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没有安全感的企业家阶层
中国的消费升级、物质的升级很重要，如果没有物质，人的精神的很不可靠的，至少你活不久，活得很苦、很抱怨、很愤怒。
在物质的相对满足后，如果你永远沉浸在一个物质层面的话，那这个人的生活会越来越动物性，只有升华到一个精神层面以后，才叫做人、一个会思想的芦苇。你会打开一个更抽象的精神层面的世界。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课是我最近几年一直在研究的一个话题，叫做“企业家与中国社会”，这本书估计会在两年后出版。今天谈到的一些话是我的一些心里话，也是我对我们这个阶层在中国现状的一些思考和分析。
1978年中国搞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没有一个私营企业家，那时我们还是一个百分之一百的国有企业国家。自从社会主义思想进入到人类的意识形态以后，到了1910年列宁建立了苏维埃国家以后，在很长的时间里面，只要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就不允许有私营资本的出现。邓小平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是他把“市场经济”引入中国。
1978年以来的早年个体工商户，后来叫乡镇企业主，再后来叫私营经济。如果你问我：1978年到今天中国社会变化最大的东西是什么？我认为出现了一个新的阶层叫“企业家”。根据国家工商总局的统计数据，到2016年底，中国有1564家民营企业，有3600—4600百万个体工商户，加在一起一共6000万，6000万是什么概念呢？
打个比方，大韩民国有5000万人，法国有6300万人，也就是说你跑到韩国和法国去，你看到的每一个人，他都是一家企业。所以中国的民营企业是非常庞大的阶层，这6000万人的出现，贡献了中国制造业70%的工业产值，贡献了中国55%的税收，贡献了中国95%的就业机会，所以这是1978年以来中国最重要的公共事件。
我们在崛起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会变成一个全新的问题。
热播的《人民的名义》里描写的企业家，最主要的有两个人：一个叫做蔡成功，是大风集团做服装的；还有一个是山水集团的，叫做高小琴。剧里所有的形象都非常的单薄。
余华12年前写过一本书叫《兄弟》。这是他的唯一一部写得很烂的长篇小说。其中分上下部里面写了两个企业家，一个叫李光头，一个叫宋刚，上部讲得是49年建国以后，这些地主被推翻，他们是怎么在这个的过程中体现人性的光芒，不屈不挠的故事。下部讲的是这些人在改革开放以后是怎么发财的。下部的写作非常脸谱化。我跟余华说你不了解中国的商业社会在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你写得不真实。他跟我说他见过的所有企业家里基本都是炒股票的，所以下卷里面的那些企业家的获得财富的过程基本上也都是教科书式的写作。12年后的今天，我们看到的一部热剧里面所描写的企业家的形象和12年前余华老师的形象是一样的，这让我很震惊。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在这些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的笔下和他们的意识形态中，中国的企业家阶层仍然是像高小琴这样的。
这是一个特别不公平、特别具有讽刺意义的一件事情。1930年代的时候有一个人描写过中国当时崛起的企业家阶层，那个人叫做茅盾，写得不错，《子夜》里面有很多的人物，其中有个1928年入党的老党员，是中国当时的左翼作家，但是通过文字仍然可以看出他们的勇敢、狡诈，看到他们人性的纠结。当年三十年代的上海企业家，他们所体现的这种丰富性，对比《人民的名义》的话，这些官员都是多棱角的，都是有血有肉的。80年过去了，中国的虚拟文学领域中对企业家对企业经营者对商业的认知，不但没有进步，还在大踏步的后退。大家上一次听过我讲《历代经济变革得失》，在方法论中讲到过文学，这是我对中国现在社会各阶层分析的一个基本框架图。我们企业家在有产阶级的区块，如果回到这里你会发觉，即便到今天，中国的有产阶层和无产阶层之间的隔膜仍然非常巨大。中国的企业家阶层和政府以及社会精英分子之间的不理解仍然非常严重，如果这个情况长期发展下去的话，会变成什么情况呢？
为什么企业家阶层很多人没有安全感，要通过移民、财富转移来获得安全感？把财富转出去，你的几千万、几个亿的人民币能在美国赚到更多的钱，但是未来十年，人民币的红利仍然在哪里？在中国。
为什么有那么大的不安全感？从《人民的名义》里面看得出来，我们在意识形态层面上没有解决一个问题。所以，在今天中国的社会和中国的企业家之间仍然存在着很多模糊的不确定的令人担忧的现象，这也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敞开心扉讲这个课的前提。我们要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到今天严重到了这么一个地步。但是这个情况是一个永远无解的难题，是一个没办法解决的一个民族性问题、制度性问题，还是说他有可能在未来可以被化解掉，这是我们今天讲这个课的一个宗旨。
2.长期被边缘化的企业家阶层
我们回到历史上来谈一些简单的事情。
2600多年前，管仲第一次提出来了士、农、工、商四民分业。“士”现在叫做知识分子，或者叫官员。“工”当年叫军事，你看这个字就是一个人站在那里横一横距的一个格，就是兵器。管仲讲士、农、工、商四民分业的时候，这四种人是没有优劣的。他不是按重要性来排列的，这是并列的。管仲本人就是商人，是卖皮毛出身的。他把齐国（现在的山东淄博那一带）变成了春秋五霸之首，靠的就是商业。管仲请大家到齐国来做生意，如果你赶着一匹马车赶过来的话，你过我的关的时候是不用交税的；如果你赶了两匹马车过来的话，你到齐国可以免费住叫“盘古七星”的旅店，马也可以免费吃马草。管仲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把整个大中原地区的韩国、赵国、晋国的人引来做生意。
所以商人的地位是挺高的，有一个词叫做分庭抗礼。分庭抗礼什么意思呢，就站在一个庭院里，两个人面对面的站着，我们俩身份是平等的。这个词的发明人叫子贡，孔子72门徒中最有钱的就是他，因为他是做生意的，孔子周游列国就是靠他。有一个很穷的知识分子，叫做颜回，31岁头发就白了，36岁就挂掉了。子贡活了70多岁，他是个大商人，他带着孔子到各国去，到了各国建君王的时候，在一个庭院里可以跟君王分庭抗礼。
到秦朝时有个叫吕不韦的，大商人。我们如果去研究先秦经济史的话，会发现有很多首相、留下名字都是大商人。汉以后商人开始被边缘化了，因为国家开始通过国有产业的方式来管制经济，特别是汉武帝变革以后。当国家开始管制一些重要的产业，比如说铁，就会屏蔽在这些产业中的民营企业家，在产业制度的层面上就会边缘这些有钱人。
同时，有钱人很危险，为什么？因为有钱人是分布在全中国各地的。当你有钱以后你会干嘛呢？你会勾结当地的官员，你拥有很多危险的东西。你有很多雇农，每一个人把铁锹，有一天你跟这个雇农说这样，你耕地有一头牛，有一天你在牛后面放一个车子，一个人站在上面拿了一根矛就是战士。如果你旗下有一千一万个雇农，有一天你跟他们说你把你们家的牛全部加一个马车，然后把你的所有的铁板铁锄部队，当这支部队和地方的一个新行政长官勾结起来的时候，他就有可能颠覆你的政权。文人很好办，通过科举考试的方式就能拉到政府官员，所以到了唐朝的时候，唐太宗在全国正式的普及了科举。有一天晚上，和魏征两个人站在在孔庙外面，第二天要科举考试了，全中国的知识分子就跟鱼一样的轰到那个里面来，太宗和魏征站在那个城墙上就非常高兴，太宗讲了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叫“天下英雄，尽入谷里”。谷就是拉弓搭箭的时候一箭的射程范围，意思是所有人我都可以射死你们。他们非常高兴，因为科举制度把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网打尽”了。
唐诗中有言“设此官员，以待贤士。工商杂色之流，假令术逾侪类，止可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在座的做工商业者的各位，即便你们的才华比那些考科举的知识分子还要厉害的，才华更高，能力更强，那又能怎么样呢？当一个人被定为太子以后，变成储君以后，他的老师教导太子太傅都会拿出史书来给他讲一段这样的话。
所以，这也就是长时间中国的企业家被长期边缘化的原因，是政权为了统治的稳定性角度考虑对民营经济民营企业家的刻意的边缘。古代中国是全球发展最快的一个经济体，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在全世界第一个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我们为什么经历了长达500年的长期停滞？很大的原因就是在农耕文明时期，商人阶层长期是被边缘化的。
3.精英阶层的觉醒
中国从1860年代末开始搞一场革命，叫做现代化运动。曾国藩在1867年打下了南京，灭掉了太平天国。几乎同时，亚洲的另外一个国家日本，开始搞现代化运动。日本有一个人叫西乡隆盛，开始搞明治维新，推翻了幕府政权，也就是说，中国和日本几乎同时开始进入到现代化。所谓的现代化是一个西方名词，它从教育开始，到政治制度、文化、经济制度、技术，是从西方到东方整体过程。中国是个老大帝国，在进入现代化运动的时候前进三步后退两步，因为当时统治中国的是个老太太，叫慈禧太后。但日本明治天皇很年轻，二三十岁，提倡“脱亚入欧”。
有一天邓康延来看我，告诉我最近干了一件事——他搜集了1880年代以后亚洲的中小学课本。今年下半年可能会在吴晓波频道里跟他一起推一个产品，就是中华民国的美学教育，就是当年叶圣陶、丰子恺为民国人做的那些美学教育的课本。
我问他：“你这个工作已经做了快十年了，你在做这些小学课本的时候有什么感慨？”他说：“我拿到了1880年代左右的日本人的小学课本，再对比看1880年代中国人的小学课本就很感慨。1896年发生的甲午战争，不用看别的，从小学课本就看的出来谁会赢、谁会输。中国的小孩子还得读什么四书五经，日本的小孩已经是彩色的，印刷的非常好的彩色的课本，里面开始讲植物，讲机器。从小学开始大家的知识就不一样，很可能二三十年前的日本小孩读的课本跟中国课本是一样的，但是到1870年1880年的时候日本人开始读植物、动物、机器。而这帮孩子长到二三十岁的时候要打仗。”中国开始搞洋务运动，日本开始搞明治维新，都发生在1860年代后。1890年代的时候，两个国家开始打仗，日本人赢。1896年中国签了史上最为耻辱的一个条约，输给了日本人。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醒过来了，中国的整个精英阶层醒过来了，虽然输给了日本人，但是在思想上有了变化，那就是一定要变革。在1890年代后期，中国的一批精英分子集体下海，当年最有名的是张謇。我去年去南通参加张謇的学术研讨会，去年我见他的时候他87岁。他为什么最有名呢？因为他是状元，中国从唐太宗开始考状元以后，中国历史上所有创业的只有660多个。他是唯一一个搞企业的，他在日记中说为什么要做企业？因为这个国家已经没有办法了，如果不搞商业的话是更得不行。所以当年张謇下海是轰动整个中国士林阶层的事情，状元去做企业，那时候可是末流的东西。
他曾经做到过民国最大的企业。辛亥革命发生以后，中国形成了南北格局，北面有袁世凯北洋政权，孙中山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但是孙中山在当了大总统不到一年时间，就宣布退位，把中华民国大总统的位置让给了袁世凯。为什么？是因为在整个华东地区，张謇这一波企业家知识分子支持袁世凯。张謇当年下海影响了中国整个知识分子阶层，他下海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进入到了一个精英分子领导的过程。所以1896年以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大幅度的加快，就是依靠的这些精英分子。
这一部分人在1896年到民国建国之前崛起，使中国的现代化进度不断的加快，所以帝制的灭亡实际上是因为高度政权和蓬勃发展的民营企业之间的妥协导致的必然结果。
4.“六神无主”的民国11年
经济的发展一定会使企业家阶层产生政治要求，当要求没有办法被满足的时候，这个国家就跟火药桶一样，如果这个国家发生的一些自然灾害的话，那么一些革命党人的力量就会崛起，革命党人和资本家一勾结、结合，那么证券就动荡。在生活中我们常常有讲怀念民国，那么我会问：你怀念哪一段民国呢？
中华民国一共有38年历史，时间跨度为1911年到1949年。如果你从经济史角度来看的话，最混乱的、思想最蓬勃的、最多元化的民国是发生在袁世凯去世的1916年到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的1927年之间的11年，这11年中国可以说是四个字——“六神无主”。各管各的，地方自治，但是这一段时间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思想大解放的第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叫做先秦，第二个阶段是魏晋南北朝。这三个阶段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六神无主”。先秦的时候纲常败坏，魏晋南北朝得时候有几十个国家，而这一段时间的中国，有北洋政府也有中华民国，收税都做不了多少，但在这一段时间出现了一批中国非常优秀的企业家。
民国有两个人，一个叫陈光甫，一个叫张公权，这两个人当年在上海华东地区是银行界的领袖。今天你到台湾还能够看到家银行，叫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这是陈光甫创办的。而张謇张公权创办的是当年中国最大的造币行叫中国银行。中国银行的总经理，他们都在英法德国留洋回来的，当年都是二十几岁到三十几岁的人，当年在上海地区集合了这样的银行家大概有40多个人，成立了一个公会，叫做上海银行公会，还发行自己的刊物，叫上海银行公报。
这一部分人在上海的时候，上海是自治。所有的军阀不能在大上海地区驻军，所以兵工厂全部要搬出。市长和市政府的领导人是通过商会选举来产生的，上海银行公会的30多个三四十岁的年轻人手上掌握了中国85%的银行资产。在北京，中央政府说要马上要开今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了，也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跟我们现在一样，然后发个电报到上海，陈光甫给他们说没空，换个时间开。
过两天的中央政府说要发国债，发债电报传到上海。陈光甫跟他们说你发债可以，你要担保，中央政府就很生气。因为那时候的中央政府没有信用。因为中央政府没有信用，导致中国的海关在1935年之前，有半个世纪左右的时间，中国海关关长、现在海关总署署长，都是老外担任的。早年是由英国人，当时叫赫德，他走了以后是一个英国人，后来是个美国人来管。当时中国的清政府的时候签了很多条约，欠老外很多的债，就通过海关的关税来还债。这就是那段时间的中国，很屈辱。
那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让英国人和法国人签字，海关关税来担保，陈光甫才来买国债。中国那时候是四分五裂的状况，当企业家阶层成长起来以后，如果这个国家的没有一个完善具有契约精神的制度阶段的话，这个国家就会非常动荡。
所以中国未来的建设一定不是回到中华民国，一定不是回到当年的时代，而是我们需要建设一个新的社会制度。
1940年代以后中国非常著名的有一位企业家主编，叫做卢作孚。卢作孚早年是同盟会会员，是四川人，长得非常矮小，1米6都不到。他早年是一个革命家，他能够背诵孙中山所有的文字。后来他回忆说当他二十几岁的时候，他只想干一件事，就是把自己变成一个炸弹，把自己爆炸了。有一年到南通去看张謇，他见完张謇以后回来，回到四川，他就说我炸弹砸毁以后，其实会把整个房子炸掉了，所以他反思自己不应该成为一个炸弹，要成为一个微生物，然后通过微生物的方式来改变整个社会。他这一段话就是一个革命者向企业家转型的典型的心路历程。
那时候蒋介石干了一件惨绝人寰的事，叫“花园口大堤”。整个江淮平原变成一片沼泽地，那时候可能也死了几百万人了，使得整个轮船、整个坦克部队和骑兵部队没有办法往西打。当长江航运不能打整个中原地区、江淮平原的时候，要把中国的西部政权干掉，只有打一个地方了，叫腾冲。这个纪念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上唯一飘扬国旗的地方，别的地方都是违法的。为什么呢？因为国民党军队在那里。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是中国大量的沿江长江流域的物资需要往西，整个中国地区的兵工厂和制造工厂要往西运，然后就运到了一个地方叫做宜昌，大量的货运聚集在宜昌要下货，在往西域的时候，卢作孚整个团队帮助中华民国。西方有一个叫做敦刻尔克大撤退，中国有一个叫宜昌大撤退。
卢作孚当年已经逃到了香港，把整个团队带到了香港，周恩来写信给他说你还是回来吧，参加全国政协，他就回来了，因为他的某种思想中是带有共产主义的思想。
重庆边上有个地方叫北碚，北碚的一个山上，下面是嘉陵江，卢作孚的墓就在那里，是一个茅。我去看过，下面是他的叫卢作孚图书馆，我在那呆了一个晚上。当时中国有几个地方是模范，都是由企业家来做的。一个就是卢作孚的北碚，一个是张謇的南通，当时被认为是整个中国最感性的一个县城，鲁迅都去过，还有一个是福建的企业家陈嘉庚搞了个集美，这几个正当年是中国最现代化的一些小镇。
5.被“断绝”的民营企业家阶层
革命价值是没有边界的，企业家脑子里的东西叫量化。当量化这个事情出现以后，你会想清楚了，要风险控制。所以身体中的这种企业家血液，让你变成了一个保守的人，当你变得保守的时候，你就会成为一个有边界的人，你就不会乱想，就会变得很务实。所以当这些人说我没有办法来改变全中国的时候，我只能改变一件事，那就是改变我的家乡。
今天中国还是出现了很多这样的企业家，我们也许没有能力改变我们的国家，但是我们善待自己的员工，善待我的社区，保证工厂不要破坏家乡的土地。我们希望自己能够让我们亲爱的人们、亲人、朋友、乡人们能够过上一点稍稍好一点的日子。当你死的时候，至少这个地方方圆几公里的人在几十年来会念叨你：我们当年出过一个大善人。
我们原来吃的盐叫土盐，晶体岩在亚洲地区是被日本人控制的。天津在塘沽有全中国最大的盐场，张元济当年是和张謇在一个办公室工作的，他们办公室有三个人，一个叫张元济，一个叫张謇，还有个叫蔡元培。甲午战争爆发以后，张謇说，我去办企业去了，就走了。蔡元培说你去办企业，我去搞教育，可是又没有课本，张元济那我去做课本。后来民国的很多课本都是他做的，后来他去了商务印书馆。我写经济史的时候发觉有一个人，见过光绪、宣统、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邓小平，不容易。我印象中亲眼见过从光绪到邓小平的这个人，就张元济，他活了九十几岁。
当时上海市一年的课本印刷量相当于美利坚共和国全国印刷量的总和，商务印书馆占到了上海市印刷的70%。他当年应该是多么有钱的人，费正清写过剑桥中国史，费正清在他的书里说这一批人都是民族爱国主义者，中国的企业家知识分子下海都是他们，不是为了赚钱，是为了救亡。
有钱，翻译成稍微文明一点的话，叫做富强，让国家富强起来。中国的经济总量是在2010年超过日本，我们的汽车产销量是在2009年超过了美国，意味着中国在工业革命领域到了第一名。
我最近在写一本书，就是2008年到2017年中国这十年的经济，我最近刚刚写到2010年。然后我就去找了2010年当时日本的媒体报道，看得我心里好开心的，一片哀鸿，日本人说没想到那么快就被中国赶超。在2005年的时候，中国的经济总量只有日本的一半，五年以后，我们就超过他，所以说一个时代就结束了。
新闻报道的是八个字，叫“中国崛起，日本衰落”。“富强”是我们很长时间的一个主题词，所以这是整个现代化过程。长期被边缘化的中国商业社会慢慢变成了一个主流进步力量，它变成主流进步，这样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精英分子开始投入到商业世界里面。
一直到今天，我们到了78年以后又重新走了一个轮回。1978年改革开放的时候，最早一批有钱人叫暴发户，后面有个名字叫个体户。什么叫个体户呢？个体户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座所有的人，我们都是集体里的人，所以我们是社会主义接班人，我们是国家的。有一些坏分子从这里游离出去，他们不跟我们在一起，他们去赚钱去了，他们就是个体，也就是说爆发户或个体户的称呼，在身份上是一种蔑视。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份开三中全会，11月底的时候邓小平去了一趟日本，到了日本以后，他坐新干线，邓小平很感慨地讲了一句话，说终于知道什么叫做现代化的速度了，然后去看松下的生产线，看东芝的生产线，恳请松下幸之助到中国来办企业，那一次给邓小平极大的一个刺激。
日本看完以后，邓小平要回到中国，飞到一半的时候，他跟机长说咱不回国，我们去另外一个地方，飞机直接转去了新加坡看李光耀。邓小平的飞机转向也是个临时性事件，李光耀回忆录里面有这一段。邓小平恳请李光耀帮助中国来搞经济发展，所以早期的时候邓小平希望通过外资引进来发展中国经济。这件事情毛泽东也干过，1956年的时候引进苏联，苏联规划期间帮助我们建156工程，北京有三个，物流工程，这两个工厂就当年苏联帮我们建的。
1978年时候，邓小平也希望这么干。在私营企业里，首先日本人、新加坡人进来帮我们，欧美的企业家都不来。都不来怎么办呢？只能干建设靠我们自己吗？中国的企业都被连根拔了20年了怎么办呢？答案就是要重新推动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