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那是在五月，正刮着喀新风[7]。这是一股来自南方的、裹挟着沙尘的热风。威廉·范德姆正站在淋浴水龙头下，郁闷地想着这也许是他一整天里唯一能感到凉爽的时刻。他关掉水，迅速地把自己擦干。他全身都在隐隐作痛。前一天他打了会儿板球，他已经好多年没打过了。总司令部情报局组了个队，对战野战医院的医生们——他们管这叫间谍对庸医。范德姆负责在边界上防守，医生们把情报局击出的球打得满场飞，让他疲于应付。现在他不得不承认自己身体素质不行了。杜松子酒让他的体力变差，香烟让他的呼吸变得短促。板球比赛需要注意力高度集中，而他有太多其他的事要操心。
他点燃一支香烟，咳了几声，开始刮胡子。他刮胡子时总要抽烟——这是他所知的唯一一种能让这项躲不掉的每日任务变得不那么无聊的方法。十五年前，他发誓一旦离开军队，就把胡子留起来，但他现在还在军队里。
他穿上那套日常所穿的制服：沉重的凉鞋，袜子，军装衬衫，卡其布卷边短裤，卷边可以放到膝盖以下扣起来，用来防蚊。从来没人用那道卷边，年轻点的军官往往把它剪掉，因为卷边的样子看起来很可笑。
床边的地板上放着一个空的杜松子酒瓶。范德姆看着那个瓶子，对自己的厌恶之情油然而生：这是他第一次带着那个该死的瓶子上床睡觉。他把瓶子捡起来，换掉瓶盖，然后把瓶子扔进垃圾桶。然后他到楼下去。
贾法尔正在厨房里泡茶。范德姆的这个仆人是个上了年纪的科普特人，秃顶，走起路来慢吞吞的，以英式管家自居。虽然他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正的英式管家，但他还有点自尊心，为人诚实，范德姆发现这些品质在埃及仆人里并不多见。
范德姆说：“比利起床了吗？”
“是的先生，他马上就下来。”
范德姆点点头。炉子上小平底锅里的水正在冒着气泡。范德姆往水里放了一个鸡蛋，设好定时器。他从一条英式面包上切下两片，烤好后涂上黄油，切成小块，然后把鸡蛋从水里捞出来，敲开。
比利走进厨房，说：“早上好，爸爸。”
范德姆对他十岁的儿子微笑着说：“早。早餐准备好了。”
男孩开始吃早餐。范德姆拿着一杯茶坐在对面看着他。最近，比利早上常常显得很疲倦。从前他早餐的时候可是精神抖擞的。他睡得不好吗？还是他的新陈代谢变得更接近成年人了？也许他只是借着手电的光躲在床单下看侦探小说、睡得太晚了而已。
人们都说比利像他的父亲，但范德姆看不出有什么相似之处。不过，他能看出比利母亲的影子：灰眼睛，娇嫩的皮肤，还有当别人反对他时他脸上所流露出的些许不屑一顾的神情。
范德姆总是为他的儿子做早饭。当然，仆人完全可以把孩子照顾好，多数时候也的确是仆人在照顾比利，但范德姆喜欢为自己保持这个小小的惯例。通常，这是他一天当中唯一能和比利待在一起的时候。他们不怎么交谈——比利吃早饭，范德姆抽烟——但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一起迎来每一天的开始。
吃完早饭后比利去刷牙，贾法尔把范德姆的摩托车取出来。没多会儿，比利头戴校服帽子回来，范德姆也戴上他的军帽。和往日一样，他们互相敬了个礼。比利说：“好啦，长官，让我们一起去打胜仗吧。”随后他们就出门了。
范德姆的办公室在“灰柱子”里，这是中东总司令部所在的那几栋被带刺铁丝网围栏围起来的建筑之一。他到办公室时，桌上放了一份事故报告。他坐下来，点了支烟，开始读起来。
报告是从南边三百英里以外的阿斯尤特发来的。一开始范德姆没看出为什么这份报告被标记为送给情报局。一支巡逻队让一个欧洲人搭便车，这人后来却用刀杀害了一位下士。昨晚，下士的失踪一经留意，尸体随即被发现。一个符合搭车人描述的男人在火车站买来一张去开罗的车票，但尸体发现时火车已经抵达开罗，凶手已经混入城中。
看不出动机。
阿斯尤特城的埃及警方和英国军方应该已经展开调查，而他们在开罗的同事将和范德姆一样，于今天早晨获悉相关细节。有什么理由要让情报局参与进来？
范德姆皱着眉头又思考了一番。一个欧洲人在沙漠里上了车。他说自己的车抛锚了。他入住酒店。几分钟之后搭火车离开。他的车没找到。当晚一位士兵的尸体在酒店房间里被发现。
为什么？
范德姆打电话到阿斯尤特。军营总机颇费了一番工夫来确定纽曼上尉的位置，不过最终在军火库里找到了他，让他接电话。
范德姆说：“这桩谋杀很像是杀人灭口。”
“我想到了这一点，长官。”纽曼的声音听起来是个年轻人，“所以我才把报告标记成送给情报局。”
“很有头脑。告诉我，你对这个人印象如何？”
“他是个大块头——”
“我手里有你的描述——六英尺高[8]，十二英石[9]重，黑头发，黑眼睛——但这些不能告诉我这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明白了。”纽曼说，“好吧，坦白说，起初我一点儿也没怀疑他。他看起来筋疲力尽，和他车在沙漠里抛锚的说法吻合。除此之外，他看起来像一个正直的人：白人，穿得很体面，英语说得很好，带点口音，他说那是荷兰口音，或者说是南非口音。他的证件无懈可击，我现在还是很确定那是真的。”
“但是——”
“他说他在打点埃及北部的生意。”
“这也说得通。”
“没错，但他给我的感觉不像是那种把时间精力花在投资几家商店、小工厂或者棉花农场的人。他更像是那种信心十足、见多识广的人。如果他要投资，多半会找一位伦敦证券经纪人，或者是瑞士银行。他就不是泛泛之辈……这说法很模糊，长官，但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明白。”纽曼听起来是个机灵的小伙子，范德姆想。他窝在阿斯尤特做什么？
纽曼继续说道：“当时我想，他就这么凭空出现在沙漠里，我对他的来历一无所知……于是我让可怜的老考克斯和他待在一起，假装是帮他，其实是为了确保在我们有机会核实他的说法之前他不要溜走。当然，我当时就应该逮捕那个男人，但是说实话，长官，当时我只有一点点怀疑——”
“我想没人在指责你，上尉。”范德姆说，“你记得他证件上的名字和地址，这就很好了。阿历克斯·沃尔夫，橄榄树别墅，花园城，没错吧？”
“是的，长官。”
“好的，你那边有什么新进展随时通知我，好吗？”
“是，长官。”
范德姆挂上电话。纽曼的怀疑和他自己对这起谋杀的直觉不谋而合。他决定和他的直接上级谈一谈。他拿着那份事故报告离开了办公室。
总参情报处由一位陆军准将主理，头衔是军情处处长。军情处处长有两名副手，一名运营副处长，一名情报副处长。副处长的军衔是上校。范德姆的上司，博格中校，听命于情报副处长。博格负责人事安全，绝大多数时间是在管理审查机构。范德姆的职责是处理信件以外途径的安全漏洞。他和他的手下在开罗和亚历山大城安插了几百个特工；大部分的俱乐部和酒吧里都有从他手里领薪水的服务生；阿拉伯政要的家仆里都混有他的眼线；法鲁克国王的男仆替范德姆工作，开罗最富有的窃贼也听他派遣。他关心谁说得太多，而谁又在洗耳恭听；在听众之中，阿拉伯民族主义者是他的主要目标。然而，这个来自阿斯尤特的神秘男子似乎可能是另一种类型的危险。
到目前为止，范德姆战时的职业生涯以一次精彩的成功和一次惨烈的失败著称。那次失败发生在土耳其。拉希德·阿里之前从伊拉克逃到了那里。德国人想把他救出来，利用他来宣传造势；英国人想把他摒除在公众视线之外；而土耳其人为了小心地维持中立，不想得罪任何人。范德姆的任务是确保阿里留在伊斯坦布尔，但阿里和一个德国特工交换了装束，在范德姆的眼皮底下溜出了土耳其。几天之后他开始在面向中东的纳粹电台上发表演说。后来，范德姆在开罗多少为自己挽回了声誉。伦敦方面告诉他，他们有理由相信开罗存在一个重大的安全漏洞。经过三个月的辛苦调查之后，范德姆发现一位资深美国外交官在向华盛顿汇报时使用了一种不安全的代码。代码更换之后，泄密随之终止，范德姆被提拔为少校。
如果他是一个文官，或者哪怕是一个和平时期的士兵，他都会为自己的胜利感到骄傲，对失败释怀，而他会说：“胜败乃兵家常事。”但在战争中，军官的错误会杀死人。在拉希德·阿里事件的余波中有一名特工遇害，是一个女人。为此范德姆永远无法原谅自己。
他敲了敲博格中校的门，走了进去。瑞吉·博格有五十多岁，身材矮小壮实，一头黑发用发蜡梳理过，制服一尘不染。他不知道说什么的时候，就会发出神经质的、清嗓一样的咳嗽声，而这种情况很常见。他正坐在一张巨大的弧形办公桌后面——比军情处处长的办公桌还要大——浏览他收文盘里的文件。比起工作，他向来更乐意聊天。他示意范德姆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他拿起一个鲜红色的板球，把球在两手之间来回扔起来。“你昨天打得很好。”他说。
“您自己也不赖。”范德姆说。这是实话：博格是情报局这一队里唯一像样的投球手，他的慢速弧形球击中了四个门柱，赢得了四十二分。“我们战况如何？”
“恐怕会有更多该死的坏消息。”今天早晨的简报还没送来，但博格总能提前听到些风声。“我们之前认为隆美尔会正面袭击加查拉防线。早该想到的——这位老兄从来不光明正大地打仗。他绕过我们南部的侧翼，拿下了第七装甲师的司令部，俘虏了梅瑟维将军。”
令人沮丧的是，这样的故事并不陌生。范德姆突然感到很疲惫。“真是一片狼藉。”他说。
“幸好他没能突破到海岸线，这样加查拉防线上的各部还不至于被孤立。不过……”
“不过？我们打算什么时候把他拦下来？”
“他不会走得更远了。”这是一条愚蠢的评论：博格就是不愿批评将军们。“你过来是什么事？”
范德姆把事故报告递给他。“我建议由我亲自跟进这件事。”
博格读完报告，面无表情地抬起头来。“我没看出有这个必要。”
“这看起来像是杀人灭口。”
“呃？”
“谋杀没有动机，所以我们只能推测——”范德姆解释道，“有这种可能性：搭车人的身份并不是他所说的那样，而下士发现了实情，所以搭车人杀死了下士。”
“不是他所说的那样——你意思是他是个间谍？”博格笑起来，“你觉得他怎么到阿斯尤特来的——靠降落伞吗？或者他是走过来的？”
范德姆想，这就是和博格解释事情的麻烦之处：他一定要把你的想法嘲笑一番，来替他自己并没有想到这一点找借口。“一架小飞机偷偷潜入并非不可能。穿越沙漠也一样，不是不可能。”
博格隔着宽阔的书桌把那份报告扔过来。“在我看来不太可能。”他说，“别把时间浪费在这上面。”
“很好，长官。”范德姆从地上捡起那份报告，强压着那股熟悉的、充满挫败感的怒火。和博格的对话总是转为针锋相对的竞赛，明智的做法是退出。“我会让警方把他们的进度发一份给我们，备忘之类的，只是为了存档。”
“好。”博格从来不会反对别人把文件发给他，这样他就可以指手画脚而无须承担责任。
“听着，安排点板球练习怎么样？昨天我留意到他们那边有球网和接球板，我想把我们的球队好好训练一下，多打几场比赛。”
“好主意。”
“你看看能不能组织一下，好吗？”
“好的，长官。”范德姆走了出去。
在回自己办公室的路上，他不禁怀疑英国军队的行政管理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能把瑞吉·博格这样没有头脑的人提拔成中校。范德姆的父亲在“一战”时是一名下士，他从前喜欢说英国士兵是“由驴子领导的狮子”。有时范德姆觉得这话放到今天也没错。但博格并不仅仅是愚蠢。有时他做出错误的决定是因为他不够聪明、做不出正确的决定；但更多的时候，在范德姆看来，博格做出错误的决定是因为他还打着自己的小算盘，让自己显得明智、试图表现得高人一等之类的。范德姆不知道他到底图什么。
一个穿着医院白色外袍的女人向他敬了个礼，他心不在焉地回了个礼。女人说：“范德姆少校，对吧？”
他停下来看着她。板球比赛时她在一旁当观众。现在他想起她的名字了。“阿巴斯诺特大夫。”他说，“早上好。”她和他年龄差不多，高挑，冷静。他想起来她是个外科医生——即使是在战时，这对一个女人来说也是非常不寻常的——她还享有上尉军衔。
她说：“你昨天打球很卖力。”
范德姆微笑着说：“我今天可是腰酸背痛。不过我玩得很开心。”
“我也是。”她的声音低沉而清晰，充满了自信，“你星期五会来吧？”
“哪里？”
“联盟的招待会。”
“哦。”盎格鲁-埃及联盟是一个由无聊的欧洲人组成的俱乐部，偶尔会举行招待会，邀请一些埃及客人，以此证明自己名副其实。
“我很乐意去，什么时间？”
“五点，喝下午茶。”
范德姆的兴趣是职业使然。在这种场合，埃及人会打听关于军队的小道消息，而这些小道消息有时包含着对敌人有用的信息。“我会去的。”他说。
“好极了。到时候见。”她转身离开。
“我很期待。”范德姆对她的背影说。他看着她走开，猜想她在医院的袍子下穿了什么。她苗条、优雅，镇静大方。她让他想起他的妻子。
他走进自己的办公室。他并不打算组织板球练习，也不打算把阿斯尤特谋杀案置之脑后。博格可以滚一边去了。范德姆要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