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痴迷中的偶像崇拜

随着《超级女声》进入十强赛段，这个由地方台主办的娱乐节目收视率大幅飙升。我们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除去海选阶段个别人的哗众取宠外，这个节目的成功有其必然性，一概贬为无聊恶俗，未尽客观。尤其是它不问唱法，不论外形，只要你想，就可参加，对渴望自我表现与认同的年轻人来说很有吸引力。而由报名、海选到获胜，整个过程公开公平，且有大众短信参与评分，非官方身份的评委率直点拨，更使节目亲和力大增。看多了主旋律晚会的宏大叙事，还有流行音乐大赛中明星大牌的做作、作假，眼前这些形象清新的孩子们的倾情演唱，自然给人以强烈的吸引。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不能无视批评者的声音。我们不同意对其一概贬斥轻加否定，是因为这样做有失公允，更因为这种基于传统认知的批评太过简单和执拗。由于这种简单和执拗，它不但从一开始就失去了与大众沟通的可能，并因这沟通的缺失，还遮蔽了转型时期社会所实有的不同人生理想和审美趣味间的深刻紧张与森严对峙。

这种紧张与对峙，包含着当下人全部的集体焦虑和世俗期待。说起来，任何一个时代的人都追求梦想的实现和人生的成功，但其追求的内容各有不同。就近二十年中国社会的变迁而言，如果说原先多重视高雅的精神享受，现在则是通俗的物质占有；原来多欣赏含泪的微笑与冷峻的幽默，现在则是轻松的搞笑与纵情的享乐。并且，理想与成功等的标识物、参照物也不同了，原先重“榜样”现在重“偶像”，原先重“社会评价”现在重“个人判断”。娱乐风潮之所以无远弗届，站立潮头的各路明星之所以成为“当代英雄”，正与此世情的变化有关。

我们无意否认这个时代需要娱乐和偶像，特别当它们安处在恰当的需求位序。只是担心今天娱乐的功能被无限地放大了，偶像的作用被片面定义、过分凸现了，以致造成整个社会弥漫着一股不自主的痴迷风习，这就值得人好好反思。类似《超级女声》所标举的“想唱就唱”，固然不失为一种对自我和自由的崇尚，背后所隐蓄的人对现代社会虚假冷漠保守单调等种种病相的感性反拨，也值得人仔细酌量。但如此高调地炫示纯娱乐的姿态，有批次地产出，量贩式地供给，既不寄寓思想，又不涵养精神，并不足以承载一个社会对所谓理想与成功的庄重诉求。

至于它引动人争先恐后地加入“超女”崇拜的行列，更凸现了节目的消极影响，特别是这些崇拜者绝大多数为未成年人。当看到他们在秀场上跟随明星泪眼婆娑，忘情嘶喊；在生活中也对偶像亦步亦趋，尺寸不离，任何有正常认知的人都会错愕！譬如，此次进入十强赛的李宇春，因长得清朗而中性，引来无数“玉米”径称其为“帅哥”，甚至愿意“天涯海角也跟随他去了”，虽从此沦陷，也无怨无悔，拥趸们人格的低迷与情感的不自主由此可见一斑。联系此前已发生过的因没买到张国荣CD而自杀，没看到赵薇本人而仰药，连看八遍《流星花园》而离家出走的惨痛事例，人们能不对这个节目提出越然于娱乐或造星之上的更严肃的质疑！

说起来，偶像崇拜也是一种审美，它的过程展开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释人的焦虑，获得内心的平静。但问题是，现在它的审美主旨和现实内容被抽空了，它用来滋润精神、飞扬性情的正当性不再被人看重，只留下一个“冗余的符号”，作为人渴望诉说和被倾听，甚至出名与成功的情绪象征。它诱人兴奋，并为其兴奋后的瘫软提供逃避的寄托，让他追仿偶像而不探究其心路历程，崇拜偶像而浑忘其产生的社会条件与现实艰难，这样的崇拜，说到底只能是一种痴迷。克里斯·罗杰克（Chris Rojek）《名流》一书对民主和日常生活商品化之易导致“痴迷文化”的滋蔓，曾有过十分精辟的论述。他指出，这种痴迷既为世俗社会提供了重要的整合功能，又能创造需求，使大众在偶像崇拜中获得个人在生活和精神上的支持。然而，谁又能否认这种支持是苍白与虚无的呢？于此，我们真应该思考一下，在让孩子们释放压抑的同时，该怎样去关心他们内心被遮蔽了的烂漫的欲望？又该怎样告诉他们，我们活着不是为了看别人舞台上的成功，我们有自己需要成就的更阔大的人生。如果女孩都热衷于追星，男孩都沉溺于电玩，那这个社会真不知将伊于胡底。

再者，这种崇拜背后直白的利的追逐会给孩子带来什么影响，也需作认真的评估。看看各地报名参赛者成千上万，许多人甚至逃课赶来，都因为期待着表现出色，一举成名，然后有人投资包装，出专辑，演电视剧，如此不但十年练功可免，千金也可立致。春树说过：“天才出现得太快了，时不我待”，现在的情形则是，“百万富翁太多了，我要努力”。所以，当主事方将本就利，以百万天价给获奖超女找下家时，一些家长和孩子是乐于配合并乐观其成的。至于知情者披露，节目进行过程中，存在有为利益牺牲规则的猫腻，倘若属实，这类丑陋的示范会给他们的心灵造成什么冲击，就更不能想了。

因此，我们有理由担心，消除一部分人的偏见容易，要消除更多人的忧虑恐怕很难。它需要整个社会予以关注。其间，媒体有无法规避的责任，要对这个社会有所规范。规范就是应当告诉人，什么需要节制，什么必须远离。因为一旦泛娱乐主义不仅颠覆主流，还颠覆中心与意义，甚至颠覆人对无意义的理解，就非常可怕。与这一点相关，偶像崇拜固然可以化解主流强势的僵硬和泛意识形态的偏执，可当它自己也成为一种强权，并挤压主流，抹平崇高，成为人精神塑型的资源，就会使整个社会丧失精神的高度。这样的危局，必须避免。

结言之，我们认可《超级女声》这类节目是商业运作的成功范例，却不能用其作为一个社会文化养护的基本标识，因为后者的指向要崇高而远大得多。

2005.8.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