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萧红：错的不是我，是世界

花开了，就像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在天上逛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

——选自萧红《呼兰河传》

提起《呼兰河传》，茅盾曾这样评价：“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有讽刺，也有幽默。开始读时有轻松之感，然而再读下去心头就会一点一点沉重起来。”

惊世骇俗的笔，沉郁优雅的文风，深刻描绘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东北小镇呼兰的风土人情，再现当地老百姓平凡、琐碎、落后的生活现状和得过且过、平庸、愚昧的精神状态。

此书作者萧红，被誉为“民国四大才女”之一。

萧红这个笔名，许多人如雷贯耳，而她的另一个名字张迺莹，却只有亲近的人才能记得。

她的一生，就是一部《呼兰河传》，传奇、悲苦、叛逆。犹如高尔基的《海燕》，在苍茫的大海上，好似黑色的闪电，暴风雨中的精灵，与狂风争鸣。

如果疼爱她的祖父活得更长久些，或许她的一生便不是这样。但命运的交响曲一旦奏响，所有的篇章便不能停息。

为祖父奏响的哀乐才落下帷幕，她旧时订下的婚约已被提起。

“我要念书，不要嫁人！”18岁的她渴望知识。

男尊女卑的世界观里，女子无才便是德。循循善诱的族人，搬出最有说服力的说教词——

幼从父、嫁从夫、夫死从子；

自古女子谨记妇德、妇言、妇容、妇功。

封建伦理道德是旧时妇女们最不敢质疑的精神理念，她拒婚的话不但未引起共鸣，甚至被视为无稽之谈。

走！远方有她求学的梦，她离家了。

“什么？去北平了？进了北平女师大附属女一中高中部？”固执而保守的父亲得知女儿的近况，没有褒奖，也不给她任何辩解的机会，做出最残忍的决定，“断了她的生活供给。”

或许有其父必有其女，父亲的固执遗传给了她。

1931年的1月，返回家中，她与权威的父亲正面交锋，为念书而据理力争。

“荒诞！”父亲对她的疼爱少得可怜，封建思想的顽固促使他软禁了女儿。

捶打门窗，她决不妥协：“我没有错，错的是你们！”

谁对，谁错？在因循守旧的呼兰，人们世世代代遵从循规蹈矩的生活方式，她无疑不符合祖辈留下的固有模式。

接下来发生的事，想必今天的读者都能猜到——逃婚。

她像一匹脱缰野马，做出了惊世骇俗之举。

假意妥协，寻求时机逃出禁锢她的家。

她如愿以偿了，可迎来的并非春光无限，而是身无分文，饥寒交迫。

怀抱双膝，她哆嗦在闭了店门的屋檐下，仍努力寻找生存缝隙。

“你好，我能书会写……”拿着从公告栏揭下的启事，她走进一户人家。

“那是半年前的事了，如今店里辞工呢。”战乱令百业萧条，许多小商家濒临倒闭。

进一步山穷水尽，退一步海阔天空。倘若她低姿态返回老家，顺从父亲安排嫁作人妇，便能轻而易举躲过了接下来岁月的艰难。

但她执着而倔强，认定的事，就不容改变。即便孤立无援之时，她也决不更改初衷。

尝尽人世冷暖，却从不质疑人世的真爱与真心。面对未婚夫汪恩甲千里的追寻，听着他的海誓山盟，她错将他当成了可停泊的港湾。

荆棘中走来，她身心疲惫。怀孕五个月的一天，她被汪恩甲扔在了付不出四百多元食宿费的旅馆。

没有同舟共济，无法同甘共苦。谁的错？是她太单纯，错信了人吗？

一去了无消息的汪恩甲如何看待这段往事，我们无从探知，但她落得的孤立无援处境，却是事实。

奋力抗争，努力争取，路的尽头竟是不堪。

错误的时间，错误的价值观，错误的……时代的错！

“屋漏偏逢连夜雨”，她再次遭遇麻烦——旅馆老板为收回欠款，不惜联系妓院，做逼良为娼之举。

“你们这么做天理不容。”瘦弱的肩膀，倔强的脸，她决不逆来顺受，“我可以用其他方式还钱。”

“什么都比不过妓院来钱快。”旅馆老板龌龊，留下狠话，“等她将孩子生下来，就送她进去。”

一把大锁将她囚禁在阴暗的储存室里。朝不保夕，远比不上精神的无助。

我们可以从《呼兰河传》中，探寻她来自心灵深处的独白：

“精神上寂寞的人一旦发觉了自己的生命之灯将要熄灭，因而一切都无从补救的时候，那她的寂寞的悲哀恐怕不是语言可以形容的。”

决不坐以待毙！

纵然前行的道路荆棘丛丛，只有勇敢者才有看见曙光的机会。

她通过最擅长的方式——书写，寻求救助。

功夫不负有心人，她如愿以偿联系上了曾投稿过的《国际协报》。

副刊编辑裴馨园同情她的遭遇，携同事前往旅馆探望。

“走吧，过段时间去妓院里看，别耽误我们工夫。”看守冷言冷语。

“这是违法。”逼良为娼，任何世道都不容。报社一再警告，可换来的也仅是暂时平静。

史无前例的洪灾席卷哈尔滨，旅馆的一楼被淹，给了她一线生机。

“快跑啊！”老茶房瞅着老板不在，提醒，“不为你，也考虑孩子吧。”

“我要上船！”她搭乘的是一艘救生船，一艘普普通通的小船。可这一次离开，她却迈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步。

之后的岁月依旧极为艰难，流离颠沛，饥寒交迫。

纵使物质匮乏，她却不曾退缩。

“总让你跟着受苦。”靠借债维持生计，丈夫萧军充满了歉意。

“是你让我受苦的吗？”她走到窗边，眺望凛冽寒风中破败的街道，“是它们！”

“我们可以搬家。”萧军带回了好消息：一份家教的活。

他抱着她旋转，一只手鼓、一把胡琴是他们庆祝的方式。

大声笑，欢喜地跳，经历种种磨难，忍受饥饿，仍无怨无悔。

“你还是继续创作，养家的事交给我。”萧军顾及她的身体，不忍心爱的人过于劳累。

从哈尔滨的洪水泛滥，他不顾一切淌水，朝拘禁她的旅馆而去，萧军就成了她最重要的人。

她这样描述当时的心境：

“我们这两颗漂泊的、已经近于僵硬的灵魂，此刻竟被这意外而来的伟大温情浸润得近乎难于自制地柔软下来了，几乎竟成了婴儿一般的灵魂！”

她很敏感，有时一句话，就会令她触动。

她为艰难处境而郁闷；

为世态炎凉中彼此的冷漠而抱怨；

为人们受盅惑后的循规蹈矩而愤慨；

为战火纷飞而多数人只知落泪和彷徨纠结。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等职务的许广平曾评价她：

“萧红先生文章上表现相当英武，而实际多少还带有女性的柔和，所以在处理一个问题时，也许感情胜过理性。”

在那段艰难岁月里，大多数时间，她都不曾外出，静静地待在家里，时而发呆，时而创作。直到牵牛社的出现，影响了她的轨道。

“欢迎我们牵牛坊牵来的新牛。”画家冯咏秋先生用自己满是牵牛花的小院举办聚会，引荐了她。

“你很勇敢，不仅冲破旧时的婚姻，更为梦想不屈不挠。”参加聚会的左翼文化人知晓她的经历后，赞许道。

“我不在乎跌入深渊，只求今生无怨无悔。”她像爬山虎，只知道向上攀爬，傲视冬季严寒到来时的枯萎。

“很多女子都在委曲求全，落寞时以泪洗面，该多一些你这样任性的人。”感慨声连连。

她如此回答：

“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勇敢，倒是怯懦，是在长期无助的牺牲状态中养成的自甘牺牲的惰性。”

不一般的见解，引得了热烈的掌声。

此后，她成了牵牛社的常客，有幸结识了罗峰、白朗、金剑啸、舒群等进步人士，开阔了视野，还受到了一些共产党员爱国进步思想的影响。

1933年10月，她在中共党员舒群等人的帮助下，以悄吟为笔名，与萧军合力创作了散文集《跋涉》。

“读者的反响超出预期。”此书在哈尔滨上市，影响力波及整个东北。

她很激动，将一本样书放进了信封：“我要把它送给鲁迅先生。”

尽管书在读者中反响良好，当时却无缘再版。

“什么？当局将此书下了架，还放话要彻底查封并销毁？”惊天雷给了她当头一棒。

“是。”回答之声令人痛心。

“哈哈哈……”她在心痛中狂笑。

“先生，此处不宜久待，赶紧收拾东西吧。”报信之人无奈。

揭露日伪统治下社会的黑暗，歌颂人民觉醒、抗争的进步书，却使她“荣幸”登上了伪满政府的黑名单。

1934年6月，她在共产党人掩护下，逃离哈尔滨，经大连乘船到达青岛。

真实不被认可，等来的是随时可能遭受迫害的威胁，她用人生完成了作品，却不得不为此东躲西藏。

同年11月，舒群被捕，萧军任主编的《青岛晨报》结业，二人离开青岛。

流离颠沛的生活，她历尽艰辛，却依然坚持梦想——用心创作。

之后，她去了上海，几度搬家，1935年5月，一部描写20世纪二三十年代哈尔滨的自传作品《商市街》，应运而生。

一篇收录其中的散文《提篮者》，有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文字：

“他说：‘再不吃了。’他说：‘饱了饱了！吃去你的一半还不够吗？男人不好，只顾自己，你的病刚好，一定要吃饱的。’然后跟着他说着说着他的手已凑到面包壳上去，并且另一只手也来了，扭了一块下去，已经送到嘴里，已经咽下他也没有发觉，第二次又来扭，就是这样。”

怎样的饥饿，才使身体和意识难以统一？才使人凭着本能，去糊饱肚皮？

许多年以后，人们不再为一日三餐发愁，在起兴时，邀上亲朋、叫来损友，搓上一顿。但读到这些文字，我们仍能感受当时的人和事。

人生的转折点，在历经艰辛后到来。

移居上海，萧红见到了长久以来敬仰之人——鲁迅。

她曾拜读过鲁迅的文章，无数次梦想当面求教。

与鲁迅往来数封书信后，她迎来了相见。她紧张、雀跃、谦卑。

鲁迅平易近人，对她而言，不只是老师，也是家人，是温暖的源泉。

她成了鲁迅家的常客，与鲁迅的独子周海婴极为熟识，甚至鲁迅之妻许广平做一顿饺子，也不会忘了她那一份。

没有鲁迅，恐怕就没有后来的萧红。她可能默默无闻地寂寞下去，而不会成为活跃在文坛、风生水起的年轻作家。

诚心求教，她的文风渐渐成熟，虚心学习，她在中国青年作家之父鲁迅的点拨下，有了突飞猛进的文学突破。

“这本书的取材似乎……”阅览过书稿，鲁迅惊愕。

“先生的意思是这本书取材不妥？”她为学术，情绪常常激动得难以控制。

多年后，萧军谈及她时，曾如此形容：“纤细、脆弱、多愁善感的灵魂”。

当时，一代导师的鲁迅不曾因她的激抗语气而动怒，而是和颜悦色洗耳恭听。

“我试图从另一个方面诠释人性、生存。”见导师淡然，她渐渐平静，清晰阐述创作理念。

鲁迅笑了：“中国的焚禁书报、封闭书店、囚杀作者，实在还远在德国的白色恐怖之前……”

“先生说的是‘奴隶丛书’？”她不敢相信自己的作品得到了莫大的肯定，但先生的那番话是创立“奴隶社”的初衷。

1935年12月，这部中篇小说《生死场》以“奴隶丛书”的名义在上海出版。她首次以萧红署名。

此书的问世，突破了从前的一些创作局限，她也一举成名，跻身抗战作家之列。

导师鲁迅在为《生死场》所作的序言中，留下了这样的笔墨：

“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品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事业的成功，并未令她从此走出困境，就在步入事业顶峰之际，她和相濡以沫六年的萧军感情走到尽头。

之后，她东渡日本，用心写下了散文《孤独的生活》、长篇组诗《砂粒》、短篇小说集《牛车上》《家族以外的人》，以及诗歌《沙粒》等。

她是个很自我的人，不太懂说谎。或许“粉饰太平”这个词，在她的字典里太早被删去，因此处于各种心情时，她便会留下特殊的文字，记录心境，抒发情怀。

在摸索中前行，试探而勇敢地向前，力求无悔地活，却常常被迫流浪。

一个有梦的女子，渴望看见一切美好的事物，就如她曼妙的文字所写：

“蒲公英发芽了，羊咩咩地叫，乌鸦绕着杨树林子飞，天气一天暖似一天，日子一寸一寸的都有意思。杨花满天照地的飞，像棉花似的。”

但事实残酷，轰炸机在天空盘旋，张扬的宪兵在街头制造着恐慌。

理想与现实的差别，令她不再沉默；面对国土沦丧，民族危亡，她毅然挥笔。

随之，多篇以抗日为主题的作品：《天空的点缀》《失眠之夜》《在东京》《火线外二章：窗边、小生命和战士》等散文问世。

1939年5月，萧红安家于重庆复旦大学附近。

一天，萧家的大门，被青年文学爱好者组成的“火焰山文艺社”派出的代表叩响。

“先生，您出演的《突击》在西安反响空前，3天连演7场，场场满座，尽管每天都有空袭警报，仍阻挡不住潮水般的观众。我们希望您能帮助‘火焰山’宣传抗日。”诚恳的访客阐述登门拜访的理由。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她由衷感慨。

“先生愿意加入我们的文艺社？”等待的几秒，如同半个世纪。

她肯定地点头。

之后，她义务指导青年学生开展文艺创作，给宣传抗日出谋划策。

关于那段岁月，白执君曾在回忆中描绘了她当时的身体状况——“人越来越消瘦，脸色苍白，时常干咳”。

或许那时，她已患上肺病，但倾力指点青年们的工作，却是不争的事实。

1939年底，重庆遭到日本飞机频繁轰炸，她的身体已很衰弱，禁不起每天跑警报躲防空洞。

“到香港避一避吧。”《新华日报》副总编辑华岗先生建议。

1941年，她在香港被确诊为肺结核，但她仍带病参加“抗敌分会”活动，本文开头提到的《呼兰河传》，就是她在那个时期断续完成的作品。

次年1月，才华横溢的她在寂寞中离世。

她从中国最北方的黑龙江呼兰起跑，生命的终点却是最南方的香港。她不断跋涉，却离根越来越远。

短暂光阴，出生、读书、逃婚、被困、得救、生产、离异、再婚直至病逝，她从不向命运低头，追求个性解放之路，即便荆棘丛生，她也倔强、任性而为。

她活得真实，忘了掩饰，曾不止一次感慨：

“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

那个年代，女性等同于传宗接代的工具。她冷看世间白眼，大胆、勇敢为梦想疯狂。

中国文学评论家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评论她的作品是“最不可宽恕的疏忽”，称她为20世纪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之一。

人云亦云的年代，她太叛逆。

循规蹈矩的生活模式，她与之背道而驰。

迫不得已留下“半部红楼”，却无人能精彩接笔。

/萧红写给女人/

舌尖上的“舞蹈”是门高深学问，优秀的厨子必有几个别具匠心的招牌私房菜，而研制菜肴过程常常令所有人瞠目结舌。烹制自己的私房菜，别在意烹饪理论是否违背了常理，遭受质疑。

“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展示不寻常自我，做时尚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