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1949年：根据地教科书以“土地革命”为宣传的启蒙引领解放中国

从1927年到1934年，中国共产党以中央苏区为中心建立根据地，提倡平民教育，各乡普遍地设立列宁小学。1934年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根据江西、福建、粤赣三省的统计，在2932个乡中，有列宁小学3052所，学生89710人”。根据地禁止使用基督教书籍、国民党文化书籍和“四书”“五经”等作为教科书，要求各地新编教科书。1930年5月，湘鄂赣边界工农兵暴动委员会编辑出版《红孩儿读本》是“现存最早的一种红色初级小学校的儿童读本”。1933年5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部编写《共产儿童读本》6册，根据徐特立的审阅意见修改后付印，是根据地第一套统编通用的小学教科书。这套教科书蕴含大量科学常识、儿童游戏的内容，还采用对比、问答、故事、韵文、歌谣、顺口溜等宣传红军及红色政权。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党中央于1937年1月进驻延安，1937年8月洛川会议通过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改变教育的旧制度旧课程，实行以抗日救国为目标的新制度新课程”。1938年2月，陕甘宁边区教育厅编审科编撰有“初级小学国语6册，初级小学算术6册，初级小学政治常识1册，高级小学历史2册，高级小学地理1册，另有图画1册、劳作1册、唱歌1册”。1938年5月，中共胶东特委领导成立“国防教育委员会”编写了国防教育课本，1941年3月国防教育委员会改称国防教材编辑委员会，编写小学、民众、妇女课本。1945年12月，苏皖边区政府教育厅成立中小学教材编审室，半年内编有中学国文、数学、历史、地理、物理、化学课本和小学数学、政治教材。抗日战争胜利后，华北、山东、东北、西北、华东等解放区教科书的编撰出版进一步规范与系统。1949年4月，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成立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是作为中央政府的教科书编审机构的基础而成立的”，叶圣陶为主任委员。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修订一套中小学教科书，基本保证了1949年秋季开学使用。

塞缪尔·亨廷顿认为，“农民起着保守或者革命的作用，农村不是稳定的根源，就是革命的根源。农村的反抗派是致命的，没有哪一个社会集团比田地甚少或者交纳过高的田租更为革命，得农村者得天下”。毛泽东到达井冈山就号召儿童们要“努力共产”“努力革命”。1933年《共产儿童读本》明确“分田分了田自己才有田”。教科书大力宣传跟着共产党进行革命，建立新政权，老百姓就“翻身做主人”。正是教科书从“打土豪分田地”到“人民当家做主”的大力宣传，根据地从青少年儿童到普通民众都受到了一次前所未有的政治洗礼，成为共产党各项政策的拥护者和践行者。“共产党已经成功地在根据地的农民心目中确立了自己牢不可破的正统感，等于是瓦解了当时还是正统国家政权的代表者国民党政府的权威，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时，在根据地农民心目中，蒋委员长的地位已经被毛主席完全取代了。更重要的是，落后、分散而且自治力很强的根据地农村，就此被注入了类现代的民族国家意识，甚至建立了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政权的某种崇拜，如果说在此之前，国家政权的强化与下移，乡村组织还可以而且能够组织抵制的话，那么从这以后，再也没有可能了。”可见，根据地教科书既是教育的基础文本，又是共产党在根据地进行的一场全面深入政治动员的宣传载体，后一个作用在兵戎相见岁月中显得更突出、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