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实字当头，以干为先——实干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实践品质(3)

与党所承担的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梦的历史任务相比，现在改革的实干家不是足够多，而是相当短缺，党组织建设状况和党员干部素质、能力、作风都还有不小差距。特别是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面临着“四大考验”“四种危险”，造就一大批实干家的任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更为紧迫。

海阔潮涌催人进。要营造鼓励人们干实事、支持人们干成实事的社会氛围，放手激发党内充满活力的干实事的要素竞相迸发，让领导干部的实干精神充分释放。在8000多万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必须造就一批历经风浪而充满智慧、情系百姓忧乐而具有深厚民意基础、熟悉国际惯例而见多识广、勇立时代潮头而意志坚定、夙夜在公而廉洁不腐、扎根国情沃土而通晓社会发展规律、埋头实干而有远大理想的实干家，这是党的极其宝贵的财富。只有吸纳并培育一大批朝气蓬勃富有生命力战斗力的实干家，共产党才能保持勃勃生机，党的事业才能兴旺发达。

心齐风正好扬帆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有效地遏制了大话、空话、套话连篇、拼四六句的文风，纠正了层层批转、坐而论道、不干实事的“甩手掌柜”或“二传手”的恶习，治理了以会议贯彻会议、文件落实文件、报喜不报忧、讲成绩夸夸其谈而讲问题一带而过的会风，整顿了喜欢当瓦匠“和稀泥”、喜欢当木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不当铁匠“硬碰硬”的好人主义，克服了“上班一杯茶，一支烟，一个电话聊半天”的懒散陋习，批评了不下基层调研、上情不明下情不清、“拍脑袋”决策，“拍胸脯”保证、出了事“拍屁股”走人的“三拍干部”。心齐风正好扬帆。党风廉政建设取得的成就，为改革的实干家脱颖而出创造了良好条件。

实干家要体现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实干家的“实”是实事求是的“实”，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实”，而且又与解放思想相联系。党的事业生机勃勃，不仅在于有严明的铁的纪律，政令畅通，意志和行动统一，保持党的领导集体的权威性，还在于党的各级组织能够雷厉风行地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与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执行党的决议。

实干家要树立远大理想和崇高信念。没有远大理想和崇高信念，只顾低头拉车而不抬头看路，不是优秀的实干家。实干家不尚空谈和坐而论道，但并非没有“道”。他们的“道”在于既可以仰望星空，又崇尚脚踏实地；既可以行千里路，又崇尚始于足下。他们熟知世情国情党情，坚持党的基本纲领基本理论与优良作风，将践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和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统一起来，虔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在胜利和顺境时不骄傲不急躁，在困难和逆境时不消沉不动摇，经受住各种风险和困难考验，自觉抵御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

实干家要具有公仆意识。一些干部只了解“书房”里和“上边”的情况，知识面有局限性；还有一些干部坐机关的时间长了，往往照抄照搬，官话、套话较多。这些干部，与成为实干家的要求相距甚远。他们来到干部队伍里，不是做事，而是做官。但共产党的干部不是官，而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马克思、恩格斯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提出“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思想，强调公社“是实干的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领导干部只有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接地气、通下情，打掉官气，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解群众之所忧，才能称得上是实干家。希腊神话中的大力神安泰只有立足于大地才能够吸取无穷力量，领导干部只有密切联系群众，破除官僚习气，才能树立为民务实清廉的实干家形象。

做一个实干家难在哪里[11]

经济新常态下，对实干家的能力要求提高了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低，各种要素（如劳动力、原材料、土地、水、电等）价格低廉，具有明显的短缺经济特征。一个地方只要增加要素投入，基本上就可以使经济获得快速的发展。从外部环境来看，当时世界范围的产业结构适逢进入大调整的周期，国际资本急需寻找要素价格低的市场以消化过剩的产能，中国正是一个绝好的去处。因此，那时候一个官员只要善于捕捉发展的机会，敢为人先，敢于眼睛向外，创造好的政策环境就可以产生资源集聚效应，从而获得经济的快速发展，干出一番实事来。

进入21世纪后，这些条件不复存在。传统的粗放型经济下，简单资源要素投入的效率下降，效益减少。同时，经济增长还会受到环境承载能力的约束。经济增长与资源供给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显露出来，使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随着经济总量的膨胀，也使得继续保持原有的高增长速度成为不可能，经济增速由高速向中高速转变成为一个新常态。传统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也需要适时向消费拉动型增长方式转变，才能保证经济发展的韧性而持续下去。与此同时，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市场发育不良而要求政府代行市场职能的局面也不再，它要求政府退出市场，清楚划分政府与市场之间的职能边界，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在这些新常态下，对一个想干实事的官员的要求就不仅仅是胆量那么简单，而是要求他们要善于利用市场力量并致力于促进政府与市场、社会之间形成良性互动格局，善于捕捉新的发展机会和诱导新的需求，善于由过去的直接管理经济和社会生活向间接调控转变，善于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凡此种种，所需要的纵横捭阖能力和分寸拿捏把握对很多干部来说，都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干实事的难度也就更大。

人民群众的需求亦发生了变化，对领导干部干实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改革开放初期，人民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对一个地方的行政首长来说，能把经济搞上去和增加百姓的收入，就是一个值得肯定的实干家。而现在则不一样，除了要使经济继续增长外，还需要想方设法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的需要，善于化解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形成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局面。为此，要求领导干部既要善于深入群众，了解百姓的利益诉求，又要学会运用多元化的方法去满足群众的需要。这对于在传统管控型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官员来说，将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此外，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摸着石头过河”的试错式发展模式深入人心，人们对改革中可能出现的偏差和失误有较高的容忍度。而且，那个时候信息相对比较封闭，失误造成的负面影响可以得到较有效的控制。而现在则不同，中国的改革进程已经到了较高的阶段，如果再动辄以没有经验为失败和偏差找借口，可能不会获得社会的认同。而且在日益快速发展的信息社会中，政策失误所产生的负面效应难以得到有效的控制。所有这些都会对实干家形成巨大的责任压力，从而更易让人产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为官心态。

政府各种条条框框的约束较多，实干官员容易有“浑身的劲使不出来”的感觉

政府是一个科层组织，一个与生俱来的特征是强调对法律、制度和程序负责，而不是对结果负责。只要按规章制度办事，没有越权，结果会怎样都无所谓。而如果不按规章制度办事，出了问题就会被追究责任。逐渐地，就会形成“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官场气氛和文化。

由于政府各种条条框框的约束太多，对想干一番实事的人来说，他们会觉得有浑身的劲使不出来，“英雄无用武之地”。因为要干一番实事，可能就要冒违反规则和程序的风险。到头来，可能非但事情做不成，还会惹来一身的麻烦。当大家都沉湎于“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潜规则之中，而你却想大干一番事业时，会对他人造成压力，引来嫉妒和非议，甚至还找理由阻止你，严重者还会陷害你，尤其是当你做的事情触动到他们既得利益的时候。

形式主义盛行，为善做表面文章的官员提供了机会

在中国，一些官员习惯于做表面文章和“政绩工程”。受上下之间信息沟通渠道不畅、纵向管理链条长、地域广阔使不同地方的情况千差万别等因素的制约，上级领导不可能全面了解下级的情况，再加上政绩考核的偏差，就为形式主义和弄虚作假提供了土壤。

现实生活中有不少这样的例子。例如，一个地方有很多基本的民生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但城市硬件设施建设却搞得风风火火，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宽敞的广场一望无际、到处绿草如茵，一派繁荣的景象。凡此种种，不一定是人民群众所希望的实事和政绩，热衷于此的官员也并非是真正的实干家，然而却易给上级领导留下“善治”的印象而得到赏识。而那些老实巴交和脚踏实地的领导干部，尽管他们善于深入百姓之中，为民排忧解难，实实在在办一些民生大事，但效果不一定能立竿见影，影响也不一定轰轰烈烈，因而难以进入上级领导的眼帘。

在任期制度下，官员往往会作出急功近利的选择

根据法律的规定，行政首长一般都有任期限制，即一任五年。一般来言，他们大都会想方设法在任期届满前做出一番实事，以便获得连任或晋升。但是，我们知道，对一个地方的治理切忌急功近利，否则会导致决策的失误和资源的浪费。一个有作为的官员，一定要潜下心来认真深入群众，真正了解一地的资源禀赋和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然后才能拿出符合实际的发展构想，进而争取外在的资源和挖掘自身的潜力。所有这些，都不是一蹴而就之役，需要埋头苦干的精神，需要时间的磨炼。但在任期制度下，谁能够耐得住性子呢？如果遵循政策运行的规律，采取一步一个脚印的路径，就很有可能导致劳苦是自己的，功劳却是别人的局面。因此，出于成本收益的考虑，官员们往往会作出急功近利的选择，从而加剧了形式主义之风，使脚踏实地干实事者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