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山寨！

“山寨”一词来自粤语，之所以无远弗届，与民间IT力量发展后出现的新的产业现象有关。大概10年前的广东，快速仿造名牌的小作坊、小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山寨手机与电视等产品充斥坊间。由于是自由仿造，快速上市，其物美价廉的定位很符合平民化的需求，很快热遍各地，带连着使“山寨”一词，也漫越过原来的意义边界，成为指涉体制管辖外诸多仿造活动的“年度关键词”。又由于积多年的发展至于今，不仅催生了“山寨话剧”“山寨新闻联播”和一大批山寨明星，网上并还出现了专门的网站，甚至“百谷虎搜索引擎”，所以2008年，就此被称为“山寨文化年”。

对“山寨”的盛行，相关争议不断。尤其是上升到文化层面，意见更加对立。民间赞成者众，超过半数以上的人认为可视同创新，至少可激发创新，专家则多以为是仿冒文化、低俗文化，称为一新出的社会现象可也，称作文化太过勉强。有的干脆将其视作“流氓文化”与“强盗文化”，予以断然否定。

理性看待“山寨”，可以说，它首先是一种与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现状相伴生的必然现象。作为后发国家，产业链下端的制造大国，本身消费能力低下，但需求的市场又无限广阔，故追赶过程中，走先引进模仿后自主创新的道路实属难免，早先日、韩等国都如此。这与先发国家市场精细化、高端化程度高，技术垄断与市场全覆盖的环境中，若行山寨反会使成本高企的情况截然不同。所以换个角度，说它的流行是垄断行业强势霸权所造成的后发国家的历史性冤孽，大抵可以成立。所以，尽管任行山寨会使自身不断更新创造的积极性被阻滞与延缓，沉浸在这种“偷着乐”的自我安慰状态，更对一个国家的发展绝对有害，但许多人格于眼前利益，还是会钻法律模糊与监管不力的空子，打“擦边球”，甚至抱一种“假冒怕人知道假，山寨要人知道假”的投机心理，而不觉得东施效颦究属可笑，画虎类犬更十分可悲，无意于自觉地变中性的模仿、恶性的假冒为良性的学习，变傍大、傍强、傍星的偷惰与寄生为自主创新。这是从经济行为角度来看它的负面。

再从社会转型角度看，由于转型过程中社会分层加剧，各个阶层都意在建构自己的生存体系，都需要寻找自己的利益代言，发出自己的声音。但现实的情况是，权力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向精英靠拢，市场经济条件下，许多文化体现的是资本的意志，或权力与资本合谋，它们的声音被放到最大，而大众的意志被严重边缘化，结果许多公共利益诉求无从体现，草根平民的心里弥漫着一种无力感与失落感，这使得许多人觉得，需要经由类似山寨式的戏仿来宣泄自己的情绪。这种宣泄既表达了人们对强势权力和资本霸权的抵制，也体现了他们爱羡与不服交织的复杂心理。前者如开涮四大名著，《红楼》山寨版的出现，就与人不满新版电视剧有关。还有《三国》，本来没人山寨，但电影《赤壁》一出就有了。后者如山寨周华健与周杰伦等。最典型的例子是“山寨百家讲坛”，因为它没有提供给观众互动的机会，使得所谓百家讲坛，实际上成为演讲者的一家讲坛，如果开讲者水平不济，或观点偏激，出现有人闹场也就无甚稀奇。但现在很多人觉得，这样做太较真，而且成本也大，还不如自己山寨。真所谓“你登你的庙堂，我上我的山寨”。结果，类似韩江雪的《靖康耻到风波亭》赢得网上一片赞词。他还提出讲坛内容应兼及欧洲史与外国史，不失为有见地的合理化建议。这是它正面意义与负面意义间杂的复杂一面。

最后从文化变迁角度看，诚如本雅明《机械复制下的文明》曾指出的，科技的进步使复制成为可能，使经典变得常见和易得，必然会使人对经典的解构也变得更为容易。自20世纪90年代，这种解构的风潮已经初露端倪，变被动接受为自主选择乃或积极创造，创造后再努力传播让别人接受，成为许多人维护个人本位、张扬个性独立的重要方式。极端的表现就是前几年的恶搞。但山寨之于恶搞，已经有了反思和扬弃，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是恶搞的“升级版”，或可称为“善搞”。恶搞消极，叛逆，语调反讽，情态激烈。但山寨却不这样，它注意拉人参与，共同分享，所以更自主、快乐，也更平和。它的哲学是——“我山寨，故我在”,“你行，我也行”。这种DIY的“个人秀”，虽看似戏谑，底里却透露出对多元的尊重和对自我的认同。所以，不能说山寨反映的是一种不自信，其实恰恰相反，它展示的恰恰是人得到自我及其自信宽展的心态。当然不能否认，这当中也见得到对主流文化的一种疏离。按说对主流的疏离，从来是非享利者常取的姿态，但经过改革开放这些年的洗礼，草根的心态开始变得更理性更平和。他们觉得用“山寨”这种柔性的方式，同样可以达到突破强势阻力，消解秩序刚性的目的；同样可以参与和主流文化的互动，并以一种另类的方式向这个社会发声，而根本不存在渴望被“招安”或担心被人误解为受“招安”的问题。这又是它非常正面的意义之所在。

这样来看它的特点，它有反智的色彩，对既有知识多加质疑，而任从个人的判断，就不仅带给人浮生的快乐，还有一种清醒的独立意识与草根气息。当然，反智和弱智不是一回事。在文化平台上，没有含量的东西终究不能生存。所以对山寨文化来说，要走下去，不管是以何种面目和形式出现，都必须对文化葆有真正的敬畏感。此其一。其二，它能在颠覆中创造。今天从科技到文化都讲“自主创新”，“知识就是力量”已是培根时代的旧话，只有创造新的知识，才能构成力量。山寨文化可能有复制、冒牌的现象，但由于一方面制作者其实并非真正的草根，更多大学生、白领，他们运用颠覆、戏仿、反讽、解构等手段，很注意个性化地表达自己的理想诉求，另一方面，人们更自觉地意识到，倘非如此，终难免被大浪沙淘的道理。试想，当年“一个馒头”是如何轰动，但现在呢？如果没有新的创意，只一会儿会儿你就会被人遗忘，变得悄无声息。这样有了第三个特点，就是当下感和现实感。它反映现实迅速直接，言说生活自由尖锐，多平民化的趣味，少假大空的套话，更多着意在恢复常识，回归真实，而且现场感十足，互动性强。不但贴近生活，简直就是生活本身。所以，它能风靡一时，非出偶然。

面对这种现象，不承认是枉然的，关键在正确认识与对待。我们的认知，正确认识山寨兴起的合理性及其文化特性，不将中心与边缘的问题，简单化为旁门与正道的关系，同时也大可不必过分担忧，在既克服其依附性，驱除其仿冒性，并绝不允许其违反知识产权，挑战法律底线与文化尊严的同时，允许其以自己的方式，展示与表达自己，显得尤为重要。要尊重差异，包容多样。若一时不能理解，也应该做到宽容。宽容有两种，一种是傲慢的俯视的宽容，另一种是平等的积极的宽容，是有所回应甚至有所介入，这样才可以有所引导。在适当的时候，还可以吸纳其合理的一面，并最终形成文化的良性互动。在今天关注民生的大气候下，没有任何人可以无视民意。“山寨”受大众欢迎是事实，对其采取压制的方式显然有违民意，事实上在网络时代也做不到。倒是借以了解社会舆情，普遍的民意，它正不失为一个下情上达的好的通道。

最后，我们要强调的是，诞生于民间的“山寨文化”不免粗陋，主要受一般人群的喜爱是事实，但真正的主流精英文化，其实从不脱离大众的心理诉求。所以想提醒，主流精英文化不要自尚格调，说自己是小众、高端，山寨是大众、庸俗，更不应把自己与大众隔离开。当你做到这一点，就会发现，其实“山寨”不是一个搅局者，它所展示的，是当下中国的文化终于形成众声喧哗共生互应的良性生态。而其就公共话题所展示出的积极表达参与的热情，正是公民社会成长的重要标志。

2008.1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