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古人通过观察太阳周年运动，认知一年之中时节、气候、物候的规律及变化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和应用模式。以时节为经，以农桑与风土为纬，建构了中国人的生活韵律之美。

我们感知时节规律的轨迹，很可能是从“立竿见影”开始的。从日影的变化，洞察太阳的“步履”，然后应和它的节拍。我特别喜欢老舍先生在其散文《小病》中的一段话：

生活是种律动，须有光有影，有左有右，有晴有雨，滋味就含在这变而不猛的曲折里。

我们希望天气、气候是变而不猛的曲折，我们内心记录生活律动的方式，便是二十四节气。对于中国人而言，节气，几乎是历法之外的历法，是岁时生活的句读和标点。

孔子说：“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季节更迭，天气变化，草木枯荣，虫儿“坯户”又“启户”，鸟儿飞去又飞来，天可曾说过什么吗？天什么也没有说，一切似乎只是一种固化的往复。这，便是气候。但天气时常并不尊重气候，不按常理出牌。按照网友的话说，不是循环播放，而是随机播放。超出预期值和承载力，于是为患。

从“立竿见影”开始

农耕社会，人们早已意识到，“风雨不节则饥”。中国人对于气候的最高理想，便是“风调雨顺”。无数祭祷，几多拜谢，无非是希望一切都能够顺候应时。就连给孩童的《声律启蒙》中，都有“几阵秋风能应候，一犁春雨甚知时”。

我们现在几乎挂在嘴边的两个词，一是平常，二是时候。时候，可以理解为应时之候。就是该暖时暖，该冷时冷，该雨时雨，该晴时晴，在时间上遵循规律。平常，可以理解为平于往常。所谓常，便是一个定数，可视为气候平均值。雨量之多寡，天气之寒燠，一如往常。不要挑战极致，不要过于偏离气候平均值，在气象要素上遵循规律。

明代《帝京岁时纪胜》中评述道：

都门天时极正：三伏暑热，三九严寒，冷暖之宜，毫发不爽。盖为帝京得天地之正气也。

古文字里的四季

只要冷暖有常，便被视为“正气”。

我们自古看待气候的价值观，简而言之，便是一颗平常心，希望气候持守“平常”的愿望。所谓“守常”，即是我们对于气候的期许。

什么是好天气？只要不太晚、不太早，别太多、别太少，就是好天气。如果再温和一些，像董仲舒在其《雨雹对》中所言，那就更好了：

太平之世，五日一风，十日一雨。风不鸣条，开甲散萌而已；雨不破块，润叶津茎而已。

中国之节气，始于先秦，先有冬至（日南至）、夏至（日北至）以及春分、秋分（昼夜平分），再有立春、立夏、立秋、立冬。

二至二分是最“资深”的节气，也是等分季节的节气。只是后来以始冻和解冻为标志的立冬、立春，以南风起和凉风至为标志的立夏、立秋，逐渐问世并成为表征季节的节气。它们一并成为节气之中最初的“八大金刚”。它们之所以最早，或许是因为表象清晰，是易感、易查验的节气。

到西汉时期，节气的数目、称谓、次序已基本定型。在那个久远的年代，便以天文审度气象，以物候界定气候。按照物候的迁变，齐家治国，存养行止。

农桑国度，人们细致地揣摩着天地之性情，观察天之正气，地之愆伏，因之而稼穑；恭谨地礼天敬地，顺候应时，正所谓“跟着节气过日子”。

《尚书》中的一段话说得很达观：

雨以润物，以干物，暖以长物，寒以成物，风以动物。五者各以其时，所以为众验。

每一种天气气候现象有其机理和规律，也自有其益处所在。

《吕氏春秋》说得至为透彻：

天生阴阳、寒暑、燥湿，四时之化，万物之变，莫不为利，莫不为害。圣人察阴阳之宜，辨万物之利以便生。

人们早已懂得天气气候，可以为利，可能为害，关键是找寻规律，在避害的基础上，能够趋利。而季风气候，干湿冷暖的节奏鲜明，变率显著。基于气候的农时农事，需要精准地把握，敏锐地因应，所以作为以时为秩的二十四节气在这片土地上诞生并传续，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在甲骨文关于天气占卜的文字中，有叙、命、占、验四个环节：叙，介绍背景；命，提出问题；占，做出预测；验，检验结果。其中，验，最能体现科学精神。在科学能力欠缺的时代，已见科学精神的萌芽。在诸子百家时代，人们便以哲学思辨、文学描述的方式记录和分析天气气候的表象与原由。

唐太宗时代的“气象台台长”李淳风在其《乙巳占》里便绘有占风图。

一级动叶，二级鸣条，三级摇枝，四级坠叶，五级折小枝，六级折大枝，七级折木，八级拔大树和根。这是世界上最早的风力等级，比目前国际通行的蒲福风力法（Beaufort scale）早了1100多年。两种方式的差别在于，李淳风风力法是以“树木”划定风力，而蒲福风力法是以“数目”划定风力。一个借助物象，一个借助数据。

当然，我们的先人在观察和记载气象的过程中，至少存在三类难以与现代科学接轨的习惯。

远古天气预报

李淳风vs蒲福

第一，不量化。杜甫可以“黛色参天二千尺”，李白可以“飞流直下三千尺”，但气象记录应当秉持精确和量化的方式。气温多少度，气压多少百帕，降水多少毫米，我们未曾建立相应的概念或通行的标准。不仅“岁时记”之类的文字如此，“灾异志”之类的文字亦如此。“死伤无算”“毁禾无数”，是古代灾情记录中“出镜率”最高的词组。

第二，不系统。以现代科学来看，天气气候的观测，不仅要定量，还要定点、定时。但古时正史中的气象记录，往往发生极端性的灾或小概率的“异”才进行记录，连续型变量就变成了离散型变量。研究天气表象背后的规律，便遗失了无数的原始依据。单说降水这一要素，汉代便要求“自立春，至立夏，尽立秋，郡国上雨泽”。但直到清雍正年间才有“所属境内无论远近，一有雨泽即行奏闻”的制度常态化。

为什么天气气候的记录不够系统和连贯呢？因为人们往往是将不合时令的寒暑旱涝视为帝王将相失政的“天戒”，所以只着力将各种灾异写入官修的史书之中，既为了占验吉凶，更为了警示君臣。

第三，不因果。我们往往不是由因到果，而是常用一种现象预兆另一种现象，没有以学科的方式触及气象的本质。并且以“天人感应”的思维，想象天象与人事之间的关联，穿凿附会地解读“祥瑞”、分析异常。

但以物候表征气候，本着“巢居者知风、穴居者知雨、草木知节令”的思维，“我”虽懵懂，但可以从生态中提取生物本能，以发散和跳跃的思维，善于在生物圈中集思广益、博采众长，体现着一种借用和替代的大智慧。并且最接地气的农人，以他们直观的识见，基于节气梳理出大量的气象谚语，用以预测天气，预估丰歉，使得节气文化之遗存变得更加丰厚。

应当说，在二十四节气基础上提炼出的七十二候物语，依然“未完待续”。因为它原本记录和浓缩的是两千年前中原地区各个时令的物候特征，后世并未进行精细的“本地化”，并且随着气候变化，物候的年代差异也非常显著。

20世纪70年代，“立夏到小满，种啥都不晚”的地区，进入21世纪前10年，已是“谷雨到立夏，种啥都不怕”。从前“喝了白露水，蚊子闭了嘴”的谚语，现在的蚊子都不大遵守了。所以七十二候物语，无法作为各地、各年代皆适用的通例。

基于叶笃正院士提出的构想，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钱诚等学者进行了运算和分析。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节气“代言”的气候与物候都在悄然发生变化。所以，人们会感觉春天的节气在提前，秋天的节气在延后，夏季在扩张，冬季被压缩。每一个节气的气温都已“水涨船高”。

以平均气温–3.51℃作为“大寒天”的门槛，以23.59℃作为“大暑天”的门槛，1998—2007年与20世纪60年代进行对比：“大寒天”减少了56.8%，“大暑天”增加了81.4%，不到半个世纪，寒暑剧变。

如果以气温来审视节气，下方的曲线是1961—1970年的节气，上方的曲线是1998—2007年的节气，可见节气悄悄“长胖”了。减缓气候变暖的趋势，便是为节气“减肥”。

以平均气温来衡量，提前趋势最显著的三个节气是雨水、惊蛰、夏至，延后趋势最显著的三个节气是大雪、秋分、寒露。以增温幅度而论，春季第一，冬季第二。“又是一年春来早”，已然成为新常态。

不过，我们传承和弘扬二十四节气，不正需要不断地丰富它，不断地完善它吗？让后人看到，我们这个时代并不是仅仅抄录了古人关于二十四节气的词句。

气候变化中的二十四节气

注：表中的所谓“提前或延后”“增温”，均是1998—2007年与20世纪60年代之间的对比。

对于节气，我们下意识地怀有“先贤崇拜”的情结。北宋科学家沈括曾评议道：“先圣王所遗，固不当议，然事固有古人所未至而俟后世者。”总有古人未曾穷尽的思维和认知吧？“时已谓之春矣，而犹行肃杀之政。”不能是仅仅拘泥于古时的历法，季节已被称为春天，而人们依然生活在万物萧条的时令之中。

天气虽然常常以纷繁的表象示人，但人们智慧地透过无数杂乱的情节归结某种规律性，即“天行有常”。这个天行之常往往也是脆弱的，并非总是简单地如约再现。于是，人们一方面要不断地萃取对于规律性更丰富的认知，即读懂属于自己的气候；另一方面，还要揣摩无常天气体现出的气候变率。然后，以各种假说的方式提炼出导致灾异的原因并择取最适用的规避方式。

二十四节气以及由此衍生的各种智识和习俗（包括其中的正见与误读、大智慧与小妙用）乃是历史进程中天人和合理念的集大成者。渐渐地，它们化为与我们若即若离的潜意识，或许早已嵌入我们的基因之中，常在我们不自知的情况下，润泽着我们对于万千气象的体验。

我常常感慨古代的岁时典籍浩如烟海，在图书馆中常有时光苦短之感，难以饱读。所以，也只能不问“归期”，一本一本地啃，一点一点地悟。如胡适先生所言：“进一寸有进一寸的欢喜。”品读古人关于节气的文字，品味今人以节气为时序的生活，对于我来说，就是诗和远方。

2016年岁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