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古老的科尔多瓦

**罗马哲学家塞内加的出生地*基督教和异教*罗马人和哥特人**

 

哲学家塞内加在西班牙出生的四年之后，公元纪年开始了，也就是说，基督诞生了。

我突然觉得，塞内加，这个最早的西班牙著名哲学家的一生，几乎就是在印证和解释，为什么基督教会在西班牙突然盛行。

历史学家们认为，作为后期斯多噶主义代表的塞内加，对西班牙民族性格的影响，怎么说都不过分。在那个时代，他已经提出“藐视财富，崇尚人类自由，弃绝此世物质享受，视死如归”，等等。可是，写着《论心灵的安宁》的塞内加，心灵却一刻也无法宁静。他的哲学、“道理”都是理智的产物，他自己却是一个活生生充满弱点和欲望的人。

塞内加出生在科尔多瓦。科尔多瓦，回想塞内加出生地的科尔多瓦，炽烈的太阳仿佛还在我们上空熊熊燃烧。

今天的这一大片地区，就是著名的安达卢西亚。在西班牙牛头形状的地图上，它就在最南端牛嘴以下。去科尔多瓦，已经是我们回到巴塞罗那之后的第二次南下了。我们从巴塞罗那坐夜车，在清晨赶到塞维利亚，两天后，从塞维利亚来到这里。

在科尔多瓦住了三天，每日转悠在老城的大街小巷之中。郊外的坡上，如西班牙人一般漫漫散散的橄榄树，飘洒着细细碎碎的银灰色枝叶，抵挡着干渴，点缀着顽石偶露的黄色山冈，一路攀缘、一路退让，直至迷失在遥远的天际边，变为众神脚下柔和的莽莽荒原。

今天，人们有时会误以为科尔多瓦全部是摩尔人造就的，其实远在古罗马时期，那已经是一个辉煌的文化中心。只是西班牙的古罗马文明，大多就像古罗马本身一样，被中世纪谋杀了。就连塞哥维亚的那个古罗马输水道，摩尔人来了以后，都莫名其妙地拆去了整整三十六孔一大段。要是他们拆得更卖力一点，我们今天或许就会怀疑，那个古罗马文明，它当真在西班牙存在过吗？

建筑物，是文明的证据。人们还有一种保存文明证据的方式，那就是文字。有了塞内加以后，古罗马的科尔多瓦，就真实起来，因为塞内加用文字留下了自己的存在。

塞内加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但是他很早就被带到罗马去了。他父亲老塞内加是罗马著名的修辞学学者，在今天的《大英百科词典》里就排在他旁边。塞内加此后文章优美的修辞，人们至少把它部分地归功于父亲的熏陶。塞内加是罗马著名的哲学家，也是著名的哲学派别，即后期斯多噶主义的代表人物。今天人们回看塞内加，不得不承认，著有《道德论文集》和《道德通信录》的这个科尔多瓦人，最漂亮地阐述了斯多噶哲学的理论，而他的生命实践，却给他的论述加上了最令人困惑的脚注。

在塞内加生活的时代本身，社会奢靡而混乱，上层自然更加变本加厉，可是，这一时期却被后人称为是拉丁文学的“白银时代”。同时哲学也在充分发展。人总是会以为，为所欲为会是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可以获得最大程度的自由和幸福。事实却并非如此。这或许是斯多噶学派的哲学反而在这个年代得到发展的原因。哲学家被混乱的政治赶进书斋，又在书斋里，试图为“人”之无节制而并不快乐的生活理出头绪来。他们试图在理性的哲学框架下，建立起人的道德自信，因而强调人类尊严、家庭价值、社会秩序，强调道德价值、责任、义务、公正和理智。这一切，正是哲学家们眼中的罗马正在全然迷失的东西。

可是，思辨的推理和完美的哲学诠释是一回事，可在现实中，理性常常显得如此脆弱，根本无法抵御惊涛骇浪般的生活浊流，也无法约束人无可抑制地在涌动着的欲望。

塞内加出生在公元前4年，在公元31年，也就是他四十五岁的那年，开始参与罗马的政治活动，混迹于罗马上层。在混乱年代，这是一件凶险的事情，敢于在旋涡中随波逐浪者，很难清醒。十年后，塞内加虽然成为一个鹤立鸡群的百万富翁，可在充满阴谋、专断的宫廷里，生命却没有保障。一次，他因为一篇常规的悼文，险些被处死；不久，又被控与皇帝的侄女有染，在元老院被判处死刑。最后，是皇帝克劳狄一世把死刑改为流放科西嘉岛。

在科西嘉岛，塞内加度过了漫漫七年。他希望以斯多噶哲学中的坚忍来应付生活中的不幸，却难以做到。最终，他精神崩溃，屈辱地给皇帝的秘书写信求情，却没有结果。这是塞内加开始创作悲剧的起因。人们认为，塞内加的悲剧是后来法国的戏剧先驱高乃依和拉辛的楷模，甚至还是英国戏剧大师莎士比亚的范本。

七年后，皇帝克劳狄一世娶了自己的另一个侄女阿格莉庇娜，收养了她前夫的儿子尼禄，就是后来罗马历史上最著名的暴君尼禄皇帝。正是为了年幼的尼禄需要教师，在皇后阿格莉庇娜的努力下，五十七岁的塞内加得以从科西嘉岛上脱身，成为十一岁的尼禄的教师。

罗马上层的混乱、残暴，在尼禄时代达到高峰。为了儿子尼禄能够继位，阿格莉庇娜最终毒死了皇帝克劳狄一世。而尼禄在登上皇帝宝座之后，又残酷地杀害了自己的母亲。在这段时间里，塞内加写作了《论灵魂的宁静》、《论幸福》、《论仁慈》、《论圣贤的坚贞》、《论天道》等等可谓流芳百世的哲学著作。可是，他却无法抵御生活中由权力、地位、财富等等带来的巨大诱惑。塞内加的第二段宫廷生活并不是被动的，他利用职权聚集财富，在乡间大放高利贷，他在把英国的私人钱财收回的时候，甚至引起恐慌而导致当地造反。更令人无法原谅的是，塞内加纵容尼禄的荒淫，宽恕尼禄的残忍，在尼禄弑母的时候，塞内加甚至配合尼禄编造了尼禄母亲“谋反败露，被杀有理”的信件，向元老院提出解释，使得尼禄得到开脱。他写给元老院的这封信，被一些历史学家称作是“哲学史上最悲惨的一页”。

尼禄变得越来越残暴，越是残暴，越疑心生暗鬼，宫廷变得越发恐怖而危险。最终，塞内加决定离开。在他离开一年以后的公元65年，尼禄仍然怀疑他在参与政治颠覆的阴谋，令他自杀。在死亡面前，六十九岁的塞内加显得很平静，对死亡的漠视“像一个斯多噶学者”。在毒酒的药性下，他死得非常痛苦。

中午，我们常常回到那个小广场，扫得干干净净的石块地面，四周也是同样干净的白色的墙，橘子树长得很茂盛。塞内加的家，当然已经消失了。可是我总要想，这仍然就是那同一个科尔多瓦啊。然后在橘子树下，我们坐下来，那里就是小饭铺的餐厅。橘子树下的小桌子上，我们的菜谱很简单，烤出麦香的面包，大杯的啤酒，炸小鱼。

即便是历史学家们，都会不由自主地希望在塞内加相互激烈冲突的言行夹缝之中，找到一条出路。所以他们希望塞内加被迫自裁于罗马宫廷内斗的说法，不是真的。他们希望能够否认塞内加对权势利用的一面，希望能证明塞内加对尼禄的依附是被逼无奈，希望他的自杀是对这种逼迫的绝望甚至抗议。否则，人们会很尴尬地面对塞内加给我们带来的精神食粮：闭着眼睛继续吞咽下去，还是想到他本人的真实故事就吐出来？其实这是多虑了。因为塞内加的故事不只是一个人的故事，同时也是每个人面前的永恒主题。只不过塞内加是个有名的哲学家，他的问题就放大和变得尖锐、咄咄逼人了。其实每个人都时时在面对这样的矛盾，也就是人类“性本恶”那一面和“性向善”另一面的冲突。塞内加的哲学思考，是他理智的抽象思维的结果，而他的行为，则是他隐于内心的欲望。哲学不能帮助他战胜自己的欲望。

炸小鱼有各种各样的品种，加一点生菜和面包，五个欧元——在物价一天贵似一天的西班牙，这顿午餐真是我们这样寻找价廉味美食物的穷旅客的福音。只是，这干旱的西班牙，喝水和喝酒一样，要另外加钱。几年前来巴塞罗那，西班牙用的还是自己的货币比赛塔，从法国过来感觉物价明显比法国便宜。今非昔比，用上欧元，西班牙越来越“欧洲化”，物价也随之欧化。

吃着喷香的炸小鱼，我想着塞内加。他离开家乡很早。对于罗马，科尔多瓦只是大罗马帝国的一个外省。年轻的塞内加，也许曾经像所有聪明的外省青年一样，向往着罗马展开的人生舞台。当他深深地陷于其中不能自拔的时候，他想念这淳朴的家乡科尔多瓦吗？

人从一开始就在征战，挑战外部世界、向世界证明自己的勇气和力量。其实，对于人来说，这是容易的那部分。悟性到了一定的火候，人要开始面对一种深刻的痛苦。那是他看到自己本质上的善恶矛盾，要克服这种矛盾是如此艰难，他会突然感到那种如塞内加一般的绝望。

人们常常把基督徒看作是一群愚民，实在是小看他们了。真正的勇士，是有勇气挑战自己的内心的人。这种悟性的开启，是人认识自己和神灵的最关键一步。他们被神灵擦亮眼睛，最终想改变的只是自己。他们和塞内加一样，试过借助自己的创造力，用那些哲学、伦理和逻辑来摆脱内心困境。终究如拔着自己的头发想离开地球那样，无法成功。于是，他们走向神。塞内加在对人的内心的探索上，是一个先导，所以今天的人们，甚至也把他看作是基督教的一个先驱。这就是今天我们走进西班牙的教堂，在忏悔室外的长椅上，总是能看到默默等候的男人和女人的原因；也是当塞内加最后沦为罗马宫廷内斗的牺牲品，万般痛苦被迫自尽之时，在他的故乡西班牙，基督教正在蓬蓬勃勃地传播的原因。在这个时候，西班牙开始了一个新的纪元。

可是，新纪元并不意味着省悟的终结，而只是意味着省悟的开端。新的迷途在羔羊们面前出现。首先是，教会作为一种人神中介应运而生。

两千年来，教会真是一件叫人困惑的事情。它是宗教在世俗社会传播中，形成的一种社会组织；可是，既然在从事宗教传播，似乎就有了神之代理的表象。当教会对自己本质的理解是：教会如一个谦卑的人的时候，它可以是积极正面的。可是，它也会和人一样，重复世俗中的个人困境，整个地迷失。它仍然是起于那个“塞内加处境”。人是有弱点的，由人组成的教会，也是有弱点的。人对克服自身弱点的无能感到恐惧的时候，他会倾向于对外部的讨伐，以证明自己的勇气。人组成的教会，也一样。

一些宗教组织，又开始重复个人的悲剧、塞内加的悲剧——言与行的冲突、信仰和实践的冲突，又开始一幕幕以教会的形式上演。这些带来的不外乎是两种结果：一种是隐藏的私欲又在滋生腐败，一些神职人员、教会组织开始堕落；二是由于无力对自己内心讨伐，而再次把征伐的热情转向外部。一切原本属于个人的罪恶与悲剧，都由于集合成组织，反而被无限地放大了。

宗教的本质又在一次次唤回迷途的羔羊，于是宗教改革也必定一次次地发生，提醒人们，回到神指引的那个指向内心的最初起点。

两千年来，西班牙就走在这样一个曲折的路途上，欧洲也走在这样一个曲折的路途上。世界如是在走，所有的宗教都如是在走。只是，有些已经走出来，有些还深陷在迷途之中罢了。

科尔多瓦已经在往前走，在基督新纪元之后，科尔多瓦很快又成为西班牙基督教的一个中心。

中文里基督教的称呼，一般是泛指天主教和此后的种种不同派别的新教。在美洲，北美是新教为主，南美就是以天主教为主。而南美天主教传承的源头，就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直到今天，所谓拉丁世界，仍然是天主教的世界。

神们在天上兴许是和平相处的，地上的信徒们却需要至少两千年，才能领悟宽容。这种宗教冲突，因力量的不均衡，常常是以强欺弱。在西班牙，新兴的基督教，一开始遭遇强势的罗马诸神，就是这个局面。

曾经有整整八百年，科尔多瓦是罗马人的城市。他们没有消失，罗马遗迹犹存。在今天的科尔多瓦市中心，在高高的基座上，还耸立着一圈罗马神庙留下的石柱，科林斯柱头大多完整。站在那里，你会感觉，只要这一圈柱子还在，神庙就还在。那淡青色天幕之后，诸神就没有离去。这就是罗马柱式的魅力。

不是神在战，是信神的人在战。诸神在天上看着，轻轻摇头。宗教的起点，是以对神的忠诚和热忱，拯救自身的灵魂，而来自外部的宗教迫害，却把这种热忱吸引到外部的对抗，最容易点燃的就是殉教的狂热。殉教是一条看似平行的却实质危险的歧路。它有着献身于神的热情和无私的表象，实质上却把宗教的核心“内省”，悄悄地转为“外战”。此例一开，引发了宗教冲突漫漫的黑暗迷阵。

人试图挣出自身弱点的迷途，却落入了一个更大的迷阵之中，这一进去，就将近两千年。

以西班牙的血性，在这种时候更是无以控制。一度，罗马人是政教合一的，宗教迫害由执政当局执行。迫害是疯狂的，自杀式的殉教也是疯狂的，以致在西班牙的历史记载中，十二岁的女孩都自觉上门挑战权威，誓成烈女，一死方休。

在城外，还有一座罗马人留下的石桥，架在西班牙最重要的河流瓜达尔基维尔河上。石桥非常壮观，可惜在这干旱的季节，一孔孔的桥洞之下，与其说是滔滔的河水，还不如说是半干枯的河滩。桥下长出茅草和灌木，裸露出水面的河石上，灰色的鹤在那里寻寻觅觅。

这座桥就在科尔多瓦主教堂的边上，我们每天都在黄昏的时候，在上面散步。远处的树上，落满了白色的水鸟，耳边一片鸟鸣声。天主教和罗马宗教的冲突，过去了两千年。今天，人们终于可以从一座罗马古桥，自然地就慢慢步入一个天主教的教堂。

外部压力一放松，天主教爆发式地在西班牙成长起来，可是不幸的是，宗教外战的定势却已经形成，基督教的各种教派又开始相互冲突。不同宗教的冲突、同一宗教的不同派别的冲突，绵绵循环，无止境地久久缠绕着西班牙。

在天主教转向和异教派的战斗中，最初的一个重要对象，是阿里乌斯教派。那是基督诞生的三百年后。

新派别的形成，总是他们对于神有着不同的理解。这个时候，又是科尔多瓦，出了一个宗教领袖奥席乌斯主教，他曾经成功地率众和阿里乌斯教派抗衡，声名传遍整个罗马帝国。那个时候，科尔多瓦一定很骄傲。可是这并不是已成定局的胜利。

罗马诸神渐渐隐入天际，就连罗马人后来也退出了历史舞台，他们是被哥特人逼退的。而野蛮的哥特人，偏偏都是阿里乌斯教派的信徒。

说起哥特人，我想起我们最后一次在橘子树下的午餐。这个小广场一向很清净，我们正就着啤酒吃炸小鱼，突然，来了一大帮高高大大的德国游客，足有二十多个。对面的小餐馆已经收摊了，他们冲进去，拖出了老板。接着，手忙脚乱，四五张小桌子被拼在一起，围上一圈亮黄色椅面、白色框架的漂亮椅子。那些穿着红色、蓝色、白色、浅绿夏装的游人，已经迫不及待地坐下了。小餐馆的老板兴奋地跑进跑出，这些人什么都不要，只是要着大大的杯子，多多的啤酒。他们开始喝酒，他们开始举杯欢呼，他们红红的脸变得更红，一些人开始兴奋地站起来。最后，他们一起，开始大声唱歌。

那是雄壮、豪迈的歌声。小广场是半封闭的，只有几条窄窄的小巷子通向外面，就像一个巨大的共鸣箱。那雄壮、豪迈的歌声，就在这广场上回荡，放大，上扬。终于，我们旁边桌子上的两个德国游客，也按捺不住，举起酒杯，加入了他们的大合唱。周围的人拿出相机，给他们拍照。一个歌手一边唱着，顺手摘下自己的草帽，潇洒地在空中画出一个弧线，开玩笑地向路过的行人做出募钱的姿势。所有的人都很高兴，高兴旅途中出现这么助兴的小插曲。

我的眼前忽然出现了哥特人。“这就是哥特人啊”，我不由叫出来。当年被罗马人看作是野蛮人的哥特人，就生活在今天德国的区域里，是日耳曼人的一个部落。一条第聂伯河划开了他们，河东的被人们叫做东哥特人，河西的就被人叫做西哥特人了。也可以说，他们是今天这些德国人的祖先之一。就是他们，南下西班牙，替代罗马人，成了西班牙的主人。在复杂的西班牙血统中，又加入了一部分我们眼前这样的金发碧眼的日耳曼血统。

“哥特”这个词，此后被稀奇古怪地使用着。

希腊和罗马毁灭之后，西方文明陷入千年的中世纪。所谓的蛮族入侵之后，用他们的巨手，满不在乎地在地面上粗粗地扫扫，就把希腊罗马的文明扫进海里，堕入冰冷的深渊。待到千年之后，人们从地面上捡起那些希腊罗马时代的文明碎片，他们再也拼凑不出一个完整的原型。他们失落了。他们想模仿罗马宏伟的圣殿，可是，罗马诸神已经离去，他们建起的罗马风格建筑，虽然浑厚而有力，可是那窗洞睁着小小的眼睛，再也没有古罗马文明开敞、明朗、自信的气度。

他们无法回到罗马时代，他们的复古是失败的，就因为那个众神的时代，已经随着罗马诸神远去了。因此，人们把罗马之后出现的、看上去是那么“非罗马”的东西，都恼怒地叫做“哥特的”。在那个时候，他们还没有想到，复古不是唯一的出路。在辉煌的时代退隐之后，不要再试图把它拖出来，它属于过去。人完全可以在今日的创造中重生。他们没有想到，那个诞生于中世纪、看上去一点“不罗马”、被他们鄙夷地称为“哥特式”的教堂，会逐渐显示出它的光彩，从而重建西方文明失落了的信心。

可是，之所以“哥特”成为一个野蛮、怪异的代名词，是因为杀进西班牙、扫平欧洲大地的哥特人，确实是文明程度远远落后于罗马的部落。然而正因为野蛮，他们就骁勇善战。而罗马“得天下”之后，文明逐渐走向精细和享乐，又走向权力的明争暗斗和腐败。这时再牵过一匹战马来，可怜的罗马人已经有些脚软了。

五世纪中叶，被科尔多瓦的奥席乌斯主教，从教理辩论上斥退的异端，那个阿里乌斯教派，又戴上亮闪闪的盔甲、举着长矛、骑着战马，杀回来了，一直杀到科尔多瓦。此后占领西班牙的西哥特朝廷，信奉的就是阿里乌斯的教理。从外人来看，他们都是基督教。可是对于信奉天主教的西班牙人来说，这是水火不相容的原则问题。因此，罗马帝国的覆灭，对于西班牙人来说，不仅是异族入侵，更是宗教异端的占领。

西哥特人这一占，就是整整三百年。可是蛮族入侵，只能够掌控政权，在精神上却常常很难守住。所以到最后都很难说，到底是谁征服了谁。哥特人杀进来，西班牙却满地都是天主教徒。西哥特的朝廷在西班牙虽有三百年，阿里乌斯教派却没有那么幸运。仅仅一百年，西班牙民间的天主教，就征服了西哥特人阿里乌斯教派的朝廷。

这一切沧桑巨变，都记录在我们到过的一个小城：托雷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