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近代外贸商人（买办）的产生

晚清民国时期杭州对外贸易的兴起和发展，不仅有国外商人的参与，更得益于境内的众多从事对外贸易商人的参与。杭州是浙江的省会，因此其近代外贸商人（买办）的产生，不仅带有浓厚的浙江和杭州特色，也具有近代中国外贸商人的一般共性。那么，近代杭州外贸商人（买办）与近代中国外贸商人（买办）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内在关系，他们的联系同样值得探讨和研究。

（一）近代买办商人的产生和发展

中国沿海大中城市及其附近地区，特别是沿海对外通商口岸是近代中国对外贸易商人的主要发源地。由于这些地区最早受到资本主义列强的经济侵略，因此，其原有的社会经济基础最易强烈地受到冲击，自然经济瓦解的程度就更为深刻。而当时的人民不仅要忍受残酷的封建盘剥，还要遭受西方列强的经济掠夺，特别是小手工业生产者因为缺乏对西方商品经济应有的“抵抗力”而纷纷破产，最终，他们失去了谋生手段而只能走向市场，成为雇佣劳动力。反之，造成的大量闲散劳动力的积聚，也加剧了这些地区原有社会经济的解体。但正像马克思所说的“英国不管干了多少罪行，它造成的这个革命毕竟是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西方殖民者在对中国进行侵略的同时，客观上也传播了西方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先进元素，成为落后地区向先进生产方式转变的“催化剂”，外域先进经济文化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起了开启民智、解放思想的作用。

处于中国经济最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的浙江省会杭州，正是置于这种历史背景下，许多新式的近代化企业纷纷涌现，社会产品也随之增加。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社会的开放程度有限，人们的富裕程度不高，消费能力也较低，因而许多工商业产品的倾销地只能通往国外，为企业和杭州市政府带来一定的经济收入。如果没有出口交易，只会增加闲置的生产力，封闭的封建社会不可能利用这种闲置的剩余生产能力来增加生产。相反，由于出口的扩大，就有可能换回各种工业产品，增加社会消费总量，也有可能增加社会的货币收入，在条件成熟的部门形成近代工业投资。但在与国外市场联系日益紧密的同时，风险也相伴而生。一旦国际市场出现“风吹草动”时，就会直接影响外销产品的出售。如众多杭州经营丝厂的商人，由于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销往欧洲的生丝几乎停止，已成交的期货也多为洋行毁约，厂商“受亏于洋商者不可胜计”。由此，我们可知：浙江近代社会经济置于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的背景中，也受到“欧风美雨”的催化作用，逐步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

中国近代对外贸易是在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背景下兴起和发展起来的，因此，从事中国近代对外贸易的商人，必然会刻有这种社会性质的烙印。而从事这种对外贸易的商人有一种特别的名称——买办。“买办”一词，在我国明朝专指为宫廷供应用品的商人。在清朝1840年以前，多指在广东广州的十三家专门担任管理和经营中外进出口贸易公行内的为外国商人服务的办事人员。那时的买办由于受到封建政府的严格控制，既不能任人随意担任，也不能由外商随意选雇，必须通过十三行才能与中国进行通商。必须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外贸商人都具有买办的性质，同时买办阶层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如有些买办商人后来也有辞去了职务的。但是，总体而言，买办商人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一方面由于在旧中国外商拥有“只须完税，并无捐项”的特权，买办为洋人办事也享有这个特权，而华商则“既应完税，又须报捐”，受尽封建统治者的压迫和剥削；另一方面，1868年的《上海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第三条规定：“凡为外国服役及洋人廷请之华民”，由中国官员“将该人所犯案情移交领事官”，在审讯时“该领事官或由其所派之员”，可以“来官听讼”。这就说明，对于为外商服务的买办阶层，中国政府没有独立的司法审判权，因而许多从事外贸的商人为免受封建压迫，顺利开展商业活动，就必须依靠外商或成为外商的代理人。

买办是近代中国通商口岸地位显赫，实力强大，拥有较大影响力的新型社会阶层。《中国经济全书》中对买办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如此定位：“即为立于欧洲商人与清国商人之间不可或缺之媒介是也。”1842年中英鸦片战争以后，《南京条约》第五条规定“凡大英商民在粤贸易，向例全归额设行商，并称公行者承办，今大皇帝准以嗣后不必仍照向例，乃凡有英商等赴各该口贸易者，勿论与何商贸易，均听其便”。这样，外国商人可以自由雇用买办就有了法律依据。随着外国经济势力向通商口岸的不断扩展，外商在华纷纷设立洋行，作为中外贸易媒介的买办也随之在各通商口岸迅速发展起来了。到了19世纪50年代，买办已成为社会上引人注目的一种职业，加入买办队伍行列的人越来越多，已露出别具一格的端倪。不过由于中国自然经济的抵制，中国人民的极端贫困，加之中国幅员辽阔、经济情况复杂等原因，西方侵略者最初并没有立刻实现向中国大量倾销工商业品的愿望。为此，西方列强开始转变方式，在经济上采取“以华制华”政策，雇用中国商人为他们向中国进行商品倾销和原料收购服务。

当西方国家侵入通商口岸时，其大多数商人选择雇用原广州的买办或由他们推荐的人，后来随着中国对外贸易中心由广州转至上海，买办的来源已扩至诸多地区，如浙江等地就出现了买办阶层。浙江籍的买办多为上海最早受外商雇用的洋行和银行的来源之处。在20世纪30、40年代对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中国征信所等涉及的500余名买办调查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籍贯登记，由此使我们得以了解买办的更为详细的地域分布状况，如表1-14所示。

19世纪，中国人兴起了投资于近代工商业的意识，相应涌现出一批富有冒险精神和创新意识的企业家及中国最早的新式商人，买办阶层随之出现。他们移植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经营关系，进行经济活动。商人买办化现象，首先“在组织功能上，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化”；其次，“在管理功能上，由封建垄断化向着开拓化的方向发展，对所属行号经营业务的限制渐趋放松”；最后，就是“在导向功能上，逐渐由守旧型向进取型的方向转化”。买办受外国商人雇用，他们通过各种手段为外国商行推销商品、收购农副产品和原材料，以获取相应的工资和佣金等报酬，因此，买办的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不得不依赖外国商人。据估算从鸦片战争后到1894年前，买办的总收入（仅其从事买办活动的职业所得，不包括其开设企业及其他投资的收入）约为5亿两。而西方列强在掠夺中国人民财富的同时，更试图通过买办阶层将其经济势力伸向中国沿海乃至内地，从而进一步达到更有效侵略和控制中国的目的。

随着买办经济实力的增强，他们随之要求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于是，买办阶层则试图掌控对外贸易，必然需要控制广大的华商企业，而向其扩大资本投资就是控制华商企业的最佳方法。如怡和洋行买办商人康景星与林钦等合开“谦慎安茶栈”，集秦和、秦生、清益三家钱庄；大买办徐润1860年在温州开设润立生茶号，后来又在河口、甯州等处合股续开福德泉、永茂、合祥记等茶庄。买办势力在工商业市场上的扩张，使其进一步控制了中国对外贸易市场。

前已提及，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决定了旧中国对外贸易必然为西方列强所控制和掌握，因此，近代中国的对外贸易商人也必然要借助洋人的力量。正是这一情形为买办的产生培育了社会土壤。随着买办阶层经济、政治实力的上升，在19世纪末的中国进出口贸易格局中，诸多产品的进出口已为买办势力所把持和垄断，因此一般经营对外商务买卖的华商不得不依赖买办商人集团。例如美孚石油公司通过买办或经理人打开了我国广大的农村市场，使煤油取代了我国几千年来民间沿用的植物油和土制蜡烛，因为煤油灯的亮度比植物油亮，并且价格比植物油便宜；又如洋布和其他棉织品，到19世纪80年代，由于洋布“幅宽质细价廉，而适于用，人皆便之，反弃土布而不用”。正是买办利用所拥有的这种特殊权力为诱饵，迫使许多的外贸商人接受其条件，并与其结合，从而达到剥削进出口商贩的目的。“他们（买办）作坏事的机会之多倍于一般的中国人和欧洲人。他们利用外国雇主对他们的信任，榨取那些世故不深缺乏经验的中国人。他们在外国学到的一切狡猾的伎俩，再加之以巧妙的剥削。”“惟知藉洋人势力播弄挑唆以遂其利欲，蔑视长官，欺庄平民，无所忌惮。”“一个买办，由于他的职位，能够接受或拒绝任何愿意与洋行往来的顾客的赊买，在接受或拒绝任何看来很危险的买卖时，他们有一种独断的权力，他能够向有查询权的人说出很多为什么，洋行不能与某一顾客往来的理由。这样，买办的权力便成为绝对的了。”

中华民国时期的买办商人呈现出一种全新的发展面貌，即在政府中任高官。这一类买办则更善于利用手中职权，发展自行开设的商行和企业，并牢牢掌控着对外贸易。如任袁世凯政府财政总长的周学熙，不仅历任长芦盐运史、开平矿务局会办，而且开办庞大的工商企业。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中国逐渐形成了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买办集团，他们借助国家政权和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从国家资本垄断金融业着手，迅速地将官僚资本扩充到工业、农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等各个领域。蒋介石政府在1927—1935年，强行将2000万元官股加入中国银行，以达到完全控制这家银行的目的；1933年国民政府相继成立棉业、粮食、煤业、蚕丝和矿业等统治委员会，以垄断这些行业；1937年宋子文成立了华南米业公司，以垄断洋米进口，取得免税特权，同时又成立中国国货联营公司，以控制全国国货公司百货的买卖；1929年和1930年，国民政府又以中外合办的名义设立了中国航空公司和欧亚航空公司，独占新兴的航空运输事业。由此可知，官僚垄断资本已控制了主导国民经济命脉的众多行业，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掌握和操纵中国对外贸易的目的，对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由发展也产生不利的影响。

在中国特殊国情的背景中，买办阶层由于其阶级属性和自身缺陷等因素，无可避免地沦为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在经济上侵略中国的工具，因此，他们的诸多行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反动性和破坏性。如丽如银行的买办阿兴（Aheen）除买卖银圆以外，还贩运鸦片年达300万—500万元；曾任旗昌洋行买办上海道吴健彰勾结英美侵略者血腥镇压上海小刀会起义，并于1854年与英美法议定组成上海海关管理委员会，将上海海关管理权出卖给列强。但是，也有部分买办商人不甘心充当外商在华的侵略走狗，如曾在太古洋行担任买办的郑观应就比较关注国内外形势的变动，对国家和民族面临的危机有较深的感触，在其著作《易言》和《盛世危言》中提出了许多针对实际问题的见解，暴露了西方列强的侵略本性和国内的腐败统治；浙江商人虞洽卿利用一战的机会，将鸿安公司中的英人商股悉数收回，以组成完全华商的股份企业。尽管如此，近代中国买办阶层依然表现出巨大的落后性和反动性，其根本原因还在于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当然，政治经济利益的驱使，也势必会加剧他们与外国侵略者的勾结。

买办的作用既有反动、破坏等消极影响，客观上也体现了其积极的一面。近代在上海的洋行中担任买办的主体是浙江人，如顾福昌、陈熙元、杨信之、沈静轩等人，就其经营而言，收入非常可观。1865—1894年的30年间，中国进出口贸易总值为5141.285百万海关两，如以5%来估算买办的佣金就达257064.29百万海关两，而当时“上海买办的人数约占全国之半”。浙江人由于居于上海买办的主体，因此他们获取的大量资金多来源于买办这一职业。这些资本被用于工商业领域，有力地促进浙江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自晚清以来，江浙籍的买办主要有两种来源：一种为学徒出身，有多年在洋行做事的经历，逐渐为外国商人赏识而升为买办，如王槐山（1822—1874），系浙江余姚人，是汇丰银行的首任买办。他成为首任买办，有一段传奇经历。他曾在上海三余钱庄当跑街，因为业务关系，结识了英商会德丰洋行的大班麦克林（David McLean）。1863年，麦克林得知汇丰要在上海设立分行，由于看好银行业前景，他立刻准备回国筹资。但此时却缺少2000两白银的回国费用。万般无奈之下，他想起了在上海三余钱庄当跑街的王槐山。王槐山经常往来于钱庄、洋行间，办事老练，素有信用，讲义气。麦克林找到王槐山借款，声明此去少则半年，多则九月，届时本利归还，绝不食言。或许是被麦克林的诚恳打动，王槐山答应帮忙，他擅自从钱庄客户的存款中挪用一部分借给了麦克林。谁知麦克林一去便没有了音讯，至年终钱庄结账，王槐山挪用公款事情暴露。尽管三余钱庄的老板是王槐山的舅舅，但迫于行规，王槐山还是被开除，只得回原籍余姚谋生。1865年，麦克林带着从英国筹来的巨款回到上海开设了汇丰银行上海分行，并担任分行经理。其得知王槐山的遭遇后深感内疚，亲自赶赴余姚，把这位头戴瓜皮帽的王槐山请回了上海，并邀其担任了汇丰银行的买办。而王槐山则被委任为汇丰第一任买办，其赌注显然是押赢了，他不但拿到了120两白银的月薪，还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攒下了百万家产。赌赢的不仅是王槐山，还有那些同样服务于其他在各个洋行、银行的买办们，他们成为上海滩第一批“暴发户”。《剑桥中国史》曾写道，“从1842年到1894年，买办的全部收入约五亿三千万两……考虑到分润这笔收入的人数和1902年外人在华全部投资只有五亿八千四百万两，这笔钱就相当可观了。”除了王槐山以外还有虞洽卿、贝润生、叶澄衷、周廷弼等人，另一种为商人出身，历年经商，原先就有自己的经营网络，为外国商人所倚重。他们由于职业关系，长期与西方人保持着友好且亲密的联系，从某种程度上被视为东西方之间的桥梁。作为中介人，买办对于近代中国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和文化的全面移植都曾起到重要作用，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科学技术的革新和社会阶级的变革。在中国走向现代化这一总的历史趋势下，买办成为能够最迅速、最成功地把握历史有利时机的人。

（二）杭州买办商人产生的特殊条件

谈论近代杭州外贸商人就不能不提到一座特殊的城市——上海。上海是近代中国最早对外开埠的通商口岸之一。自开埠以来，上海的对外贸易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和繁荣。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上海更是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见前文）。1855年，广州出口值是290万元，而上海已增至1900万元，超过广州6倍多。正是因为近代上海对外贸易的飞速发展，促使上海出现了比较大的出口市场。而杭州又与上海相濒临，可以借助上海的便利扩大境内对外商品的出口。当然更有居住在杭州的外贸商人在洋商半子口税的庇护下，向内地城镇贩销洋货。

近代杭州外贸商人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侵略和国内商品经济发展的背景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多具有买办性质，故深深地打上了旧中国外贸商人的深刻印记。但是，他们在长期的商业活动中形成了一种吃苦耐劳、勇于突破地域限制、敢于拼搏的精神。早在近代以前，杭州就出现了众多名声显著的商人世家；进入近代以后，这些大商人在西方经济的影响下，渐渐向买办转化，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艰难过程。

近代上海的崛起，不仅吸引了许多商人入沪从事外贸买卖业务，创办各种新式企业，也造就了一大批浙籍在沪买办商人。我们不禁要问：为何近代以来如此多的浙江籍买办会在上海出现？除了上海与浙江区域相连的因素以外，究其根本是在于近代浙江外贸商人与外商相互间的利益驱使所致。外贸商人需要在外商特权的庇护下开展外贸生意，而外商又需要雇用熟悉中国政治经济状况和外域文化的商界名流为其服务。晚清民国时期，浙江省省会杭州对外贸易的发展也有许多买办化商人参与其中。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近代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客观上加强了中国，特别是如杭州一样的沿海地区与国外的贸易联系，促使一大批从事外贸业务商人的出现以及为外商洋行充当买办商人的形成。

其次，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杭州近代外贸商人产生的又一诱因。马克思说：“对华进口贸易的迅速扩大的主要障碍乃是那个依靠小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但当19世纪50年代后期杭州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以来，国外商品经济逐渐地打开了浙江的大门，同时，一定程度上也打开了杭州的商品市场和销售市场；在此基础上，杭州商品经济的活力得到激发，为杭州社会经济的发展拓展了广阔的空间。当然近代杭州商品经济的发展是多方面的，并非仅限于此。但西方经济的入侵无疑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催化作用。中华民国成立后，杭州社会经济的发展迎来了多次发展高潮，一是南京临时政府制定了保护私人财产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通令保护人民财产，蠲除工商业的各种限制，鼓励华侨投资，奖励和保护工商业，鼓励人民兴办实业，鼓励华侨在国内投资，设立实业部，废除清朝的苛捐杂税。在颁布这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之后，社会上形成了一股发展实业的热潮，推动了杭州各界投资实业的意识；二是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西方各国忙于战争无暇东顾，暂时放松了对我国的经济侵略，是浙江民族工业发展的一次“春天”；三是在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争取关税自主实行了包括国定关税在内的一系列经济措施。这次经济政策的调整客观地说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十分有利，特别是关税税率的提高，使关税对民族工业的保护力度得到加强。而对于地处中国沿海对外贸易中心地带的浙江杭州而言，关税水平的提高无疑对杭州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定程度上有力地推动了浙江对外贸易的国际竞争水平的提高和民族工商业的发展进程。

依赖社会经济的发展，杭州相应地涌现了一大批近代工商业人才，他们的经济活动涉及如橡胶工业中的余芝卿，卷烟工业中的戴耕莘等诸多主要部门，规模庞大，经济实力雄厚。工商业者的不断涌现及新式工厂的日益增多，使不论是工业品还是半成品的产品数量有了较大的提升，这些商品除供应国内外，还出口国外。杭州众多大商人的出现，也表明当时杭州社会经济发展的规模与程度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然而，我们也应意识到存在着诸多因素制约着杭州社会经济的发展进程，例如：由于封建地主阶级和外国侵略者的双重压迫，导致旧中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极端贫困，购买力低下；广大的劳动力仍被束缚在土地上，从事传统的劳作，与商品市场接触极少；经济较发达的城镇普遍集中于沿海地区，而广大的内地商品经济和市场的发育程度十分有限。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外贸商人的国内市场活动范围，对他们健康长久的发展也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总之，浙江买办尽管最初主要产生于宁波等沿海地区，但由于杭州是浙江省会，具有极强的辐射作用，加之杭州与本省各地区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也促进了杭州对外贸易的加速发展。近代杭州对外贸易商人的产生和发展带有深刻的社会时代烙印，其缘由在于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社会背景。因此，杭州对外贸易商人既带有近代中国外贸商人产生的一般规律，又兼有近代浙江外贸商人产生的地区属性；既体现了浙江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又体现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大发展对它的外部推动力。应该说杭州近代外贸商人（买办）的产生是国内外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