪之后，1491年已经取得对摩尔人决定性胜利的西班牙王室，批准了哥伦布的远航计划，这是一个以获取黄金和彻底打击伊斯兰势力为目标的计划，即寻找“西印度”这个伊斯兰基地。1492年10月12日，寻找东方的哥伦布登上了美洲大陆海岸的一个小岛并举行了占领仪式，他至死都认为自己已经到达了东方的印度。无论如何，始于伊比利亚半岛发现“新大陆”的探险，掀起了欧洲人持续的远航和冒险。“西方社会已达到起飞点。即将起飞，而它一旦起飞，必将扫清海路，不可阻挡地向全球扩张。”而且也必将给各大陆的古老文明和传统社会带来灾难。中国也不例外。

明朝时期，退居北方草原的蒙古仍旧是令中原王朝统治者头疼的挑战者。这也是明朝花大力气修长城的原因。明长城的修筑先后延续了二百年，建成了东起鸭绿江江畔、西抵祁连山山脉长达8850多公里的长城，今天供游人攀登的著名的北京八达岭长城，即为明代修筑。如果说长城起到了阻遏蒙古势力的一定作用，却无法阻止蒙古人控扼西域、进入青海等地的态势。对此，明朝虽然施以封王的怀柔之策，但依然忧心忡忡。而吐蕃地区藏传佛教的教派发展却为明朝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契机。

明朝对吐蕃地区的治理，基本上延续了元朝扶持藏传佛教的政策，广为封授“法王”“王”“国师”等，通过“多封众建”以期达成“用僧徒化导为善”的目的。当时，宗喀巴创建的格鲁派（俗称“黄教”），以其迅速传播并进入青海地区而受到明朝皇帝的关注，借助藏传佛教劝导蒙古势力退回其故地，成为明朝政府与格鲁派首领达成的一项协议。1578年，在青海湖畔的一个寺庙中，蒙古土默特部的俺答汗（明朝封号顺义王）与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会面，相互追认为元朝皇帝忽必烈、帝师八思巴的转世者。俺答汗授予索南嘉措“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的称号，这不仅意味着蒙古皈依藏传佛教格鲁派之始，而且也确立了藏传佛教格鲁派首领享有了一个世代传承的“达赖喇嘛”称号。

皈依藏传佛教的俺答汗返回蒙古后，即在漠南蒙古的中心库库和屯（又称归化城，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建立了第一座藏传佛教寺庙。此后，藏传佛教开始在蒙古的漠南、漠北和漠西地区广为传播。1588年格鲁派首领索南嘉措在蒙古地区传教时圆寂，蒙古俺答汗的后代云丹嘉措被认定为转世灵童，成为藏传佛教格鲁派的第四世达赖喇嘛。蒙古与吐蕃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藏传佛教在广泛影响蒙古地区的同时，也为蒙古势力介入吐蕃地区的政治和宗教事务提供了空间。

明朝固守北方长城，并逐步消除来自蒙古的压力，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是，其面对来自海洋的挑战却正在加剧。当时，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不仅长期遭到倭寇的侵扰，而且从1517年葡萄牙武装商船抵达广州开始，揭开了中国和西方世界之间冲突的序幕，1521年爆发了中葡之间的“屯门之战”。这次冲突虽然驱赶了葡萄牙人，但是没有避免葡萄牙人在澳门落脚的后果，澳门也因此成为欧洲传教士进入中国的门户。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就是由此进入广东，并于1601年到达北京，直至1610年去世，成为明朝万历皇帝批准的第一个安葬在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其墓葬坐落在今天北京西城一隅。利玛窦作为西方的传教士，他不仅通过创制天主教的中文神学话语奠定了西方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基础，而且在天文、地理、数学、地图等方面为中西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其后继者德国人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在崇祯年间被任命为执掌天文历算的钦天监官员，他在译介西方冶金技术和制造火炮等方面亦功不可没。

明朝后期，继葡萄牙、西班牙之后，欧洲人开拓海洋帝国的舰队展开了全球性远航，在美洲、东亚、东南亚地区的海面上，西方舰船的桅杆鳞次栉比，欧洲国家“在水上经商成了民族成长的引擎”，随之而来的是到处建立殖民地和海洋霸权。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在构建其现代世界体系理论时曾讨论过中国“为什么不想进行海外扩张”的问题，他认为中国热衷于推广稻米生产的“内部扩张”，而由“小帝国、民族国家和城市国家”组成的欧洲，新兴的资产阶级及其所代表的“新生的世界经济体系”则需要地理扩张。沃勒斯坦的多种因素论证是有见地的，但是所谓“内部扩张”之说却忽视了中国历史上的“夷夏”之间割不断的密切关系。无论如何，世界的历史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虽然最早具备远航能力的中国“没有在海外搞殖民地化”，此时却面临着被殖民地化的威胁。从西班牙统治下获得独立建国权力的荷兰，于1602年建立了东印度公司，成为西班牙、葡萄牙在东方海上霸主地位的有力竞争者，荷兰人在1624年侵占了中国的台湾。1626年西班牙人也入侵台湾，十多年后为荷兰殖民势力驱逐。

在中国遭逢西方殖民扩张的海上威胁之际，挑战明朝统治的内部力量也在积聚。500年前曾经问鼎中原、建立金朝的女真人后裔，在努尔哈赤统领下再度崛起于东北地区。这个自称“大金”（后金）的政权，实现了女真各部落的统一，借用蒙古文字母创制了文字系统，建立了一套兵民合一的军政制度，于1625年定都盛京（今沈阳），并将蒙古的势力分化、笼络为联盟，成为明王朝最有力的挑战者。1636年，努尔哈赤的后继者皇太极称帝，改国号为“大清”，中国的满族由此兴起，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即将诞生。

进入17世纪40年代的明王朝，重演了前朝各代必然发生的农民起义。几乎与此同时，吐蕃地区的政教权力争夺也愈演愈烈，尊奉藏传佛教噶举派的藏巴汗势力对格鲁派的排斥和打压，促使第五世达赖喇嘛向漠西的蒙古首领固始汗求援。蒙古势力由此控制青海、进兵西藏、攻入拉萨和日喀则，消灭了与格鲁派对立的藏巴汗政权。固始汗在扶持格鲁派达赖喇嘛政教权威的同时，尊奉札什伦布寺的罗桑曲杰为师，授予其“班禅博克多”称号，并按照格鲁派的传承习惯，追认宗喀巴的大弟子克珠杰为第一世班禅，确定罗桑曲杰为第四世班禅，管辖以日喀则为中心的后藏部分地区，格鲁派的班禅传承体系由此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