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曾经竭尽全力与之奋战的敌人里面，日本人的性情是最让人难以捉摸的。这个力量雄厚的对手，他的一举一动和思维模式都与我们有着天壤之别，导致我们必须小心谨慎地加以对待，这样的情况在以往的战争中是从未有过的。我们现在就好像1905年的沙俄一样，在战争中面对的敌手是一个并不属于西方世界的文明与文化、经过严格训练而又拥有强大武装力量的民族。在西方国家所公认的一些基于人性的战争习惯，对于日本人很明显是不适用的。所有这一切都导致了太平洋上的战争不仅仅只是一连串岛屿登陆作战和困难重重的后勤工作问题，更重要的是摸透地方习性的问题。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要取得战争的最终胜利，了解他们的行为习惯就成了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
在试图了解日本时，我们发现这是十分困难的。自日本紧闭的国门被打开后的75年里，外界对日本人的描述其实一直在使用一连串让人困惑不解的“但是，又……”这类词语，跟对世界上其他民族的描述相比差之甚远。一个严谨的观察家在谈及世界上其他民族时，是不会在说他们举止儒雅的同时，又加上一句“但是，他们又很骄傲、无礼”；他也不会一边说这个民族顽固不化，又说“但是，他们又非常容易适应力度强大的革新”；也不会一边说这个民族性情温良，一边又说他们不那么容易服从领导的管制；也不会在说他们忠心、宽厚的同时，又宣称“但是他们又心存怨恨，满腹叛逆不安”；也不会一边说他们坚强勇敢，另一边又描述他们如何懦弱不堪；也不会既说他们的言行举止完全被周围人的评价所左右（也就是仅是为了自己的面子），又说他们拥有一颗诚挚的心；也不会一边说他们在军队中接受魔鬼式的训练，一边又描述那个军队里的士兵是怎样的不服管教，甚至是以下犯上；也不会一边讲这个民族是如何痴迷于西方世界的文化，又诉说他们的冥顽不灵和不知进取；他不会在写一本书，讲这个民族是怎样普遍热爱美好事物，怎样给予演员和艺术家崇高的荣誉，并且如何醉心于菊花养殖栽培的同时，又写另一本书来补充说明，这个民族推崇刀剑和武士的至高荣誉。
总之，以上种种的自相矛盾成为关于日本民族的论著中不可或缺的言论，并且，都是真实存在的情况。菊与刀，这两者是同一幅绘画中的不同组成部分。日本人性情争强好斗而又温文尔雅；崇尚武力而又热爱美好事物；倨傲不羁而又文质彬彬；冥顽不灵而又灵敏善变；温驯却又不愿任人支配；忠贞不渝而又极易背叛；坚强而又胆怯；守旧却又急于接受新的生活习惯。他们非常在意别人对自己言行举止的评论，可是在别人对其恶劣事迹一无所知时，又会被自己内心邪恶的一面所征服。他们的军队受到严格彻底的训练，同时却又非常具有反叛性。
增强对日本的了解对美国来说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情，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就不能对这些和其他很多同样令人烦躁不安的矛盾弃之不顾了。事态的严重性接连不断地呈现在我们面前。日本人下一步将会采取怎样的措施；能不能在不进攻日本本土的情况下取得胜利；我们是不是应该直接摧毁皇宫；我们可否期望从日军俘虏身上得到些什么信息；在针对日本军队及日本本土居民所进行的宣传中，我们需要做出哪些努力才能拯救美国民众的生命，并且削减日本人头脑里那种抵抗到最后一刻的信念……这一系列问题在日本通中也引起非常大的争议。倘若和平真的降临了，为了使秩序有条不紊，需要对日本人实行永久的军事管制吗？我方军队是否要准备在日本山野深林的要地中跟那些狂热的抗战分子进行殊死决斗？在和平的曙光有可能照亮大地之前，日本人会不会掀起一次类似法国或俄国式的革命，谁将发起这次革命呢？又或者，是否应该将日本民族从世界上彻底毁灭？对这些问题我们的观点必然是天差地别的。
笔者在1944年6月接受委托，开始从事研究日本的工作。本人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被授命使用所能使用的所有研究技能，以求了解日本民族是一个什么样的民族。那年夏初时节，我国对日本的全方位反击战刚刚拉开序幕。当时，美国的大部分人认为对日本的战争要持续3年，或者10年，甚至需要再长一些时间。而对于日本人来说，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则觉得这次战争将会成为百年之战。他们的理由是，美国军队虽然取得一部分地区的胜利，但是新几内亚、所罗门群岛这些地方距离日本国土还有几千英里。所以日本的公报压根拒绝承认日本海军战事的失利，日本国民仍旧以为胜利是属于他们的。
但是，进入六月以后，战争的形势开始发生急剧转变。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以后，最高司令部在之前的两年半以来所给予欧洲战场的军事优先权已经没有必要，对德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日子已经近在眼前。在太平洋战争中，我们的军队已经占领了塞班岛。这一胜利是宣告日本军队最终将彻底失败的重大战役。自此以后，我们的战士便经常跟日军兵戎相见。并且，在新几内亚，在瓜达尔卡纳尔、缅甸、阿图、塔拉瓦（Tarawa）、比亚克（Biak）及其他战役中，我们已经很清楚地看到，我们所面对的是怎样可怕的敌手。
于是，到了1944年6月，对于有关我们的敌人——日本，有很多疑问迫切需要做出解答。这些疑点，无论是有关军事上的还是外交上的，也不管是为了最高决策的要求或是为了把宣传小册子散布在日军前线的需要，都必须提出正确而透彻的见解。在日本所发动的所有战争中，我们一定要了解的不仅仅是日本统治者们的动机和目的，不仅仅是日本的历史，也不仅仅是有关经济、军事上的数据资料。我们必须彻底搞清楚的是，日本的统治者能够从他们的国民那里得到什么指望，我们一定要了解日本人的思想和情感的传统，以及了解这些传统所带来的行为模式，还必须搞清楚这些行为、信念背后隐藏的约束力。我们必须把美国人在采取一般行动时所考虑的东西暂时抛到一边，并且最大程度上保证不轻易地做出断言，说一些在类似那种情况下，我们会怎样做，日本人应该也会怎样做的话。
笔者接受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对于正处于交战中的美国与日本，将战争中的一切过错都归罪于敌国，这是很正常的；可是要想彻底搞清楚我们的敌人内心中对人生的一些看法就很困难了。然而这又是必须完成的任务，问题是日本人在面对此种情况时将会有何行动，而不是假设我们处在他们的境遇时将怎样行动。笔者只有尽力把日本人在战场上的种种行为，作为弄清他们的“正值”也就是有利用价值的材料来加以对待，而不是当作“负值”也就是无用条件来看待；笔者必须仔细揣摩他们针对战争本身所采取的行进模式，并且暂时不当作军事问题而是作为文化问题来看待。跟平常一样，日本人在战争里的举动也必然带有日本民族的行事风格。他们对待战争时表现了哪些固有的生活习惯和思考问题的特征，他们的领导者鼓舞士气、消减民众恐慌，以及他们在战场上调兵遣将的方式或方法——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了他们自认为可被利用的核心支持力是什么。笔者必须事无巨细地认真研究战争中的各个环节，以此来洞察日本人怎样一点点地暴露自己。
然而，因为我们两国的战争正在进行中，这一事实无法避免地会对笔者产生严重的不良影响。事实表明笔者必须放弃原本想要实地调查的想法，而所放弃的这种调查是文化人类学者最重要的科研方法。本人没有办法到日本去，更不可能到日本普通人的家庭中生活，也不能用自己的双眼去观察他们在平常生活中的种种作风和习惯，从而分辨出哪一部分是主要的，哪一部分是次要的。笔者无法观察到他们是经过怎样的复杂过程才做出某一决定的。本人也不能观察他们在使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培育下一代。出自约翰·恩布里（John Enabree）之手的《须惠村》是人类文化学家通过实地观察后所写出的唯一一部有关日本村落的著作，非常有学习参考的价值。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在1944年遇到的很多有关日本的问题，在那本书里都没有提到过。
尽管存在着上述种种巨大的困难，可是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笔者仍旧相信，还有另外一些科研方法和条件可以加以利用。至少笔者还可以利用被文化人类学家最重视的方法，那就是直接同被研究的人民接触。在我们的国家里，有很多在日本本土长大的日本人。笔者可以问询他们在日本生活中遇到的很多详细的事例，从而发现他们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对事物进行判断的，这样我们知识结构中的许多空白点就可以借由他们的陈述来填补。在笔者看来，这样的考察对于任何一个人类学家了解一种新文化都是不可或缺的。在当时，其他一些研究日本的社会科学家，利用的则是文献的记载或者解析历史事件及数据资料，期望能从日本的宣传文字或一些口头宣传的语句中发现他们发展的进程。然而笔者却相信，被他们所渴求的答案，大部分都藏匿在日本文化的制度及其价值里面。所以，对生活在这种文化里的人们进行研究，得到的答案将会令人更加满意。
然而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所言并不代表笔者不看书，不去求教曾经生活在日本的西方人士。很多描述日本的丰富文献资料及很多在日本居住过的优秀的西方观察家，对笔者都有很大的帮助，这一点是那些到亚马孙河发源地或新几内亚高原等没有文字的部落进行科研的人类学家们所不能得到的优待。那些没有文字的民族，是无法用文字语言来表达自我想法的，一些西方人对他们的描述也是寥寥无几，走马观花。他们过去的历史无人知晓。去到那里实地调查的学者们也只能在没有任何前辈学者帮助的情况下，探求他们的经济生活方式、社会阶层状况，以及在宗教生活中的最高尊崇者等。在笔者研究日本之时，却有很多学者的遗著可以学习继承。在嗜古猎奇的文献资料中满是有关生活琐事的叙述，他们的一些生活中的生动经历被欧美人士做了详细的记载，日本人本身也编撰了很多不同寻常的自我记录。与其他东方民族有着很大差异的日本人，拥有很浓烈的自我描写的冲动，不仅写他们生活中的种种琐事，也写他们对全球的战略扩张计划，他们如此的坦率实在让人感到惊讶。当然，他们并没有把一切都公诸于世，笔者相信也没有一个民族会这样做。日本人在描述自己国家的时候会省略掉很多比较重要的事情，因为他们对这些事太过熟悉了，就好像我们习惯空气存在一样，视而不见，这一点在美国人写美国时也是一样的。尽管这样，相比之下，日本人还是比较喜欢袒露自己的心声。
在笔者查阅这些文献资料的时候，就与达尔文在创立物种起源理论时的那种看书学习的方法类似，换句话说，是对那些不能了解的事情非常的关注。面对那一大堆议会演说中观念的列举，哪些是笔者必须了解的，为什么他们总是对那些无关紧要的事件大肆攻击，而在面对耸人听闻的恶劣行径时却一点也不在意，隐藏在这种态度的背后的到底是什么。笔者在阅读的同时，不断地提出问题：这幅绘画的问题到底在什么地方？而为了弄清楚这些，必须对哪些东西做出了解？
很多在日本撰写、拍摄的电影——宣传片、历史片，以及描述东京及现代农村生活的影片笔者都看过，然后会和一些曾经在日本看过相同影片的日本人一起进行认真的讨论。他们对待电影中的男女主角及反面角色的态度跟笔者有很大的差别。当笔者被一些影片的故事情节弄得困惑不堪时，很明显他们却不是这样的。并且，对于影片情节、人物动机他们的理解跟笔者也不同，他们是站在电影的整体结构上进行理解的。好比对小说的阅读，笔者的思维方式和在日本长大的他们就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别。在这些日本人里面，有一部分人经常替一些日本的民风习俗进行辩解；有一部分人却很痛恨有关日本的一切。笔者自己也很难确定哪一种人使本人获益颇多，然而从他们那里所得到的日本生活标准的情境图却是相同的，不管他们是开心地接受，还是很厌恶地抵制。
假如只是直接从其所研究的文化对象（人民）身上搜索数据资料并找寻答案的话，那么人类学家所能做的也就跟所有在日本生活过的出色的西方观察家们所做过的事一样了。作为一个人类学家，他所能做的贡献如果仅仅如此，那么我们就不能再奢望其能超越以往外国居留者关于日本的优秀著述，从而做出新的贡献了。然而，因为文化人类学家所受过的职业训练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可以耗费一部分精力，尝试着对这一个拥有了很多学者和观察家的科学领域增加他的贡献，这样做看来是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