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1840—1926年:新式教科书以“科学”为核心的启蒙引领救亡图存

经由1840年鸦片战争,至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等重大历史变故,一个庞大的东方封建帝国体系轰然分崩离析。在20世纪的曙光中,梁启超大声疾呼:“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河出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乳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翕张。奇花初胎,矞矞皇皇。干将发硎,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梁启超:《少年中国之少年》,《清议报》第35册,1900年2月10日。伴随着1902年《钦定学堂章程》及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的颁布实施,中国建立了现代教育制度。1903年,文明书局开始高举“科学”大旗,出版“蒙学科学全书”28种,是第一次全部印有“教科书”字样、第一套中国人自己分科编著(译)、至今唯一用“科学”之名统领的教科书。吴小鸥、李想:《“蒙学科学全书”与20世纪初的科学启蒙》,《教育学报》2012年第5期。1903年,商务印书馆推出蕴含全新科学内容的中国第一套现代意义教科书“最新教科书”75种149册吴小鸥:《中国近代教科书的启蒙价值》,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第19页。,以其全新价值预设以及具有历史进步方向性的洞察力,在清王朝三百年江山气数将尽时,为灾难深重的民族开启全新的启蒙。

当少年学子们手捧全新的《修身》《国文》《格致》《理科》《中国历史》《万国地理》《生理学》《博物学》《声学》《力学》……琅琅书声中,1905年科举制废除、1906年《强迫教育章程》颁布、1907年《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颁布、1910年《简易识字学塾章程》颁布,中国教育进行着翻天覆地的变革。面对教科书巨大的需求,普通学书室、彪蒙书室、会文学社、科学书局、科学会编译部、科学仪器馆、清国留学生会馆、群益书社、新学会社、广智书局、作新社、国学保存会、中国图书公司、集成图书公司、开明书店、达文社、群学社、时中书局、乐群书局、普及书局、昌明公司、东亚公司等书坊如雨后春笋大量涌现,其编撰出版的教科书为幽暗时空的中国社会增添了一抹绚丽的色彩。于是,在启蒙和救亡成为中国社会两大主题时,教科书承载的科学启蒙力量,引领并实现着救亡。

1912年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年份之一,其空前的伟大意义在于中国建立了第一个民主共和的新政权。这一年,中国教育史上首次实施了初等小学男女同校,这一年的小学教科书从开篇大写“人”到内容明确“国家基础,在少年教育”沈颐、戴克敦编纂:《共和国教科书新修身》(初等小学春季始业第8册),商务印书馆1912年初版,1913年59版,第6页。,教科书在革故鼎新的重大历史转折时期,开风气之先,以全新的文化标准展现了一个时代对于“中华”对于“共和国”对于“公民”的殷切期望。于是,民间书坊争先恐后编撰出版“中华教科书”“共和国教科书”“新制教科书”“新式教科书”“新编教科书”“实用教科书”“普通教科书”“新法教科书”“新体教科书”“新教育教科书”“新教材教科书”……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教科书编撰出版中,以欧美留学生为主导力量的1922年新学制教科书,开拓进取地展现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文化自信与创新运动,《修身》改为《社会》或《公民》,《国文》改为《国语》《作文》《国文》,《理科》改为《常识》《自然》,《体操》改为《体育》,《唱歌》改为《音乐》,《图画》改为《公用艺术》《形象艺术》,还有全新的《社会问题》《人生地理》《人生哲学》《自然科学》《科学方法》《公民生物》《医学常识》《论理学》《心理学》……教科书以重估一切价值的批判精神,在凝聚海洋文化视域与寄托中形成对一种特定历史境遇的介入,也迎来自身发展的鼎盛时期。

从1903年至1923年前后,中国现代意义教科书呈现“黄金二十年”的发展态势,教科书的范围从普通教育到女子教育以及社会教育,迅速普及与推广;教科书的种类从少数几门到纷繁复杂,学科门类不断尝试建构、调整与更新;教科书的编制从直线式到圆周式、从课后设问到课前及课后均设问,从无单元设计到有单元设计再到大单元设计、混合编制,力求在符合儿童认知及学习规律的基础上科学建构知识;教科书的插图从单幅到多幅、从黑白到彩色、从绘画到照片、从静止到连续动作,尽可能引发儿童的兴趣及满足直观教学的需求。教科书的内容选择从学科知识到生活主题,教科书的语言从文言到白话、注音符号,教科书的标点从无到有、从简单到规范……中小学教科书在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的引领下,构筑了中华民族生机勃勃的社会空间和文化生态。如今,人们追怀老清华、老北大以及西南联大,追怀20世纪30—4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的“黄金时代”时,或许要知道,这是与“黄金二十年”优良的中小学教科书启蒙密不可分的。这些教科书在中国政局陷入混乱之时,成功为中国教育乃至中华民族确立起不拔的根基。正如胡适先生所言:“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胡适:《科学与人生观序》,载张君劢、丁文江《科学与人生观》,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