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努力创造新颖的东西(1)
- 致所有疯狂的家伙:维珍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自传
- (英)理查德·布兰森
- 4759字
- 2017-09-14 11:34:33
1967年夏季学期结束时,乔尼·吉姆斯和我搬进了他父母住所的地下室,那个地方位于伦敦的康诺特广场,就在爱德华大街附近。我们设法说服凡妮萨·雷德格雷夫[1]
改变主意,为了让《学子》获得成功,不要光是给予它最好的祝福,而要接受我们的采访。这次采访是我们事业发展的转折点,因为我们可以用她的名字吸引其他撰稿人。我们的撰稿人名单逐渐增加,甚至包括了戴维·霍克尼[2]和让-保罗·萨特[3]这样的人物,如此一来,我就更容易说服一些潜在的广告客户,让他们相信在《学子》上打广告是物有所值的了。
整个夏天,乔尼和我都住在地下室里。房间阴暗、潮湿,家具很少。连我们睡的床垫也是放在地上的。这个地方很快变成了彻彻底底的垃圾堆,到处是废纸、脏兮兮的咖啡杯以及炸鱼薯条的包装纸。我们成天饥肠辘辘,有时会溜到楼上,突袭乔尼父母的冰箱。偶尔,妈妈会闯进门来,手里拎着个野餐篮。
“红十字会的救济食品到了!”她大声叫道,“你们俩上次洗衣服是什么时候?”
然后,我们就在地板上铺一张床罩,狼吞虎咽起来。
有一天,她拿出100英镑的现金给我们。妈妈在夏姆里格林附近的路上捡到一条项链,把它交给警察。过了三个月都无人认领。于是警察就让妈妈把项链拿走。她知道我们缺钱,所以来到伦敦,卖掉项链,把钱给我们。凭这100英镑,我们付清了电话费和邮寄费,得以维持好几个月。如果没有这笔钱,我们早破产了。
彼得·布莱克曾给披头士乐队的专辑《佩珀军士》设计封面,并因此而出名,他为我们的创刊号画了幅图,上面是一个学生。这期杂志的封面很朴素,白色的背景中只有两处红色。一处是杂志的名称“学子”,一处是那个学生打的领带。另外,彼得·布莱克还接受了我们的采访。他的开场白令人难忘:“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如果没穿衣服,那就是个精彩的话题,我对此特别感兴趣。她会教你怎样画画,当然还得加上透视法和解剖学。”
我正在飞快考虑当画家的好处,他又继续口若悬河地指出“学生权力”的危险性——这可是当时很有争议性的热点话题:
我认为学生已经拥有很大的权力,不应该得寸进尺,凌驾于教师之上。此刻我并不喜欢作为群体的学生。我认为他们对自己评价过高,成天夸夸其谈,动不动就抗议,有那么那么多的权利。我认为,有些人作为学生,会在各种活动中陷得太深。不管怎么说,学生没那么重要——他们学习的目的不就是为了长大成人吗?学生们不应该觉得自己就该到处控诉。
或许是因为我们太年轻,不像他们通常面对的职业记者那样盛气凌人,所以,有些撰稿人会向我们透露内情,发表一些令人捧腹的生动评论。杰拉尔德·斯卡夫描述自己的工作说:“我总是在画画——这是精力问题。我永远无法搁笔停下。它跟吃饭一样,都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一旦有了想法,就必须表达出来——简直就跟生病似的,这是一种生理功能。”我问达德利·摩尔怎么看待学生,他回答说:“你们这代人只有一个地方让我痛恨,那就是你们的年龄。”他曾经在牛津大学摩德琳学院工作,是一位研究管风琴的学者,可当我提到古典音乐时,他却说:“我宁愿整天在泥水里跟六个女人打滚儿,也不愿坐在钢琴旁。”
米克·贾格[4]和约翰·列侬[5]也同意接受我们的采访。在当时的学生心目中,他们俩都是半神半人的偶像。在贾格的访谈前,《学子》引用了一篇精彩的介绍:
最近,《旋律制造者》写道:“贾格神似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他那位可敬的兄长跟他说,必须要有痛苦存在,我们才会认识到美德的可贵。这时,卡拉马佐夫回答道:“如果为了让小孩子有更强烈的意识,因而必须让他吃尽苦头,那么他或许不会否认上帝的存在,但却只会毕恭毕敬地退还那张进入天堂的车票。米克·贾格之流的叛逆就跟这类似。”
我难以想象,当我们引用这段话时,心里究竟有何想法。我肯定没明白它的意思。
我来到贾格位于切尼步道的住所,局促不安地走了进去,玛丽安·费斯芙[6]将我领入起居室,然后便上楼消失了,令人可望而不可及。米克和我亲切地相视而笑,我们俩都失语了:
布兰森:你喜欢接受采访吗?
贾格:不喜欢。
布兰森:那为什么要《学子》采访你呢?
贾格:我不知道。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我不是经常接受采访。我的意思是,几乎不接受。
布兰森:你对政治不感兴趣?
贾格:确实。
布兰森:为什么?
贾格:我想了很久,然后断定自己没工夫搞政治和了解别的事情。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卷入政治,你就真的会胡搞一通。
布兰森:你认为人们会受到音乐影响吗?
贾格:是的。我认为很可能会,因为音乐属于这样的事物——它是重复性的,同样的东西翻来覆去地重复。结果它就钻进你的脑子,对你有影响了。
我们采访约翰·列侬的经历是另一种“经典”。乔尼和我一起去的,他试图引用文学典故:
乔尼:有位批评家曾写道,《生命中的一天》就像《荒原》的缩影。
列侬:什么的缩影?
乔尼:T.S.艾略特的诗歌,《荒原》。
列侬:没听说过。我对文化不熟,你知道的。
讽刺的是,对约翰的采访差点让《学子》完蛋。在我们跟约翰见面之后,我突然产生一个想法,打算问他和洋子[7]是否愿意为《学子》提供一张新唱片,我们将把它作为附赠品,跟杂志一起发行。
我联系了披头士乐队的新闻发言人德里克·泰勒。当时,披头士乐队刚建立“苹果艺术基金”,目标是资助那些正在奋斗的美术家和音乐家。德里克每天有大部分时间都坐在他位于萨维尔街的办公室里,会见排成一字长龙的申请者,他们全都怀着一百种各式各样的理由,认为披头士乐队就该给他们钱。德里克简直就像王宫里的宫务大臣。他和蔼可亲,总会耐心倾听每个人的要求,不管它多么不着边际、荒唐可笑。
我把我们的要求告诉德里克,他立刻一口答应下来。约翰和洋子将很乐意为我们提供唱片,他说,然后把我介绍给苹果唱片公司的总经理罗恩·卡斯和一位生产附送唱片的商人,我们约好了交货日期。
我带着好消息赶紧回到康诺特广场。我们不仅有一篇约翰·列侬的访谈,而且还将很快拥有一首列侬未发行的原创新歌。这是《学子》意外获得的绝妙推销手段。我们联系到当时最时髦的插图画家艾伦·奥尔德里奇,请他为杂志设计一个独特的封面,在上面留出一块空白,放置附送唱片。我们还计划本期印刷10万册——这是我们有史以来的最大印数。
一周又一周过去了,唱片还没有送来。我坐立不安,便打了个电话给德里克。“放心吧,理查德,”他说,“我们遇到一点麻烦。但是,我发誓会让你有所收获的。”事实上,我要求列侬夫妇给予好心馈赠的时机再糟糕不过了。洋子刚刚失去肚里的孩子,列侬又因持有大麻而一度受到拘押。当时夫妻俩跑到他们位于韦布里奇的住宅,暂避风头。
我自己也陷入了麻烦。由于制作特刊的计划落空,《学子》濒临破产。我孤注一掷,这辈子头一次找了个律师,查尔斯·利维森。他给德里克写了封信,威胁说,如果列侬夫妇违背诺言,我们就起诉苹果。
几天后,我接到德里克的电话。“到苹果来一趟,理查德,”他说,“我们有东西给你。”
那天下午,我坐在苹果唱片公司的地下室录音棚里,跟利维森、德里克、约翰、洋子一起,听他们提供的录音带。磁带录音机发出“咝咝”的声音,之后,是一下沉沉的、机械的敲击——就像心脏的跳动声。
“这是什么?”我问道。
“这是我们宝宝的心跳。”约翰说。
他还没说完,那个声音就停止了。洋子扑进约翰怀里,泪如泉涌。我完全摸不着头脑。不等我开口说话,约翰的目光就从洋子的肩膀上方凝视着我的眼睛。
“胎儿死了,”他告诉我,“这是我们死去的宝宝留下的寂静。”
我回到《学子》编辑部,不知道该何去何从。这是他们私生活中悲痛的一刻,我觉得我们不能把它作为唱片发行。也许我错了,因为,正如德里克所言,这是“概念艺术”,很有收藏价值。我们只好撕掉封面,重新设计杂志。这花了一大笔钱,不过,我们还是想方设法把它凑了出来。我本打算起诉列侬夫妇,可他们的麻烦已经够多的了。况且,他们毕竟以自己特殊的方式遵守了协议,虽然我当时没看出它的价值。在我们因唱片问题发生争执后,德里克写了封短笺,为给我带来的一系列麻烦表示歉意。在信的末尾,照例是他用于所有通信签名的那句格言:“您需要的只是爱……”
乔尼的阅读面很广,而我几乎完全不读书。我似乎一直没时间阅读。我会花好几天工夫打电话,兜售广告位,到处游说,找人为《学子》免费撰稿,或接受采访。我这辈子一直都需要一个能跟我抗衡的人,弥补我的缺点,抵消我过于旺盛的精力。乔尼和我是一对好搭档。他对各种采访对象与采访原因了然于心。而我则能使出浑身解数说服他们接受访谈,有一种不怕遭到拒绝、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固执性格。
在我为《学子》作采访时,很多时候我只管打开录音机,让采访对象畅所欲言。在跟苏格兰精神病专家R.D.莱恩见面之前,我尝试阅读他那本畅销书:《经验策略》。我想,我跟大多数人一样,读这本书时完全不知所云。我把麦克风对准莱恩,然后,他一下子说了一个半小时,同时目不转睛地盯着我脑袋后面天花板的一角。我根本听不懂他在喋喋不休地说些什么,只是心里暗暗庆幸他没给我留下丝毫提问的时间。到最后,他的谈话显然已经结束,于是我一迭连声地向他道谢,然后回到办公室,把他的话写下来。结果我们发现,他那些话全都是引用《经验策略》中的段落,几乎一字不差。
出版几期之后,参与《学子》办刊的人逐渐增加。有时,乔尼和我会跑到夜总会去,跟女孩子攀谈,有时甚至会劝说她们到公寓来“喝咖啡”。如果她们在这里过夜,第二天早上我们就会游说她们来帮忙。出于某种原因,她们往往对我们满怀同情。通过口口相传,老朋友从学校里冒出来了,然后是朋友的朋友,或者读过这份杂志的人,都想加入进来。地下室变得越来越像个兽穴。我们全都是光干活不拿钱,冰箱里有什么就吃什么,或者出去吃便宜的咖喱食品,就这样维持生活。
形形色色的人都来帮我们发行杂志。我们的基本想法是,他们先取走几捆杂志,以每本2先令6便士的价格出售,然后把一半的收入拿回来交给我们,也就是说,他们每卖一本就可赚1先令3便士。他们打算先付钱给我们,可是这种方式往往行不通。但我从来就没有真正为《学子》能获得多少利润忧心过,只是决心要凑出足够的现金来出版下一期,并付清我们的账单。我想,我们售出的杂志越多,通过口口相传,杂志的名气就越大,最终就能吸引更多广告客户。
我想尽办法维持杂志的生存,却没有意识到,这种迫切的需要同时也将我当记者的抱负挤到一旁。乔尼负责编辑,我负责经营、出售广告位、与印刷商讨价还价。可以说,我是因为一时疏忽才变成企业家的,不过,当时若有人向我提到“企业家”这个词,我很可能还得问问乔尼这是什么意思。我当然没把自己视为商人。所谓商人,就是伦敦金融城的那些中年人,他们沉迷于赚钱,身穿细条纹西服,家住郊区,娶了老婆,平均拥有2.4个孩子。当然,我也想通过《学子》赚钱——我们需要钱维持生存。但我们主要把它视为富于创意的事业,而非赚钱的生意。
后来我才渐渐明白过来,生意本身也能成为富于创意的事业。你出版一份杂志,就是努力创造出某种新颖的东西,创造出某种卓尔不群的东西,它能经久不衰,并且说不定还具有某种实际用途。最重要的是,你希望创造出让你感到骄傲的东西。这就是我的商业哲学,一直如此。说实话,我还从没有涉足于某个行业纯粹是为了赚钱。如果赚钱是你唯一的动机,那么我想你不那么做可能反而会更富有。一桩生意必须涉及广泛,必须有趣,必须能激发你的创造本能。
管理《学子》当然很有趣。高保真音响播放着鲍勃·迪伦、披头士乐队或滚石乐队刺耳的音乐,震动着地下室的墙壁,我们每天的工作就在这音乐中展开。乔尼和我出去卖杂志时,如果我们以2先令6便士的价格卖出一本,那我们就会买两个汉堡包庆祝一番,每个1先令3便士。待在地下室里,我会不时透过肮脏的窗户向外张望,看到外面天气很好,我就会关掉音乐,跟大家说我们必须出去散步。我们一路闲逛,穿过海德公园,最后有人跳进蛇河,于是我们全都下去游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