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前言 如果决策者是女性，会怎样？(1)

近些年来，让女性发起战斗的呼声从四面八方传来。这些号召鼓励女性向前一步，积极表达自己的诉求；要明白自身价值，尽力表现自己；要表现得强硬一些，缩小信心的鸿沟。这些振奋人心的话激励女性积极参与决策，承诺赋予渴望权力的女性权力。同时，也向女性传达这样的信息：只要她们努力工作、目标高远，就会获得巨大成功——这也意味着她们可以做出更多重要的决策。

可是，没有人提到，当女性做重要决策时，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形。在做高风险的困难决定时，女性的感受与男性有什么区别吗？受这个问题的启发，我开始了相关研究，最终写成了这本书。我发现，男性在面临困难抉择时，只需要思考如何做判断，而女性在面临困难抉择时，不仅要思考如何做判断，还要考虑如何应对他人对自己的判断。

那么，一个聪慧、自尊心强、通常还很忙碌的女性，该如何做决策呢？

她需要知道女性的决策方式，以及如何在制定自己的行动方针时将决策过程中的现实问题考虑进去。告诉你一个秘密：女性处理决策的方式实际上比她们自己认为的更具优势。女性与男性处理决策的方式不同，但并不是人们所认为的那些不同。本书的主题既不是“生物性即命运”，也不是男性与女性的大脑差异。多年来，社会一直低估女性的决策力，我们所见到的许多性别差异都源于这种对女性判断力惯常的质疑。

很多时候我们并没有意识到，相较于男性，我们会更加严密地审视女性所做出的决定。这也许不易察觉，因为几乎不存在除了性别以外其他因素完全一样的情况。但是，偶尔也会碰到其他因素极其相似，从而偏见得以凸显的情况。以2013年2月玛丽莎·梅耶（Marissa Mayer）因为取消雅虎公司在家办公的政策而登上头条这一事件为例。当时，雅虎宣布公司员工不能再完全在家办公，媒体因此抨击梅耶。有评论员批评这种政策转变，认为这对女性不利，而且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人，都对梅耶这项富有争议的决策感到诧异。然而，当零售公司百思买（Best Buy）的CEO休伯特·乔利（Hubert Joly）一周后做出同样的决定时，有多少人听说过这件事呢？(1)当他终止百思买优越的家庭办公政策时，商业记者们尽职尽责地报道了这则消息，但乔利并没有像梅耶那样引起民愤。因为这个决策，乔利的名字只是在2013年的头条短暂出现过，但是直到2015年，记者还在讨论梅耶的决策，分析她的做法是否正确。(2)因此，对于同样根据判断所做出的决定，男性CEO所引起的关注只持续了几个月，而女性CEO却遭到了数年的审视和指责。

起初，我们会试图为自己做出不同反应而辩解：受到雅虎决策影响的员工肯定更多。因为雅虎是一家软件公司，在家办公的程序员可以穿着睡衣，不管白天还是黑夜，在任何时间都能工作；而百思买有实体店铺，我们推断其员工必须准时上班、穿着得体，在家办公的职员肯定很少。但有报道文章显示，梅耶的决策只影响到200名雇员，而乔利却让公司近4000名在家办公职员的生活发生了改变。(3)也就是说，百思买的决定影响到的员工数量是雅虎的20倍。

如果受波及员工的数目不是梅耶引起轩然大波而乔利却自鸣得意的原因，那到底该如何解释这种现象？难道是因为梅耶新近掌舵雅虎，而乔利是百思买的老舵手？也并非如此，两位CEO都任职大约半年，这就让情况显得更加令人不安了。(4)人们对梅耶的决策一直耿耿于怀，而对乔利的决策却忽略不计，也可能是因为许多人陷入了一种不自觉的思维模式：对于女性做出的决定，我们毫不迟疑地进行质疑；对于男性做出的决定，我们却都倾向于接受。对我们来说，男性和女性做相同的事情，我们会用不同的方式来看待。

这种倾向会造成很现实的后果。想想这种常见的情形，企业乐于提拔男雇员，却在提拔女雇员时顾虑重重。为什么会这样？很多书都解答了这个问题，但我的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说法，揭示了被许多人所忽视的东西。对于男性所做的决定，就算它令人费解、不讨人喜欢，我们也会迅速接受，并且认为必须如此。而当女性宣布同样的决定时，我们却会花双倍的力气进行审视。这也许并不是有意为之，但我们确实会怀疑她所做的决定是否正确。

决策包含着性别因素，尽管这可能有些难以置信。对于同样的决策，有人会对男性会心地点点头，对女性却皱起眉头怀疑。我们都会认为自己对待他人很公平而且充满善意，我从未见哪个人说：“我喜欢以不同的方式对待不同的人。”如果我们想弄清楚性别影响决策过程的方式，以及我们面对男性决策和女性决策时细微但明显的反应，那么我们需要提出一些严肃的问题。男性和女性的判断力存在真正的差异吗？我们是否夸大了这种差异？流行的观点所揭示的男女决策方式的差异，哪些是真实的，哪些其实是编造出来的？假如男女使用不同方式做出相同的决定，那女性的决策方式会不会是一种财富，而非负担？

最重要的是，如果发现自己对待男性做出的决策和女性做出的决策的确有所不同，那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我们如何才能及时意识到自己这种不公平的倾向？一方面，我们需要训练自己，学会察觉我们对待决策时的隐性偏向。不管是男是女，在做决定时都必须审时度势、制定策略，因为这不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毫无疑问，无论你是男性还是女性，阅读此书能够帮助你提高决策能力。但是，如果我们想看到更多的女性参与重要决策，我们应当改变自身所处文化对女性判断力的思考方式。我们需要做一些结构性的改变，这些改变不仅会改善女性的生活，还会改善我们所做出的决定。我希望这本书能带来一点启发：让更多女性参与关键决策不仅对女性自身有益，还能改善决策，这对众人皆有益。

【在做重要决定时，我们要问谁？】

1968年1月，西雅图一个寒冷的冬日，虽然没下雪，但人们都裹得严严实实。23岁的芭芭拉·温斯洛（Barbara Winslow）在华盛顿大学读历史学专业，和丈夫结婚不到一年。就在几天前，芭芭拉被检查出胸部有一个肿块，她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医生向她解释，可以在麻醉后从乳房内取出一个切片进行活组织检查，如果检查结果呈阳性，说明是恶性肿瘤，那就直接在之前麻醉的基础上立即进行根治性乳房切除手术。这个手术的名字取得很合适，因为这意味着将会一下子切除整个乳房、乳房下面的胸肌以及位于女性腋窝的淋巴结。显然，这是一种高效而野蛮的治疗方式。(5)在芭芭拉进入麻醉状态、即将失去意识时，她想自己是否患上了癌症，醒来时等着自己的要么是好消息，要么就是原来乳房所在的位置满是缝线。

解释完手术步骤后，医生说会立即安排活组织检查，但是芭芭拉不愿意。她可以回家想想吗？为什么一定要立即做决定？对此，医生解释说，如果他给芭芭拉大量时间考虑这件事，她很可能因为太害怕，决定不冒这个风险。

芭芭拉认为确实不应该质疑医生的权威，所以她回答道：“好吧，这也有道理。”医生便把手术同意书递给了芭芭拉的丈夫。“等等，”芭芭拉说，“为什么是我的丈夫签字？”医生给出的回答将会让她永生难忘：“因为女性对她们乳房的依恋既情绪化又毫不理性。”(6)

这句话令人气愤吧？真是有些莫名其妙。做决定的人是谁？难道不是芭芭拉吗？可是这位医生并未真正问过她想怎么办。事实上，医生想表达的是，她容易情绪化、不理智，不能做这个决定。给人一种可自行选择的假象，有什么意义吗？如果芭芭拉当时说，“我不想化验”，那医生还会把手术同意书递给她丈夫吗？

2015年，芭芭拉告诉我：“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希望自己当场就质疑了那位医生，我希望自己砸了他的办公室。我应该问问他，‘我倒想知道，男性对身体的哪个部位依恋到丧失理性？’”芭芭拉有很多生气的理由，比如那位医生不相信女性能在压力处境中做出恰当的判断。然而，芭芭拉当时甚至都没有怀疑过他的武断结论。她说：“那时我不会这样思考，大家都不会往这方面想，那时的女性就是这样生活的。”

这可能只是一个女人的一段可怕遭遇，但是作为一个决策研究者，我从这个故事中看到了更加令人忧虑的东西。我们可能会觉得，这类事情也就是发生在过去而已，这种情境中的各方面因素已经得到了改善，在当今的美国，已经没有医生会让一位女性的丈夫来替她做决定。但是这种处境到底改善了多少呢？人们很愿意自信满满地说，这种歧视已经不复存在了。但是类似这样对女性决策者的歧视，有多少已经完全消失，又有多少只是隐藏起来但仍然影响人们对领导者的选择？不管是在医生的诊室里，还是在商务会议中，女性在做高风险决策时，是否被平等对待？抑或，是否仍有这样一种念头难以打消，即男性不受恼人的情绪束缚，因而具有更高的决策能力？

差不多半个世纪过去了，癌症治疗过程不再像过去那么野蛮：女性自己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在医生和病人讨论过活组织检查结果之后，才会安排进行手术；根治性乳房切除手术也基本上是过去的事了。如今人们听到芭芭拉的这个故事，都会觉得很震惊。但是我们仍旧得问问自己：情况真的完全不同了吗？

理查德·霍夫曼（Richard Hoffman）是衣阿华大学的一名医学教授，他发现直到今天，仍有必要想一想医生和患者之间是怎样对话的。对于在决策过程中的角色，医生向男性患者和女性患者分别传达的是什么？谁会被问到“你想怎么做”，谁不会被问到？是不是有些患者被当成搭档，而有些则被当成从属？

2011年，霍夫曼教授和他的团队分析了美国不同地方1100名成年人的调查数据，他们让患者报告近期与医生进行的关于癌症筛检的对话。霍夫曼主要关注的是50岁以上的成年人，因为医生一般建议超过50岁的人接受某些类型的癌症常规检查。如果医生认为男性和女性具备同等的决策能力，那么所进行的决策对话应该是相同的。然而并非如此。根据报告，在讨论男性前列腺检查时，有70%的男性被问过，“你想做这个检查吗？”而讨论女性的乳房检查时，同样的问题只有43%的女性听过。(7)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当面临性器官癌症筛检的选择时，为什么男性比女性有更多选择权？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前列腺癌症筛检的有效性，一直存在争议。前列腺癌的前期筛检一般都要验血，大约有3/4的男性检查结果呈阳性，但并未患上前列腺癌，也就是说，误判比例很高。前列腺癌血检问题重重，因此美国预防服务工作组将这项检查评为D级，表明它的害处大于益处。而乳腺癌筛检，虽然也说不上完美，但至少被评为B级。(8)前列腺癌筛检会造成大量不必要的担忧，更不用说多余的诊疗及检查带来的风险。也许正因为如此，医生给男性更多选择权，让他们自行决定是否要经历这些可能具有误导性且令人不安的筛检过程。(9)

好吧。那么对于同一个器官的检查，情况又如何呢？霍夫曼后来考察了一个两性兼具的器官的筛检。他专门选了一个被美国预防服务工作组评为A级的检查，它能可靠地检测出男性和女性是否患有癌症。这个检查就是可怕的结肠镜检查。(10)在美国，结肠癌在最常见的致死癌症中排名第三，男性和女性都有很高的患病风险。(11)当医生和患者讨论是否要进行结肠镜检查时，是只需要说“你得做这项检查”，还是告诉他们有什么选择，然后问“你想做这项检查吗？”。霍夫曼教授得到的结果发人深省。医生问了71%的男性是否要做结肠镜检查，却只问了57%的女性同样的问题。这两个数字差别不是很大，没错，但是为什么不是一样的呢？为什么更多男性得到了选择的权利？这些男性和女性的年龄是在同一个区间内的，他们中大多数人的年龄在50～70岁之间，因为医生一般会建议从50岁开始做第一次结肠镜检查。美国男性患结肠癌的风险比女性稍高，21名男性中有1人会在人生的某个时期患上这种疾病，而女性的患病比例是1/22。(12)不过，这是否就意味着更多男性有自己选择的权利，医生应该更多地询问男性，而不是直接告诉他们去做这项检查？相比之下，女性患结肠癌的风险更低。这就说明，如果有一个性别可以选择不做这项检查，那就是女性。那么，女医生更可能会询问女患者她们想怎么做（而不是直接告诉她们做什么）吗？我们不得而知。这组数据并不包含医生性别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