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与罗蒂之间的实用主义与自由主义

理查德·舒斯特曼（Richard Shusterman）著 彭锋译

整个里根主义的80年代以及进入后苏联的90年代，罗蒂一直用实用主义来赞扬和保卫当代美国民主的优点，同时鼓吹他称之为“后现代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罗蒂经常援引杜威作为其灵感的源泉，经常求助杜威的论点来证明其合理性。罗蒂声称他的自由主义完全是“杜威自由主义的延续”，他把他和杜威的不同，定位在“对自然科学和其他文化之间关系的说明上，以及根据词语和句子而不是根据观念和经验来说明再现主义对反再现主义的问题上”（ORT 16）。更直率地说，罗蒂拒不接受他所领会到的东西，与杜威赋予自然科学超过书写文化之上的特权是一样的，正如他拒绝像杜威所做的那样赞同在像经验或观念之类的非语言实体中进行交流的哲学。除去这些差异，罗蒂声称他会一直鼓吹“杜威曾梦想的…… [同一种] 民主的、进步的、多元的社会”（ORT 13）。

通过赞扬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以及谴责左派知识分子自命不凡却毫无用处的“破坏性”，罗蒂的自由主义触犯了全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激进分子。但是，它也让许多信奉杜威的美国自由主义者感到震惊。对于杜威那彻底和明确的反资本主义自由主义被如此扭曲和同化为“对现状的辩解（apologia）——正好是杜威断定为那种 ‘不得要领的和注定毁灭的’自由主义类型”，像理查德·伯恩斯坦这样一些长期朋友和实用主义同道们为此感到十分沮丧。伯恩斯坦反对罗蒂这种自以为是的观点：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只需通过少量“改革者的修补”来进行小范围改进（ORT 16）。他援引了杜威的著作《自由主义和社会行为》（Liberalism and Social Action, 1935），这本书激烈强调“现在自由主义必须变得彻底，‘彻底’意味着对在体制建设中彻底改变的必要性，以及促成这些变化的相应行为的理解。因为在实际情形所具有的可能性与实际情形自身之间的鸿沟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支离破碎的政策不能特别担负起二者的桥梁作用”。

鉴于今天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并没有真正可供选择的办法，罗蒂的回应是：把坚持杜威激进主义的当代尝试当作空洞的“怀乡练习”而不予考虑（SH 22）。他蔑视激进的知识分子将自己扮演为受社会关注的受压迫者斗士的方式，他们彻底改革的总体理论其实并未触及到具体的政治现实和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而只是用来满足他们作为前卫革命者的自我形象——其特殊、深奥的知识可以拯救世界。

这里，我将比较罗蒂和杜威的自由主义，其间特别注意他们对当代自由社会中自我实现的哲学生活这个中心问题的意义。我做比较的目的不是要去评定罗蒂的忠实度，也不是去校正杜威观点的纯洁度。对于实用主义的前瞻精神而言，这种历史纯粹主义是错误的。在试着理解杜威的彻底自由主义是如何发展成为罗蒂的保守主义时，我希望通过让他们两人的观点交锋，以提出一个更为均衡的自由主义。

为了探寻他们之间差异的更深的哲学根源，我将考虑诸如此类的问题：自由的本质、偶然性、哲学证明、审美统一性的价值、自我的社会建构以及目的和手段的关系。此外，由于实用主义是历史主义的，并且它认识到哲学上的差异往往是社会变革的产物，因此我将探寻如何能够根据罗蒂和杜威不同的世界来理解他们的差异。我最后要表明的是我们自由的实用主义者怎样通过分离罗蒂和杜威的差异，通过在处理我们当前社会困境时，保留从哲学上激发社会改革和更具参与性的民主这个杜威式的希望，以及保持对哲学局限和滥用的罗蒂式理解，来超越杜威—罗蒂的相互抵消。当然，这也包括超越我们作为寻求最好生活方式的哲学家的“私人”社会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