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北宋山东儒、道之间的互动与交流

北宋时期，儒、道、佛在全国得到进一步发展融合，三教合一成为社会思想发展的潮流。山东儒道之间的互动交流日益频繁，关系日益密切。其原因，一方面得益于山东深厚的道教文化传统和悠久的道教历史；另一方面三教合一时代潮流的推动，使北宋道教吸收、融合了儒学士大夫的思想和学说，使儒学与道学之间的关系相对于佛教而言更为密切，为道教在山东发展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

一 北宋儒学士大夫对道教的会通思想和态度

北宋时期儒学士大夫主张儒、道、佛三教合一，特别提倡儒道的会通。但是由于倡导者所持立场不同，存在着是以儒为本、以道为本还是超越儒道等不同观点。

以儒为本的会通思想是北宋时期儒学士大夫阶层最典型的观点，代表人物有夏竦、宋祁、王安石等。王安石认为养生修性为三教之本，佛、道之学浅易，所以流行一时，而儒家的礼乐之道深远，儒家经学代表最高真理，可以包容三教、诸子。

以道为本的会通思想在北宋的儒学士大夫中并不多见，但影响较大，以吕惠卿为代表。吕惠卿认为“道未始有物，而生天生地，神鬼神帝，日月星斗得之以旋转者也。孔氏之儒，释氏之佛，老氏之道未始不本于此。而孔氏经世藏用而未之尝言，释氏救生体变而无乎不在，唯老氏则绝弃圣智，以复于无物，则不离于本宗而已”。

超越儒道的会通思想的代表人物有王雱、郑侠、苏轼、苏辙等。如郑侠认为“故以孔孟之道，救衰世之弊而不可得，于是有老庄之教。以老庄之教，救之而不可得，于是有释氏之教。三者皆矫一时之枉，而救万世之沦溺，然不能无得失于其间。窃不自料，欲于其得失间措一二言，使万世而下，无所惑于其说”。

二 北宋山东儒学士大夫的崇道活动

北宋时期山东地域儒学士大夫的崇道活动，不但在内容上丰富了儒学思想，加强了儒道之间的思想交流与融合，而且还表现为丰富多样的形式。如士大夫与道士交往；士大夫从事斋醮活动，游览道家、道教名胜遗迹，以及阅读道家、道教经典等，代表了这个时期山东地域儒学活动及儒道相互融合的主流方向。

（一）与道士交往

北宋时期山东儒学士大夫与道士的交往比较频繁，士大夫结交道士，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为了求医问药。北宋很多道士都有高超的医术、方术或养生秘方、秘籍，因此成为士大夫和皇室的结交对象。二是为了占卜吉凶。道教道术几乎囊括了所有占卜、算命的技术，因此道士在世人眼中成为能预卜吉凶的异人。很多士大夫在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情况下，必然要虔诚地匍匐在这些道士脚下，以求知道自己的命运及摆脱厄运的方法。三是为了向道士问道。很多士大夫向道士们探询道家、道教的真谛，甚至皈依道教。

（二）参加斋醮活动

宋代“道场斋醮，无日不有”。各级地方官吏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斋醮。北宋山东儒学士大夫们参加斋醮活动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参观斋醮的整个活动仪式。这既包括民间斋醮，也包括皇室斋醮。二是发动和组织斋醮活动。北宋很多斋醮祈福活动是由士大夫们首先提出来的。如夏竦《文庄集》卷三《赐玉清昭应宫使王曾等诏》称：“敕王曾等：省所奏，遇朕乾元节，集阖宫道众于明庆殿开启朝真礼，念道场一月祝寿，录功德疏二道上进事，具悉。”由这封诏书可知，此次旨在为皇帝祈福的斋醮活动，是由王曾等人组织和领导的。三是主持斋醮活动。这种主持活动有时是由皇帝直接布置的。

（三）游览道家、道教名胜遗迹

道教名山大都风景绮丽，烟雾缭绕，宛如仙境，自然会吸引很多的文人雅士。如北宋文学家苏辙于熙宁六年（1073）冬至熙宁十年（1077）二月在济南任齐州掌书记，对泰山风景羡慕不止。有《次韵韩宗弼太祝送游泰山》曰：“羡君官局最优游，笑我区区学问囚。今日登临成独往，终年勤苦粗相酬。泰深绿野初开绣，云解青山半脱裘。回首红尘读书处，煮茶留客小亭幽。”

（四）阅读道家、道教经典

北宋山东儒学士大夫对道教、道教经典多有涉猎，在与道士交往的过程中，接受了很多的教理和教义，进一步扩展了道教的影响。这一点从宋代文人对道教经典的引用中可窥端倪。如苏轼《送扬杰并序》曾言：“天门夜上宾出日，万里红波半天赤。归来平地看跳丸，一点黄金铸秋橘。”系引用葛洪《抱朴子·微旨》篇中《真人守身炼形之术》:“夫始青之下月与日，两半同升合成一，出彼玉池入金室，大如弹丸黄如橘。”

三 山东儒学士大夫与山东道教

北宋时期儒学士大夫，或与道士交往，或与道士探讨国家治理之道。他们不仅吸收和借鉴道教思想和文化中的精华，在心灵深处受到道教思想文化的熏陶和渗透，而且对道教在山东的发展和思想文化的丰富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一）王禹偁

王禹偁（954—1001），字元之，济州巨野（今山东巨野县）人，太平兴国八年（983）登进士第，历任左司谏、右拾遗、翰林学士知制诰等职，著有《小畜集》。王禹偁坚决排斥佛教，却推崇道教。第一，他推崇道教的清净和隐居思想。其《正月尽偶题》言道：“莫问穷通求季主，自齐生死学庄周。终须摆脱人间事，高逐冥鸿狎海鸥。”其中就使用了“庄周梦蝶”的典故，以说明自己齐生死的处世态度和隐居愿望。第二，他喜穿道服。他的很多作品中都提及了道服，如《言怀》中有“却为游山置行李，渔家船舫道家衣”，《和送道服与喻宰》有“朝客吟诗送羽衣，应知彭泽久思归”。第三，编写道经。王禹偁任知制诰时，宋太宗寻访搜集道经，得道经七千余卷，命徐铉和他一同校正这批道经，这是宋代最早的官方编校道藏。

（二）王旦

王旦（957—1017），字子明，大名莘县（今山东莘县）人，景德三年（1006）拜丞相。王旦对道教没有明确的排斥和推崇，但是对宋真宗“天将天书和封禅泰山”之举并不赞同。这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面对宋真宗威胁之举，王旦不愿同流合污，只好用沉默抗之，对人造天书和封禅之事采取了不谏不议的态度。二是当宋真宗敕建玉清宫以放天书时，王旦密谏。三是王旦知封禅之事已不可挽回，只好在封禅过程中采取限制措施，尽量控制其规模。四是晚年对自己未劝阻天书，反而成为天书事件的附和者一事难以释怀，悒悒不乐，临死吩咐家人剃掉头发，穿上黑衣服下葬，以此来赎罪。

（三）王曾

王曾（978—1038），字孝先，青州益都（今山东益都）人，官至丞相。王曾在朝为官期间，正值宋真宗炮制“天降天书，封禅泰山”之际，因此多次提出谏言。其中有三件事情充分表明了王曾对道教和道士的态度：一是针对宋真宗恣意封禅之举，王曾力谏“封禅之举劳民伤财”。二是王曾对天书神道十分反感，拒不接受宋真宗委任的“会灵观使”一职，真宗指责他不“傅会国事”，王曾则称我乃知尽忠为国为义。三是当宋真宗大兴土木、修建“玉清昭应宫”以供奉王钦若等假造的天书时，王曾上书以示讽谏。

（四）石介

石介（1005—1045），字守道、公操，兖州奉符（今山东泰安）人。读书于徂徕山，世称徂徕先生，与胡瑗、孙复合称“宋初三先生”。石介推崇韩愈“道统论”，排斥异端，是斥道者的强硬派代表。他推崇圣人之教，认为天下正道就是“尧、舜、禹、汤、文王、武王、周、孔之道”，对所谓“三教可尊”的意见表示坚决反对。“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至于今，天下一君也，中国一教也，无他道也。今谓吾圣人与佛、老为三教，谓佛、老与伏羲、神农、黄帝、尧、舜俱为圣人，斯不亦骇矣。”石介对道教的反对主要有三点：一是认为儒、道之间相互攻击，难以共处。故宣称：“佛、老以妖妄怪诞之教坏乱之……有攻我圣人之道者，吾不可不反攻彼也。”二是将道教与佛教、浮华的文风合称为三弊，谓“天地间必然无者有三：无神仙，无黄金术，无佛”。三是批评道教辟谷修炼法不可信。他认为“上古人未饮食，故多夭疾残折而死。伏羲作纲罟，以畋以渔；神农教之种黍稷，人始知饮食，以得不夭死。今之嗜为佛者，日一食；嗜为仙者，累年不食。日一食者病瘠，累年不食者饿死。……今不饮食以获长生，惑之甚矣”。

（五）范仲淹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谥文正，封楚国公、魏国公，生于北道重镇成德军（即真定府，今河北省正定县）。因父范墉早逝，其母谢氏改嫁于山东淄州长山县河南村（今邹平县长山镇范公村）朱文翰，在朱家长大成人。

范仲淹对道教的态度以崇为主，斥崇兼有。范仲淹曾从儒家名教出发，反对老庄之学中的远名利之思想，认为这会导致缺乏责任感。其《近名论》说：“老子曰，名与身孰亲；庄子曰，为善无近名。此皆道家之训，使人薄于名，而保其真。”若无入世之意、不爱名节、明哲保身的人，毫无责任感可言。因此，不应当提倡道家的远名说，否则“岂复有忠臣烈士为国家之用哉！”

范仲淹崇道主要包括：一是与道士交往。范仲淹青年时期曾结交汝南周德宝、临海屈元应两个道士。“周精于篆，屈深于《易》，且皆善琴”，三人情投意合。另曾有道士程用之替仲淹画像，范有题画诗；范还与曾应科举的钟道士相唱酬，留有诗作《赠钟道士》。二是赞赏儒学士大夫穿道服。范仲淹《道服赞》云：“道家者流，衣裳楚楚。君子服之，逍遥是与。”经此一赞，穿道服遂成一时风气。三是称颂老庄学说。范仲淹曾作《老子犹龙赋》称颂老子：“昔老氏以观妙虚极，栖真浑元，握道枢而不测，譬龙德而弥尊。孰可伺珠，长存慈俭之宝，全疑在沼，不离清净之源。”范仲淹肯定了道教的作用，认为道教与儒教一样，都是对社会有益的，只是领域和方式不同而已。

（六）富弼、欧阳修、苏轼

富弼、欧阳修、苏轼虽然不是山东人，但曾长期在山东为官，且自身又都是崇道者，其思想和行为深受道教的影响，对山东道教发展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富弼（1004—1083），字彦国，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曾通判郓州（今山东东平），召为开封府推官、知郓州、青州，枢密使等。富弼的崇道表现有三：一是结交道士。富弼与邵雍交往甚密，邵雍得陈抟易说之嫡传。富弼曾命其客孟约买宅一园，皆有水竹花木之胜，送予邵雍。二是修炼道法。富弼笃信吐纳长生之术，并常“烧丹灶事，而不以示人”。三是研读道家、道教书籍。富弼热衷于道家书籍的搜集，曾搜罗大量的道家、道教书籍。

欧阳修（1007—1073），字永叔，号醉翁，又号六一居士。宋神宗熙宁元（1068）八月，欧阳修转兵部尚书，改知青州三年，充京东东路安抚使。欧阳修肯定道家、道教的养生思想，认为寿命的长短、健康不完全是一种天命，而在于个人的努力。他认为“其术虽本于贪生，及其至也，尚或可以全形而却疾，犹愈于肆欲称情以害其生者”。他强调“道者，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生，不自栽贼，天阔而尽其天年，此自古圣智之所同也”。

苏轼（1036—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苏轼曾两次任职于山东，第一次于熙宁七年（1074）任密州（今诸城市）知州，第二次于元丰八年（1085）任登州（今蓬莱市）知州，其足迹遍及今山东大部分地区。苏轼终身信道，受道教影响很深。在山东期间，苏轼与道士来往密切，多次探访道教名山，遨游各庙观，拜访道教名士。在密州任知州期间，苏轼曾作《超然台记》，展示了其“超然”的心态对待世事，有“脱出尘寰之外之意。”苏轼结识崂山道士乔绪然，交往莫逆，后于元丰八年（1085）将其黄州谪居期间所创编的《归去来兮》歌传给乔绪然。熙宁十一年（1078），苏轼登临山东沂山，与东镇庙住持超然谈诗论道，并赋七言绝句《赋贺元道人》；将道教的超然物外思想蕴含在诗词之内，扩大了道教的影响。

总之，北宋时期是山东道教史的一个重要时期，围绕着泰山、崂山、沂山、蒙山等开展了一系列敕封、祭祀和崇道活动，使山东道教发展呈现出兴盛与繁荣的局面。不但道教思想活跃，道教宫观、碑刻增多，道教音乐流行。而且，陈抟内丹之学在山东广泛传播，产生了吕岩、刘若拙、甄栖真、王老志、刘卞功、张咏、田告、刘概、李之才等道教名家，使内丹学在山东进入了一个发展和繁荣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