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是从波尔霍夫县来到日兹德拉县的人，对于奥廖尔省人和卡卢加省人的性质的显著差异，大概都会惊讶的。奥廖尔省的农人身材并不高大，背有点儿驼，神气阴郁，蹙着眉头看人，住在白杨木造的蹩脚的农舍里，服着劳役，他们不做买卖，吃得很不好，穿着草鞋；卡卢加省的代役租农民[6]就不然，他们住的是松木造的宽敞的农舍，身材高大，眼色勇敢而愉快，面孔清爽而白皙；他们贩卖牛酪和柏油，每逢节日总穿长统靴。奥廖尔省的村庄（我们现在说的是奥廖尔省的东部）大都位在耕地的中央、草草地改成污泥池的溪谷的旁边。除了随时准备效劳的几株爆竹柳和两三株消瘦的白桦树之外，一俄里[7]内周围连小树也看不见一株；屋子紧靠着屋子；屋顶上盖着腐烂的麦秆。……卡卢加省的村庄就不然，大部分都围绕着树林；屋子的位置较为疏朗而整齐，屋顶上盖着木板；大门紧闭，后院的篱笆并不散乱，也不向外倾倒，不会招呼过路的猪进来做客。……在猎人看来，卡卢加省也较好。奥廖尔省再过五年光景，最后的树林和灌木丛林势将消失，沼地也将绝迹；卡卢加省就同它相反，林地绵延数百俄里，沼地有数十俄里，珍贵的松鸡尚未绝迹，温良的山鹬也还栖居着，忙碌的鹧鸪突然飞起，使得猎人和狗又欢喜，又吃惊。
我有一次到日兹德拉县去打猎，在野外遇见卡卢加省的一个小地主波鲁德金，就和他相识了。他酷爱打猎，因此是一个出色的人。他的确也有一些弱点：例如，他曾经向省里所有的豪富女郎求婚，被人拒绝了，不准上门，便怀着悲痛的心情向所有的朋友和熟悉的人诉苦，一方面照旧把自己果园里的酸桃子和其他未成熟的果子当作礼物送给女郎的父母；他喜欢重复讲述同一个笑话，这笑话尽管波鲁德金先生自己认为极有意义，却实在从来不曾使任何人发笑过；他赞扬阿基姆·那希莫夫[8]的文章和小说《宾那》[9]；他说起话来口吃，他把他的狗称为天文学家；他把“但是”说成“但系”，他家里采用法国式烹调，这种烹调的秘诀，据他的厨子的理解，在于使每种食物的天然滋味完全改变；肉经过这能手的烹调带有鱼味，鱼带有蘑菇味，通心粉带有火药味；不过汤里面放的胡萝卜，全都是菱形的或梯形的。然而除了这些为数不多而又无关重要的缺点之外，波鲁德金先生，如前所说，是一个出色的人。
我同波鲁德金先生相识的第一天，他就邀我到他家里去宿夜。
“到我家里大约有五俄里，”他说，“步行是太远了；让我们先到霍尔家去吧。”（读者谅必会允许我不照样传达他的口吃。）
“霍尔是谁呀？”
“是我的佃农，……他家离这儿很近。”
我们就到霍尔家去。在树林中央整理过并耕作过的空地上，孤零零地耸立着霍尔的庄园。这庄园包括几间松木构成的屋子，用围墙连结起来，正屋的前面有一个用细柱子支撑着的敞棚。我们走进去，看见一个二十来岁的、身长貌美的青年小伙子。
“啊，菲嘉！霍尔在家吗？”波鲁德金先生问他。
“不在家。霍尔进城去了，”这青年露出一排雪白的牙齿，微笑着回答，“要准备马车吗？”
“是的，阿弟，要马车。还要给我们拿点克瓦斯[10]来。”
我们走进屋子里去。圆木造成的清洁的壁上，一张苏兹达尔的图画[11]也没有贴；在屋角里，在装着银质衣饰的沉重的圣像前面，点着一盏神灯；菩提树木的桌子是不久以前刮洗干净的；圆木条中间和窗子的侧框上，没有敏捷的茶婆虫钻来钻去；也没有沉思似的蟑螂隐藏着。那青年小伙子很快就拿着一只装满出色的克瓦斯的白色大杯子、一大块小麦面包和装着一打腌黄瓜的木钵子走出来了。他把这些食物统统摆在桌子上了，身子靠在门上，然后带着微笑不时地向我们看。我们还没有吃完小菜，马车已经在阶前响动了。我们走出去。一个大约十五岁的、头发鬈曲、双颊嫣红的男孩子坐在车上当马车夫，很费力地勒住一匹肥胖而有斑纹的公马。马车的周围，站着相貌十分相像而又很像菲嘉的六个身材魁梧的小伙子。“都是霍尔的孩子！”波鲁德金说。“都是小霍尔[12]，”菲嘉接着说，他已经跟着我们走出来，到了台阶上，“还没有到齐呢，波塔泼在林子里，西多尔跟老霍尔进城去了，……当心啊，华西亚，”他转向马车夫，继续说，“要跑得快啊：载的是老爷呢。不过，开上土堆的时候要当心，走得慢些；不然，弄坏了车子，震坏了老爷的肚子！”别的小霍尔听到了菲嘉的俏皮话都微微一笑。“把天文学家载上去！”波鲁德金先生神气地喊一声。菲嘉兴匆匆地把那勉强含笑的狗高举在空中，把它放在车子里了。华西亚放松了马缰绳。我们的马车开动了。“这是我的事务所，”波鲁德金先生指着一所矮小的房子，突然对我说，“要不要去看看？”“好吧。”“这事务所现在已经撤消了，”他说着，爬下车来，“可还是值得一看。”这事务所包括两个空房间。看守人，一个独眼的老头儿，从后院子里跑出来。“你好，米涅伊奇，”波鲁德金先生对他说，“水在哪儿啊？”独眼老头儿走了进去，立刻拿着一瓶水和两只杯子回来了。“请尝一尝，”波鲁德金对我说，“我这水是很好的泉水。”我们每人喝了一杯，这时候老头儿向我们深深地鞠一个躬。“唔，现在我们可以去了吧，”我的新朋友说，“在这事务所里我卖了四俄亩[13]林地给商人阿利鲁叶夫，得到好价钱呢。”我们坐上马车，过了半个钟头，已经开进领主邸宅的院子里了。
“请问，”晚餐的时候我问波鲁德金，“为什么您的霍尔跟您其他的佃农分开住呢？”
“是这么一回事：他是一个聪明的佃农。大约二十五年前，他的屋子给火烧了；他就跑来对我先父说：‘尼古拉·库齐米奇[14]，请您允许我迁居到您林子里的沼地上去吧。我会付高价的代役租给您。’‘你为什么要迁居在沼地上呢？’‘我要这样；只是您哪，尼古拉·库齐米奇老爷，请您不要派我做任何工作，至于多少代役租，由您决定好了。’‘每年五十卢布！’‘好吧。’‘我可是不准欠租的！’‘当然，决不欠租……’这样，他就迁居在沼地上了。从这时候起，人家就给他取个外号叫霍尔。”
“那么，他现在发财了吗？”我问。
“发财了。他现在付给我一百卢布的代役租，我也许还要涨价呢。我几次三番对他说：‘赎了身吧，霍尔，喂，赎了身吧！……’可是他这个滑头，咬定没有办法；说是没有钱，……其实不见得是真的呢！……”
第二天，我们喝过了茶，立刻又出发去打猎。经过村里的时候，波鲁德金先生吩咐马车夫在一所低低的农舍旁边停了车，大声地叫唤：“卡里内奇！”“马上来了，老爷，马上来了，”从院子里传出声音来，“我在缚草鞋呢。”我们的车子就慢慢地开了；开出村子以后，一个四十岁左右的、身材瘦长、小小的头向后仰起的人赶上了我们。这就是卡里内奇。他那和善的、黝黑的、有几处麻斑的脸，使我一见就喜欢。卡里内奇（我后来才知道）每天陪主人去打猎，替他背猎袋，有时还背枪，侦察鸟在哪里，取水，采草莓，搭棚，跟着马车跑；没有了他，波鲁德金先生一步也走不动。卡里内奇是一个性情最愉快、最温顺的人，嘴里不断地低声唱歌，无忧无虑地向四处眺望，说话略带鼻音，微笑的时候总是眯着淡蓝色的眼睛，又常常用手去摸他那稀疏的尖胡子。他走路不快，但是步子很大，轻轻地拄着一根细长的拐杖。这一天他同我谈了好几次话，伺候我的时候毫无卑屈的态度；但是他照顾主人，像照顾小孩一样。当正午的难堪的炎热逼得我们不得不找寻荫庇处的时候，他引导我们到树林深处他的养蜂房那里去。卡里内奇替我们打开了一间挂着一束束干燥的香草的小屋，叫我们躺在新鲜的干草上，自己头上戴了一只有网眼的像袋一样的东西，拿了刀子、罐子和燃着的木片，到养蜂房里去替我们割蜜。我们和着泉水，喝了透明而温暖的蜜汁，就在蜜蜂的单调的嗡嗡声和树叶的簌簌的絮语声中睡着了。——一阵微风把我吹醒。……我睁开眼睛，看见卡里内奇：他坐在半开的门的门槛上，正在用刀子雕一个瓢。我对他的像傍晚的天空一般温和而明朗的脸欣赏了好一会儿。波鲁德金先生也醒来了。我们并不立刻起身。在长久的步行和沉酣的睡眠之后一动不动地躺在干草上，觉得很适意：浑身舒服而疲倦，脸上发散出轻微的热气，甘美的倦怠使人睁不开眼睛。终于我们起来了，又去散步，直到傍晚。晚餐的时候，我又谈到霍尔，还谈到卡里内奇。“卡里内奇是一个善良的庄稼汉，”波鲁德金先生对我说，“一个勤恳而殷勤的庄稼汉；但系他不能够好好地务农，因为我老是拖走他。他每天陪我去打猎，……怎么还能够务农呢，您想。”我同意了他的话，我们就睡觉了。
下一天，波鲁德金先生为了和邻人比朱可夫打官司，必须进城去。邻人比朱可夫耕了他的地，而且在这耕地上鞭打了他的一个农妇。我一个人出去打猎，傍晚以前到霍尔家去弯弯，在门口看到一个秃头的、矮身材的、肩胛宽阔而体格结实的老头儿——这就是霍尔本人。我带着好奇心看看这个霍尔。他的相貌很像苏格拉底：高高的有疙瘩的前额，小小的眼睛，翻孔的鼻子，都同苏格拉底一样。我们一同走进屋子里。前天见过的菲嘉拿出牛奶和黑面包来给我吃。霍尔坐在长凳上了，异常沉着地抚摩着他的鬈曲的胡须，同我谈起话来。他似乎感觉到自己身份的优越，说话和行动都慢吞吞，有时在长长的口髭底下露出微笑。
我同他谈到播种，谈到收获，谈到农家的生活。……他对于我的话似乎一直表示赞同；只是后来我倒不好意思起来，我觉得我说的话不恰当。……我们的谈话似乎有些异样了。霍尔说话有时很奥妙，大约是小心的缘故。……下面便是我们的谈话的一例：
“我问你，霍尔，”我对他说，“你为什么不向你的主人赎身呢？”
“我为什么要赎身？现在我和我的主人相处得很好，我的代役租也能照付，……我们的主人很好。”
“可是一个人总是自由的好。”我说。
霍尔斜看我一眼。
“那当然。”他说。
“那么，你为什么不赎身呢？”
霍尔摇摇头。
“老爷，你叫我拿什么来赎身呢？”
“唉，得了吧，老头儿……”
“霍尔要是做了自由人，”他低声地继续说，仿佛是自言自语，“凡是没有胡子的人[15]，就都管得着霍尔了。”
“那么，你也可以把胡子剃掉。”
“胡子算得了什么？胡子是草啊，要割掉也可以的。”
“那还说什么呢？”
“也许霍尔还是索性做了商人；商人生活过得好，而且也留胡子。”
“怎么，你不是已经在那里做生意了吗？”我问他。
“那不过是稍微贩卖些牛酪和柏油。……怎么样，老爷，要不要准备马车？”
“你这个人说话好谨慎，心里很狡猾呢。”我这样想。
“不，”我说，“我不需要马车；明天我想在你这庄园近旁走走，如果你允许的话，我想在你的干草屋里过夜呢。”
“很欢迎。可是你住在干草屋里怕不舒服吧？让我吩咐娘儿们替你铺床单，放枕头。喂，娘儿们！”他站起身来，叫道，“娘儿们，过来！……菲嘉，你和她们同去吧。娘儿们都是蠢货。”
过了一刻钟，菲嘉提着灯笼领我到干草屋里去。我投身在芬芳的干草上了，狗在我脚边蜷做一团；菲嘉向我道了晚安，呀的一声，门就关上了。我有很久睡不着。一头母牛走到门边来，大声地喷了两口气；狗威严地向它狂吠起来；一只猪一股心思地哼着，从屋边走过；附近不知什么地方有一匹马嚼起干草来，打着响鼻，……我终于打起盹来。
清早，菲嘉叫醒了我。这个愉快而活泼的小伙子我觉得非常可爱；而且，据我所见，他也是老霍尔的宠子。两人常常很亲睦地互相搭讪。老头儿出来招呼我。不知道是我在他家里过了夜的缘故，还是另有别的缘故，霍尔对待我比昨天亲切得多了。
“茶炊已经替你准备好了，”他微笑着对我说，“我们去喝茶吧。”
我们坐在桌子旁边了。一个强壮的农妇，是他的媳妇当中的一个，拿来了一罐牛奶。他的全班儿子一个个走进屋里来。
“你真是儿孙满堂！”我对老头儿说。
“嗯，”他咬下一小块糖，说，“他们对我和老妻倒似乎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
“他们都跟你住在一起吗？”
“是的。他们自己都要跟我住在一起，也就住在一起了。”
“都娶亲了吗？”
“就这一个，顽皮东西，还没有娶亲，”他指着菲嘉回答我说，菲嘉又照老样子靠在门上了，“华西亚，他年纪还小。可以不忙。”
“我为什么要娶亲？”菲嘉回驳他，“我还是这样的好。我要老婆做什么？要来同她吵架，是不是？”
“嘿，你这东西，……我知道你的！你戴上银戒指，……只想一天到晚同那些丫头们鬼混。……‘好啦好啦，不要脸的！’（老头儿模仿丫头们的口气说。）我知道你的，你这懒虫！”
“老婆有什么好处呢？”
“老婆是劳工，”霍尔认真地说，“老婆就是庄稼汉的仆人。”
“我要劳工做什么呢？”
“不用说啦，你是喜欢不劳而获的。你们这种人的心事我们都懂得。”
“既然这样，那你就给我娶亲吧。咦？怎么了！你为什么不开口？”
“唉，得了，得了，你这顽皮家伙。你瞧，我们把老爷吵得心烦了。我会给你娶亲的，别担心。……老爷，请你别生气。孩子年纪小，还不懂得规矩。”
菲嘉摇摇头。……
“霍尔在家吗？”门外传来熟悉的声音，卡里内奇走进屋子来，手里拿着一束野莓，这是他采来送给他的好友霍尔的。老头儿殷勤地迎接他。我吃惊地望望卡里内奇，我实在料不到农人也有这种“温情”。
我这一天出门打猎，比平常迟了大约四个钟头；此后的三天，我都住在霍尔家里。我这两个新相识引起了我的兴味。不知道我凭什么取得了他们的信任，他们都毫无拘束地跟我谈话。我津津有味地听他们的话，观察他们。这两个朋友毫无一点类似的地方。霍尔是积极的、实际的人，有办事的头脑，是一个纯理性的人；卡里内奇同他相反，是属于理想家、浪漫主义者、热狂而好幻想的人物之类的。霍尔能理解现实，所以他造房子，积钱财，跟主人和其他有权势的人和睦相处；卡里内奇则穿着草鞋，勉强度着艰苦的日子。霍尔有一个人丁兴旺、驯服和睦的大家庭；卡里内奇曾经有过老婆，可是他怕她，而且孩子一个也没有。霍尔看透波鲁德金先生的为人；卡里内奇则崇拜他的主人。霍尔爱卡里内奇，常常庇护他；卡里内奇爱霍尔，并且尊敬他。霍尔很少讲话，脸上现出微笑而肚子里做功夫；卡里内奇说话带着热情，却并不像伶俐的工厂人员那么花言巧语。……但是卡里内奇有种种特长，这是霍尔也承认的；例如：他念起咒来，就能止血、镇惊、愈疯，他又能除蛆；他养蜜蜂容易成功，他的手是吉利的。[16]霍尔当我面前要求他把新买来的马带进马厩里去，卡里内奇就诚恳地、一本正经地履行这老怀疑家[17]的嘱托。卡里内奇接近于自然；霍尔则接近于人类和社会。卡里内奇不喜欢议论，盲目地信任一切；霍尔则眼光很高，甚至有玩世不恭的态度。他见得很多，知道得很多，我跟他学得了不少知识。例如：我从他的叙述中知道，每年夏天割草以前，必有一辆样式特殊的小马车开到各个村子里来。这马车里坐着一个穿长襟外衣的人，在卖大镰刀。倘是现金，每把收一卢布二十五戈比[18]至一个半卢布的纸币；倘是赊账，则收三卢布纸币，一个银卢布。当然，所有的农人向他买镰刀的时候都赊账。过了两三个星期，这个人又出现，来收账了。农人刚刚收割燕麦，所以都能够付账；农人同这商人到酒店里去，就在那里付清账款。有些地主想自己用现金把镰刀买进，然后赊售给农人们，取同样的价钱；哪知农人们很不满意，甚至没精打采。因为本来他们可以用手指弹弹镰刀，听听声音看，把它拿在手里翻来覆去，无数遍地质问那奸猾的贩子：“喂，小伙子，这镰刀不大好吧？”——向地主买便丧失了这种乐趣。在买小镰刀的时候，也有这同样的把戏，所不同的，这时候还有女人参与其事，有时弄得那贩子没有办法，不得不用拳头教训教训她们。但是最使得女人们吃亏的，是下面所说的事：造纸厂的原料采办人委托一种特殊的人去收购破布，这种人在某些县里被称为“鹰”。这种“鹰”从商人那里领得了大约两百卢布的纸币，就出门去找求获物。但是他和他被称呼的那种高尚的鸟完全不同，并不公然地、大胆地来袭击，反之，这种“鹰”却运用狡诈和奸计。他把他的车子停在村庄附近的丛林里，自己走到人家的后院或后门口去，装作是一个过路人或者只是一个闲散人的样子。女人们凭感觉猜测到他来了，就偷偷地出去同他会面。交易匆匆地完成。女人为了几个铜币，不但把一切无用的破布卖给这“鹰”，又常常连丈夫的衬衫和自己的裙子也都卖给他。近来女人们更发见一种有利的办法，就是把自己家里的大麻，特别是雄麻偷出来，用同样的方法出卖。这么一来，“鹰”的业务就大大地扩展而改进了！但是农人也学乖了，略有一点儿可疑，稍微听到一点“鹰”来到的风声，他们立刻敏捷地从事戒备和预防。事实上，这不是可耻的事吗？卖大麻是他们的事，——而且他们的确在卖它，——不是到城里去卖（到城里去卖要亲自去），而是卖给外来的小贩，这些小贩因为没有带秤，规定四十把作为一普特[19]计算——可是你们都知道，俄罗斯人的手掌是什么样的，什么叫作一把，尤其是在他“卖力”的时候！——像这样的故事，我这阅世不深、对乡村生活不“老练”（像我们奥廖尔省人所说）的人，实在听到了不少。但是霍尔并不只是自己讲，他也问了我不少话。他知道我曾经到过外国，他的好奇心便勃发了。……卡里内奇也不比他差。但是卡里内奇所最感兴味的，是关于自然、山、瀑布、特殊的建筑物、大都市的话；而霍尔所感到兴味的，是行政和国家的问题。他总是有条有理地发问：“他们那里也同我们这里一样，还是两样的？……喂，请告诉我，老爷，是怎么样的？……”“啊！哦，天哪，有这种事！”我叙述的时候卡里内奇这样惊叹；霍尔则不开口，锁着浓眉，只是偶尔说：“这在我们这里行不通呢，这倒是好的——这很合理。”我不能把他的一切问话都传达给你们，而且也没有这必要；但是从我们的谈话中，我得到了一个信念，这恐怕是读者怎么也预料不到的，这信念就是：彼得大帝本质上是俄罗斯人，正是在他的改革中看得出他是俄罗斯人。俄罗斯人那么确信他自己的力量和坚毅，连折磨自己都情愿：他很少留恋过去，而勇敢地向前面看。凡是好的他都喜欢，凡是合理的他都接受，至于这是从哪里来的，他一概不问。他的健全的思想喜欢嘲笑德国人的枯燥的理性；但是照霍尔所说，德国人是富于好奇心的小民族，他准备向他们学习些。霍尔凭借他自己的地位的特殊性和实际上的独立，跟我谈了许多在别人是农人们所谓压也压不出、挤也挤不出的话。他的确很明白自己的地位。我和霍尔谈话，才第一次听到了俄罗斯农民的纯朴而聪明的言语。他的知识，就他的身份而论，是非常广博的，但是他不识字；卡里内奇却会。“这浪子会识字呢，”霍尔说，“他养蜜蜂也顺利，从来不死的。”“你的孩子们你都给他们识字吗？”霍尔沉默了一会儿，说：“菲嘉识的。”“别的呢？”“别的都不识。”“为什么呢？”老头儿不回答，把话头转到别处去了。然而，不管他多么聪明，他也有许多执拗和偏见。例如，他从心底里看轻女人，而在他心情愉快的时候就嘲笑和侮辱她们。他的妻子是一个喜欢吵闹的老太婆，一天到晚不离开炕上，不断地发牢骚，骂人；儿子们不去理睬她，但是她使得媳妇们像敬神一样怕她。怪不得在俄罗斯的小曲里婆婆这样唱：“你怎么做我的儿子，你怎么做当家人！你不打老婆，你不打新妇。……”我有一次曾经想庇护媳妇们，企图唤起霍尔的怜悯心；但是他坦然地回驳我说：“你何苦管这种……小事，——让女人们去吵架吧。……劝解她们反而不好，也犯不着自讨烦恼。”有时这凶恶的老太婆走下炕来，从穿堂里叫出看家狗来，喊它：“过来，过来，狗儿！”就用拨火棍殴打狗的瘦瘦的背脊；或者站在敞棚底下，对所有的过路人——如霍尔所说——“骂街”。可是她怕她的丈夫，他发一个命令，她就回到自己的炕上去了。但是特别有趣味的，是听卡里内奇和霍尔谈到波鲁德金先生时的争吵。“哼，霍尔，在我面前你不要议论他。”卡里内奇说。“那么他为什么不给你做靴子呢？”那一个反驳。“嗨，靴子！我要靴子做什么用？我是个庄稼汉……”“我也是个庄稼汉呀，可是你瞧……”说到这里，霍尔就举起脚来，把那双仿佛是巨象皮制的靴子给卡里内奇看。“唉，你是和我们不同的啊！”卡里内奇回答。“那么，至少草鞋钱总得给你，你是陪他去打猎的呀；大约一天要一双草鞋吧。”“他给我草鞋钱的。”“是的，去年赏了你一个十戈比银币。”卡里内奇恨恨地把脸扭开去，霍尔放声大笑起来，这时候他的一双小眼睛完全消失了。
卡里内奇唱歌唱得很悦耳，他还弹了一会儿三弦琴。霍尔听他弹，听着听着，忽然侧转了头，跟着他唱出悲哀的声音来。他特别喜欢《我的命运啊，命运！》这支歌。菲嘉不放过取笑父亲的机会。“老人家，你怎么感伤起来了？”霍尔管自用手托着面颊，闭着眼睛，继续诉说他自己的命运。……可是在别的时候，没有人比得上他的勤勉：他不绝地摸摸索索——修理马车呀，支撑栅栏呀，检查挽具呀。然而他不大保持清洁，有一次我提到了，他回答我说：“屋子里应该有住人的气味。”
“你看，”我回驳他，“卡里内奇的蜂房里多么清洁。”
“蜂房里倘不清洁，蜜蜂就不肯住了，老爷。”他叹一口气对我说。
“请问，”又有一次他问我，“你有世袭领地吗？”“有的。”“离这儿远吗？”“大约一百俄里。”“那么，老爷，你住在自己的世袭领地上吗？”“是啊。”“大概弄枪的时候多吧？”“的确是这样。”“那很好，老爷；你就打打松鸡吧，可是村长得常常调换。”
第四天傍晚，波鲁德金先生派人来接我。我跟老头儿分别，觉得很可惜。我和卡里内奇一同坐上马车。“再见了，霍尔，祝你健康，”我说，……“再见，菲嘉。”“再见，老爷，再见，别忘记我们。”我们动身了。晚霞刚刚发出红光。“明天准是好天气了。”我看看明朗的天空，这样说。“不，要下雨了，”卡里内奇回驳我，“因为那边的鸭子在泼水，而且草的气息很浓烈。”我们的车子开进了丛林。卡里内奇坐在驾车台上，身体颠动着，嘴里轻轻地唱起歌来，一面不绝地眺望着晚霞。……
下一天，我离开了波鲁德金先生的好客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