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想切实提高会议的质量，有两条应该做到。一是主持者要精心选题，要摘熟瓜，不要摘生瓜。会议既然是酿造新思想的，就先要看酿造的时机是否成熟，先找到突破口，选准题，会前要做细致的调查准备工作。会议题目选准了，这个会也就成功了一半。会议应急社会之急、工作之急和与会者之急，有的放矢。党的历史上的八七会议、遵义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等许多重要会议都是因为时局危急，不开不行。这种会绝不会空泛，不会说旧话、套话，它逼着我们必得产生一个新思想、新方案，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开会。现在有些会议所以质量不高，就是因为它不急，不反映工作发展到此时此刻的话题，是一种四季歌式的例会。于是就空谈、就旅游、就吃喝，到时散会走人。
二是要调动与会者积极参与。开会如打仗，既要选战机又要鼓士气。会议开得好不好最终要看与会者的思想变化。与会者的思想就是会议的原料，主持人的本事就是博采众料，善掌火候，把与会者的各种想法掏出来，再酿出一个统一的新思想。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只能水过地皮湿，会议也就走了过场。本来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想法，大家凑到一起，总会有新思想、新方案，许多突然召集的会议也有开出效果的。可惜我们的许多主持人就是“武大郎开会”，听不出、发现不了每个人的新思想，更不能像好厨师一样巧用料、善掌火，变出一个新菜，而是像典礼上的司仪，只会刻板地宣读程序。过去，农村搞极“左”，农民出工不出力，“人哄地皮，地哄肚皮”，产不出粮食。同样，言不由衷，你哄我、我哄你的会议也产不出新思想。凡开会，会前没有急切之心，会上没有求新之心，这样的会议是开不好的。
讲话就是在做工作
就像写字和说话是我们表达思想的两种方式，发文件和讲话也是我们工作的两种方式。但是常常有一种错觉，好像正襟危坐、宣读文件才算是工作，而讲话就常被当作应酬、客套、例行公事，于是空话、套话甚至假话到处可见。现在干部的文化水平高了，我们可以通过文件、报刊来工作。新中国成立前我们动员打仗、搞“土改”，大多数时候都是靠讲话。那时基层干部文化水平低，不少还是文盲，他们就只带着一双耳朵来开会，听了我们的讲话，回去一传达，工作就轰轰烈烈地干起来了。那时候要是也像现在这样打官腔，哪有这个江山？检验我们讲话质量的最好办法，就是问一问群众记住了多少。如果一句话也没有记住，说明你的话没有用，没有入脑、入心，没有起到工作效果，或者你原本就没有想到要通过讲话来做工作。工作是什么？就是改变现状。原地踏步不是工作，重复不是工作，有突破、有增减、有改进才是工作。欲改工作之状，先变工作之人，要先武装他的头脑，改变他的思想。所以我们讲话时要给人新信息、新知识、新思想，要通过这三把钥匙开启听者的心扉，开启他头脑里紧闭的大门。他接受了你的新东西，精神变物质，去创造新的工作，这也就证明你的讲话有了作用。
现在为什么一些干部讲话人们不爱听？一是旧，没有新信息。不调查研究，捕捉不到新情况，总是在说老话，举老的例子。甚至比群众知道的还要少，就像局外人给当事者讲故事，听者不好意思捅破，只好耐着性子听。
二是浅，没有知识度。知识是在实践中获得的认识和经验。知识比信息又进了一步，已不是事物的皮毛，开始反映事物的规律。凡从事某一种工作，就必须有这方面的知识，就像一棵百尺之树必须有十丈之根。知识是某种专业、某种工作的根。而我们一些同志对自己所干的事察之不深，吃之不透，讲话讲不到根上，常抓住一点自以为得意的枝叶、花絮哗众取宠，而听的人却早在暗暗叫俗、叫浅了。毛泽东在延安时就给这种人画了像：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这样怎么能做好工作？
三是死板，没有新思想。讲话的内容不但要有信息、有知识，还要有新思想。信息和知识是死的，是垫在脚下的阶梯，思想是活的，是拿在手里的工具。给人以知识和信息好像替人打开窗户，吹进清风；给人以思想则是让他自己推窗望远，吐故纳新。“鸳鸯绣出从君看，‘又将’金针度与人”，工具比产品更宝贵。讲历史唯物主义比讲历史更重要，讲辩证法比讲故事更重要。有思想的语言人们才能记得住。为什么毛泽东、邓小平乃至孔子、老子这些哲人的话我们现在还记得，就是因为其有深刻的思想，是工具，是指南，起作用的时间长。我们平时讲话不敢企求有多么深的哲理，但既然指导工作，总要超出现象说一点道理，好让人家举一反三，去想去做。而不少同志讲话就是一架复印机，省里传达中央的，县里传达省里的，乡里传达县里的。上面的精神虽好，还得要加上我们创造性的劳动才能落实。每一个负有一定责任的干部，一定要找到上面精神与自己工作的结合点，在这里生根发芽，结出自己的工作之果。这才是你的思想，才是活的东西，你只有讲这一点时，群众才爱听。
最后还有一点，就是语言。我们许多同志讲出的话，就像隔日的蔬菜，干涩软蔫。信息、知识、思想都可以是转承过来的，唯有语言只能是自己的，它像笔迹、指纹一样有个性。说的过程也是创造，同样一句台词，不同的演员念出来，效果就不一样。清代学者李渔说：“同一话也，以尖新出之，则令人眉扬目展，有如闻所未闻；以老实出之，则令人意懒心灰，有如听所不必听。”比如，他这里就故意把“心灰意懒”用成“意懒心灰”。讲话如穿衣，不能一年四季总是一身衣服。人不变，衣常换，也有新鲜感。语言不新没有个性，人们听起来就“意懒心灰”，稍一转换，就“眉扬目展”。比如我们平常说不能讲空话，说多了这词也不新了。一位领导同志视察山区，听到一件事。山区多野猪，常于夜间糟害庄稼，农民先以锣鼓惊吓，后将喇叭悬于电线杆上放录音。野猪开始不敢来，后渐渐靠近，最后干脆将电线杆都掀倒了。这位同志说：讲假话连野猪都骗不了，谁还爱听？这就是“以尖新出之”，就有了新意，人们也容易记住。
关键是要有责任心和创造心
我们的讲话和会议如何才能不平淡呢？一是责任心要强，主持者不能例行公事。一般来讲，当我们的工作亟须突破时，这会议和讲话就有实效，因为这时不允许你敷衍。时势逼你尽职尽责。就像我们饭后在平路上可以漫不经心地散步，爬楼梯时就得认真出点力了。没有听说饭后在楼梯上散步的。散步的本意是走路，但它已被异化为一种休息；开会、讲话的本意是工作，但也能被异化为一种过场。如果我们时时有重任在身、如履薄冰的责任心，会议和讲话的质量就高得多了。
二是要有创造心。作家追求“语不惊人死不休”，艺术家追求技压群芳，运动员追求破纪录。他们都把自己的专业生命定位在创造出新上，不新不如不做。工作也是这样，开会必得形成新思想，讲话必得有新效果，不新就没有必要去做。当工作没有新意时，会议就没有生气，讲话就没有新词；当工作找不到新问题时，会议就没有焦点，讲话就讲不到点子上，就像拿眼药水往腿上抹。当一个人有很强的责任心和创造心时，他就会把每一次会议、每一次讲话都当作是一次创造，力求有新的效果。同时许多没有必要的不出新思想的会议，许多不起作用的只是应酬的讲话可以统统省掉，这样我们工作的效率也不知可以提高多少倍。
为什么不能用诗作报告
报载某地开人民代表大会，所做的报告却是一首五言顺口溜长诗，凡六千字，一韵到底。这到底是工作创新还是亵渎职守？媒体议论纷纷。深究其理，值得玩味。
我们先分析一下“形式”。形式与内容本是对立统一，合作共事的。但是人们常记住了“统一”，忘了“对立”。原来形式本身有独立存在的价值，比如诗歌这个形式，就有句式、节奏、音韵的美，这是形式的资本，所以它总时时想逃离内容，闹独立。就像一个美女，不想与穷汉厮守，总想换一个有钱人过日子，她有这个本钱。这就是为什么年年反形式主义，却总是反不掉，就如年年扫黄，总是扫不尽，本性使然，规律所在。
形式爱表现，但它自己不能实现，必须借助于使用形式的人。天下的人可分两类：一类是干实事的，虽也会用到形式，但内容第一。如经商、从政、军事等等。另一类是玩形式的，专门开发形式的审美价值，如音乐、美术、语言等艺术家，形式第一。人各有好，术有专攻，本无可厚非，最怕的是乱了阵营。你是要干事还是要从艺，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比如，宋徽宗、李后主，本是当皇帝的，但坐在龙椅上不办公，一个爱画画，一个爱写词，虽也出了名，但都成了亡国之君，当了俘虏。还有那个爱作曲、会编舞的唐明皇，也招来了天下大乱，自毁江山。我们有些干部总是分不清自己的身份和责任，想要两头沾，既当有才的宋徽宗，又当有为的唐太宗；既要政界的光环，又要艺人的光彩。无数事实证明，于公，这是亡国之象；于私，这是身败之症。只有放弃一头，才能保住一头。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中，有大才艺的人很多，但他们都知道孰轻孰重，毅然割爱才艺，献身革命。陈毅参加革命前先参加了文学研究会，曾与徐志摩论诗；张闻天是第一个发表长文把诗人歌德介绍到中国的人；周恩来的话剧才能更是尽人皆知。但他们都不敢“以才害政”，也从不借政坛炫艺。
再说形式与内容相搭档也是有一定之规的，就像穿衣服要讲场合。或可称之为“形式伦理”。如果是纯玩形式，有艺术界的行规；但要做事，特别是政事，就有政界的规矩：以事为主，选取适当形式。什么叫“适当”？突出内容，淡化形式。比如穿“三点式”是健美比赛的形式，为突出肌肉的美；穿古装，是演古装戏的形式，为突出古典氛围。人大工作报告重在时政阐述，要严肃、鲜明、直白、缜密，用长于浪漫、抒情、吟唱、夸张的诗歌形式去表现，就像参加晚宴时穿着古装或“三点式”，那是怎样的一种尴尬！就是单从语言表现来说，诗歌有格律管着，也不能尽达政治之意。闻一多说写诗是“戴着镣铐跳舞”，用诗去做工作报告则是镣铐之外又加了一层面具。比如，这篇六千字的报告，一色五言，一韵到底，你就是想“此处有掌声”也会受到一层限制。历史上曾有人以诗写论文，唐代的司空图用四言诗写了一本《二十四诗品》，是学术名著，但也没有超出以诗说诗的范围。现在以诗来写工作报告，这确如马克思所说，是“惊险的一跳”，如果跳跃不成功，那摔坏的一定不是形式，而是形式的拥有者。
形式是有逃离内容的本性，其实还是因为背后有一双看不见的腿，有一个不专心正业的人。奇怪，在其他行业，如商业，就没有人敢用诗歌来签合同，军界也没有人敢用诗歌来下命令。因为，一是他的权力有限，二是立即就会碰钉子。而政界却能出这种怪事，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我们政治的不成熟。
让形式不再只是形式
中央提出反形式主义，很得民心。我们要干工作自然会诉诸某种形式，但如果总是重复形式而无实效，就招人烦。最近到陕北府谷县采访，却意外地收获一点惊喜，聊慰烦心。
评“百强”是一种形式，全国各种“百强”已不知几多。府谷是全国“百强”县之一，但他们没有借此形式来招摇，反倒自找其弱，自补其虚。全县还有三万贫困人口，他们决心三年解决“富中贫”问题，类似城市消灭“城中村”“棚户区”。而且高标准，全国农村贫困线是两千三百元，他们提到三千元，以缩小差距，共同富裕。
“领导送温暖”是一种形式，最常见的是春节慰问。在府谷，腊月三十、正月初一，干部不去“骚扰”群众过年，而是等春节过后，就入村落实当年的生产规划。他们不叫“送温暖”，叫送项目和措施到村、到户、到人“三到位”。而且从书记、县长到乡、镇干部，扶贫“三到位”发文公布，年底验收。
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会议、党代会，是我国政权建设和党的建设的一种形式。代表、委员应切实参政、议政。可惜基层的代表、委员经常被“形式”为一种空头荣誉，开会才露脸，平时找不见。在当地我也惊喜地看到了其内容的回归。全县的“两代表、一委员”必须对自己所代表的群众履行扶贫之责，人人有联系点、帮扶对象，并与党政干部同在一张表上向全县下文公布。
移民建新村也是这几年常用的扶贫形式。但常常进了新村，丢了老根，无法生存。他们吸取教训，除坚持群众自愿外，还有几条“留老根，扎新根”的硬规定：每户留一亩口粮田；离原村五公里到八公里（农民与旧村还有许多割不断的联系），离集镇不超过十公里，可享受集镇公共配套服务；有新的收入来源（务工、“三产”、政策补贴）等。真正移得动，留得住，贫变富。类似还内容于形式的还有很多。
事物总有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但是形式可以独立存在，而且往往有摆脱内容去顽强表现自身的价值取向。如诗词的格律、语言的修辞、音乐的旋律等都有独立的美学价值。于是就有了绕口令、风景画、无标题音乐等艺术形式。但我们的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表演艺术家，不能陶醉于自己的工作形式，专门“作秀”。不能总是在那里画风景画，奏无标题音乐，说绕口令。大凡一个政党、一个团体，在革命、改革的上升阶段，总是借新内容打破旧形式；而当有了成绩、有了权力时，就开始保守、骄傲、自恋，借形式来粉饰工作，自欺欺人。形式主义是一个团体僵化、老化的表现。所以中央在“八条”之后又提出反形式主义。反形式主义就是回归内容，让形式不再只是形式，是“革自己的命”，像一棵树，不断退掉身上的老皮，抽出新枝。共产党人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哲学，总在寻求革新和自我革新。延安整风反过形式主义，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带领我们反过形式主义，现在党中央又提出反形式主义，我们的事业在波浪式前进。
先让家门口美丽
十八大提出建设美丽中国牵动民心，人民要什么样的美，先从哪里美起？这是口号之后要回答的现实。我们理解美主要是视觉感受，先得让人能看到美，而且要美得实用。
大会之后十天，我到南方一个县采访。这里仍是国家级贫困县，穷而求美，从哪里下手？农村烧火煮饭是最普遍的事，他们全部推行了做饭用电化，保住了青山不遭斧砍，山山都青翠，这是一美；饮水是最基本的问题，他们修了水库，库周村村上了污水处理站，处理后的水又提灌上山，长管如龙，碧湖如镜，这是二美；当地为喀斯特地貌，水土流失严重，县里和中科院共建治理实验站，山顶草原如毡，路边集雨池如珍珠成串，这是三美；深山不宜民居，就搬迁扶贫，建新村，种花果，生态旅游，这是四美。这些都不是刻意求之的美，是在生产、生活建设中自然产生的美，是每一个人家门口的美。当地人行之实用，外地人看着养眼，不勉强，不作秀。是真美，是实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