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玛斯洛娃住在作家租的寓所里，她爱上了同院住着的一个快活的店员。她主动将此事告诉作家，于是她又搬进单人住的小寓所。那个店员答应娶她，可是后来却不告而别，显然他把她抛弃了，自己去了尼日尼，撇下玛斯洛娃孤零零一个人。她本想独自在寓所里住下去，可是人家不许她住。派出所长告诉她，只有申领了黄色执照[1]并接受体检，才准许这样住下去。这时她只得又回姨妈家。姨妈看到她穿戴着时髦的衣裙、斗篷和帽子，以为她过上了上等人的生活。客客气气地接待她，再也不敢叫她当洗衣女工。对玛斯洛娃来说，现在已经不存在当不当洗衣女工的问题。现在她同情地望着几间陋屋里那些脸色苍白、胳膊枯瘦的洗衣女工，她们过着苦役犯般的生活，其中有些女工已经得了肺痨病，可是她们不得不在三十度[2]的肥皂水蒸气中不停地洗啊、熨啊，那里的窗子无论冬夏永远开着。她想到自己本来也可能去干这样的苦差事，不禁胆战心惊。

正当玛斯洛娃失却任何依靠，生活特别穷困的时候，一个专为妓院物色姑娘的牙婆找到了她。

玛斯洛娃早就开始抽烟，在与店员姘居的后期及被店员抛弃之后，又越来越上瘾地喝起酒来。酒之所以使她上瘾，不仅因为她觉得酒好喝，更主要的是因为酒能使她忘却她所遭受的一切苦难，酒能给她无拘无束的自由和对自己人格尊严的自信，没有酒便没有自由和自信。因此不喝酒，她便感到苦闷和羞耻。

牙婆请姨妈吃饭，把玛斯洛娃灌醉，让她到本城最上等的妓院营生，给她列举了那里的种种好处和优势。玛斯洛娃面临选择：要么去当有损尊严的女仆，免不了受男性的追逐纠缠，与人秘密临时通奸，要么去干有保障的、合法的、安定的行当，即公开的、法律许可的、报酬丰厚的经常性的通奸。她选择了后者。此外，她想通过这个途径向那个诱奸她的人、向那个店员及所有坑害过她的人报复。同时，还有另一个原因诱使她作出最终的抉择，那就是牙婆对她说的，她可以随心所欲地定做各种质料的衣服，比如天鹅绒的、罗缎的、丝绸的，或者袒胸露臂的舞服。玛斯洛娃想象着自己穿着黑天鹅绒滚边的、黄灿灿的、袒胸露肩的绸缎舞衫的情景，再也经不住诱惑，交出了自己的身份证[3]。当晚牙婆雇来马车，将她送进著名的基塔耶娃妓院。

玛斯洛娃从此过起了违反上帝戒律和人类道德的长期性的罪恶生活，千千万万妇女过的这种生活不仅得到关心国民利益的政府当局的批准，而且还得到它的鼓励。过这种生活的妇女十有八九会染上痛苦的疾病，未老先衰，过早死亡。

她们夜间纵酒行乐，白天沉沉昏睡。下午两三点钟才懒懒地从肮脏的床铺上爬起来，喝矿泉水解酒，喝咖啡，穿着宽大的罩衣、短上衣或长衣在各个房间懒洋洋地闲逛，隔着窗帘往窗外眺望，有气无力地互相对骂几声，然后洗头洗脸，往头上、身上抹油，洒香水，接着是试衣服，为衣衫不称心与老鸨吵嘴，对着镜子细照，涂脂抹粉、描眉，吃又甜又油腻的食物，然后换上袒胸露臂的鲜亮的绸衫，走进装饰华丽、灯火辉煌的大厅。客人们陆续来到，于是奏乐，跳舞，吃糖，喝酒，抽烟，与男人通奸，其中有青年、中年，也有半大小子、老态龙钟的老头，有单身汉，也有娶妻室的，有商人，也有店员，有亚美尼亚人、犹太人，也有鞑靼人，有富人，也有穷人，有身体健康的，也有患病的，有喝得醉醺醺的，也有清醒的，有行事粗鲁的，也有态度温柔的，有军人，也有百姓，有大学生，也有中学生，总之各个阶层、各种年龄、各类性格的应有尽有。喊叫调笑，打架奏乐，抽烟喝酒，喝酒抽烟，通宵达旦，奏乐声不绝于耳。她们只有早晨才得脱身，方可昏昏入睡。她们天天如此，整整持续一周。到了周末，她们就去政府机关——警察分局，那里有政府官员和医生，都是男人，他们有时认真严格，有时则失却了自然界为阻止犯罪不仅赋予人类也赋予动物的羞耻心，以调笑取乐的态度为她们检查身体，发给许可证，准许她们继续犯罪，就像她们与自己的同谋者上一周所干的。于是，又开始一星期的生活。就这样，无论春夏秋冬，不分平日假日，她们天天如此。

玛斯洛娃就这样生活了七年。在这七年中，她换过两家妓院，住过一次医院。在她进妓院的第七年，也就是在她初次失身后的第八年，在她二十六岁那年，出了一件事，为此她进了监狱，在与杀人犯、盗贼同狱待了六个月之后，现在被押往法院受审。

三

玛斯洛娃被押解兵押着，走了很长的路，累得筋疲力尽，就要走到区法院[4]大楼的时候，她的两个收养人的侄子、那个曾经诱奸她的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涅赫柳多夫公爵正躺在铺着羽绒床垫、被单已经揉皱的高高的弹簧床上，穿着干净的荷兰式睡衣，敞着领口，胸前的褶皱熨得笔挺，吸着纸烟。他失神地望着前方，思索着今天该办的和头天发生的事情。

昨天晚上他在有钱有势的科尔恰金家度过。人们都认为他一定会娶这家的小姐。想起昨晚的事情，他叹了一口气，扔掉烟蒂，想从银烟盒中另取一支，但又改变了主意。他从床上垂下两只光滑白净的脚，用脚摸索着穿上鞋，将一件丝绸长衣往圆滚滚的肩膀上一披，迈着急促沉重的脚步，来到卧室隔壁散发着甘香酒剂、花露水、发蜡、香水等的人工香气的盥洗室。他用特制的牙粉刷干净多处补过的牙齿，又用喷香的漱口剂漱了口，然后用各种不同用途的毛巾将浑身上下洗净擦干。他用香皂洗净双手，用小刷子仔细刷干净长指甲，在大理石的大洗脸盆边洗了脸和粗脖子，然后又走到卧室旁边的第三个房间，那里可以淋浴。他用冷水冲洗肌肉发达、脂肪丰盈的白净躯体，用毛茸茸的浴巾擦干，穿上熨得笔挺的干净衬衣和擦得像镜子般光亮的皮鞋，坐到梳妆台前，用两把不同的梳子梳理他那把拳曲的、不大的黑胡子和头顶前部已见稀疏的鬈发。

凡是他使用的东西，比如衣着打扮用品：内衣、外衣、皮鞋、领带、别针、袖扣，都是最高级名贵的，样样都高雅、大方、坚固、贵重。

涅赫柳多夫从十来条领带和胸针中随手拿了一套（从前挑选领带胸针颇感新奇有趣，如今全都无所谓了），再穿上摆在椅子上的事先刷净的外衣，现在他虽说不上是朝气蓬勃，但也算整洁干净，香气四溢了。他走进长长的餐厅。餐厅的镶木地板已由三个农民于头天擦得发亮，餐厅里摆着高大的橡木餐柜和一张同样很大的、桌面可以拉长的大餐桌，雕成狮爪状的桌脚张得大大的，显出一派庄严的气势。桌上铺着浆过的绣有花字组成的大族徽的薄桌布，上面有盛着香气扑鼻的咖啡的银咖啡壶、银糖缸、装着煮开过的奶油的壶，还有一篮新鲜的白面包、面包干和饼干。餐具旁边摆着刚收到的信件、报纸和一本新到的《两个世界评论》[5]。涅赫柳多夫刚要看信，从通走廊的门里轻手轻脚地走进来一个身穿丧服、上了年纪、体态肥胖的女人，她头戴花边头饰，以掩盖日见其宽的头路。她是不久前刚刚在这个住宅里去世的涅赫柳多夫母亲的女仆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现在她留在少爷家里做女管家。

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先后约有十年时间跟随涅赫柳多夫的母亲旅居国外，颇具贵妇人的外貌和风度。她从小在涅赫柳多夫家生活，在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还叫米坚卡[6]的时候就知道他了。

“早安，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

“您好，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有什么新闻吗？”涅赫柳多夫开玩笑地问道。

“公爵家的女仆送来一封信，不知是公爵夫人写的，还是公爵小姐写的。女仆早就来了，现在我房间里等着。”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说着把信递给他，脸上露出意味深长的微笑。

“好的，这就办。”涅赫柳多夫说。他接过信，发现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脸上的笑容，不禁皱起眉头。

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的笑容意味着信是公爵小姐科尔恰金娜写来的。照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的看法，涅赫柳多夫打算娶公爵小姐科尔恰金娜。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的笑容所表示的这种推测使涅赫柳多夫感到不快。

“那么我让她再等一会儿。”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拿起一把放错地方的刷桌子用的小刷子，将它放到另一个地方，然后从从容容地走出餐厅。

涅赫柳多夫拆开阿格拉费娜·彼得罗夫娜送来的散发着香气的信，看了起来。

“为履行我所承担的替你记事的职责，”一张纸边不齐的灰色厚纸上用尖细而稀疏的字迹写着，“现提醒您，今天，四月二十八日，您必须到庭当陪审员，因此您无论如何不可能如您昨天以一贯轻率的态度所答应的，陪我们和科洛索夫去看画展，除非您肯向区法院支付三百卢布的罚金，相当于您舍不得买的那匹马的价钱，[7]因为您没有按时出庭。昨天您刚离开，我就记起这件事。请您不要忘记。

玛·科尔恰金娜公爵小姐”

信纸背面还有附言：

妈妈让我告诉您，您的晚餐将等您到深夜。请您务必光临，不管什么时间。

玛·科

涅赫柳多夫皱起了眉头。这封便函是科尔恰金娜公爵小姐两个月以来针对他进行的巧妙计划的继续，这项计划的目的是要用无形的线将他与她紧紧拴在一起。不过，除了那些年纪不轻而又未热恋的人们在结婚问题上总是表现犹豫不定这一原因之外，涅赫柳多夫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这就使他即使拿定了主意结婚也不可能现在立即就求婚。这倒并非因为他十年以前诱奸了卡秋莎，并且过后又将她抛弃了，这件事他已完全忘却，他也不认为这是自己结婚的障碍。原因是他现正与一个有夫之妇在私通，这种关系现在从他这头说来已经断绝，但是对方并未承认断绝。

涅赫柳多夫与女人打交道总是胆小怕事，正因为这种胆小怕事，才使那个有夫之妇产生了征服他的欲望。这个女人是涅赫柳多夫常去参加贵族选举的那个县的首席贵族的妻子。这个女人引诱他发生了关系，而这种关系对于涅赫柳多夫来说，一天天变得更有吸引力，同时也越来越可憎。起初涅赫柳多夫抵挡不住诱惑，后来他感到负疚，他不能不经她同意就扯断这种关系。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涅赫柳多夫才认为自己即使有心向科尔恰金娜求婚，也无权这么做。

桌子上放着的这封信正是这个女人的丈夫写来的。看到信封上的笔迹和邮戳，涅赫柳多夫脸红了，立即感到情绪激动，每当危险临近他都有这种感觉。但是这次情绪激动却是毫无意义，涅赫柳多夫的主要地产所在县的首席贵族在信中通知他，五月底将召开地方自治局特别会议，请涅赫柳多夫一定赴会，在讨论学校和道路等重大问题时给予支持，预料在这些重大问题上将遇到反动派的强有力的阻挠。

首席贵族是个自由派，他和一些志同道合者一起，与亚历山大三世时期涌现的反动浪潮展开斗争。他全身心地投入斗争，以致对自己不幸的家庭生活一无所知。

涅赫柳多夫回忆起自己同这个人交往过程中的所有痛苦难堪的时刻。有一次，他以为那个女人的丈夫知道了底细，准备与其决斗，他打算在决斗时朝天开枪。另一次，场面也很可怕，那个女人绝望之中跑往花园里的池塘，打算投水自尽，而他跑去找她。“在她没有答复之前，现在我不能到她那里去，也不能采取任何行动，”涅赫柳多夫心中想道。一星期之前，他给她写了一封态度坚决的信，信中承认自己有罪，并准备以任何方式和代价赎罪，不过他仍然认为，为了她的利益，他们的关系应当彻底结束。他等待的就是对这封信的答复，但是还没有等到。没有答复，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好征兆。如果她不同意断绝关系，她早就写回信了，甚至还会亲自找上门来，就像以往那样。涅赫柳多夫听说，现在有个军官在追求她，这既使他忌妒难过，也使他高兴，他有望从恼人的虚伪中解脱出来。

另一封信是管理地产的总管写来的。总管在信中说，涅赫柳多夫必须亲自来一趟，以便确定遗产继承权，此外，对如何经营地产作出决定：是继续像已故公爵夫人在世那样经营，还是按他以往向公爵夫人建议、现在又向年轻公爵建议的方式经营，即增加农具，把原先租给农民的土地全部收回来自己耕种。总管在信中说，后一种经营方式获益更多。总管同时在信中道歉，按计划应在本月一日寄出的三千卢布稍稍耽搁了几天。这笔钱将随下一个邮班寄出。他之所以没有及时寄出，是因为无论怎样也无法从农民手中收齐这笔钱，农民极不诚实，以致不得不请求官方采取强制措施才奏效。这封信使他既愉快又不快。愉快的是，他感觉到自己具有支配巨大财产的权力；不快的是，他青年时期曾是赫伯特·斯宾塞[8]的忠实信徒，由于自己是大地主，赫伯特·斯宾塞在《社会静力学》[9]中提出的关于正义不允许土地私有的论点特别使他惊讶。他凭着青年人的率直和果断，不仅在口头上说土地不能成为私有财产的对象，还在大学里写论文论述这个问题，而且付诸行动，当时他就把一小块土地（不属于他母亲的，是从父亲名下继承的属于他个人的）送给农民，他不愿违背自己的信仰而占有土地。现在因为继承遗产他成了大地主，他必须作出选择：要么放弃财产，就像十年前处理父亲的二百俄亩[10]土地那样，要么以默认的方式承认自己以往的所有想法都是错误的、虚伪的。

前一种选择他做不到，因为除了土地，他没有任何其他生活资料。他不想去做官，可是又养成了奢侈的生活习惯，而且认为不可能改变。再说也没有必要，因为青年时代的那种信念的力量、果断、虚荣心和一鸣惊人的愿望，都已不复存在。后一种选择他无论如何也做不到，他不能否定，当初从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中汲取的，许多年后又从亨利·乔治[11]的文章中找到光辉的论证的，关于占有土地不合法的明白确凿的理由。

正因为如此，总管的信使他不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