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疯狂的一家(2)

父母双亲一向以平等的姿态对待我和两个妹妹林迪、凡妮萨，认为我们的看法跟他们的一样有价值。在凡妮萨出生之前，如果父母出去吃饭，他们就会带上我和林迪一起去，让我们躺在汽车后排座椅的毯子上。他们吃饭时，我们在车里睡觉。不过，我们总是在他们启程回家时醒来，然后静静地望着夜空，听父母谈论他们度过的夜晚，彼此开玩笑。我们一天天长大，就像朋友一样跟父母交谈，小小年纪就开始讨论爸爸代理的案子，争论色情文学和毒品的合法化问题，其实当时我们谁都不知道自己讨论的究竟是什么问题。父母总是鼓励我们独立思考，很少给我们指指点点地提意见——除非我们要求他们提供建议。

我们住的地方位于萨里郡，是一个名叫夏姆里格林的村庄。在凡妮萨出生之前，林迪和我在伊斯特兹宅长大，这座村舍上面覆盖着常春藤，有小小的白色窗户，一道白色的小门通向外面的村庄公共草地。我比林迪年长3岁，比凡妮萨年长9岁。在我们的童年时代，双亲没什么钱。我记得我们老是吃面包配牛油，也许是因为妈妈对烹饪不感兴趣，也许是为了省钱。虽然饮食粗淡，但家里吃饭仍然有很多规矩，例如，不把自己的食物全部吃完，就不许离开餐桌。妈妈还把花园里种的洋葱给我们吃。我一直对洋葱深恶痛绝，在吃饭时，常常把它们偷偷摸摸地藏到餐桌的一个抽屉里。这个抽屉从来没人清理，直到十年后我们搬家，才有人打开它，发现了那堆几乎已变成“化石”的洋葱。

家里就餐时，食物并不重要，跟我们一起吃饭的人才重要。我们家里总是住满了人，为了平衡收支，妈妈邀请德国和法国留学生来租房，以便他们在一个典型的英国家庭学习英语。我们必须热情款待他们。妈妈老是让我们去花园里干活儿，帮她做饭，并在饭后收拾餐桌。如果我不想干活，就会从家里跑出去，穿过村里的公共草地，去找我最好的朋友尼克·鲍威尔玩。

一开始，尼克最棒的优点就在于他妈妈做的美味奶油冻。在让抽屉饱餐一顿洋葱之后，我会悄悄溜到尼克家，把那些学英语的德国人留给我的家人。如果把握好时机——在这方面我很有信心——等我到尼克家时，布丁和奶油冻已经端上了餐桌。尼克是个安静的男孩，有一头乌黑的直发和一双黑眼睛。不久，我们俩就开始成天黏在一起，爬树、骑自行车、打野兔，或者躲在林迪的床下面，等她关灯睡觉后抓她的脚脖子。

在家里，妈妈沉迷于两件事情：她老是给我们没事找事做；她老是千方百计地赚钱。我们一直没有电视机，我也不记得我父母听过收音机。妈妈在花园里的一个小棚子工作，做一些纸巾盒与废纸篓，卖给商店。这个小棚子弥漫着油漆和胶水的气味，放满一堆堆漆好的盒子，准备送走。爸爸独具创意，心灵手巧，他设计出特殊的钳压工具，把涂过胶水的薄纸板夹住，就粘成了盒子。到最后，妈妈甚至向哈罗德百货公司供应她做的废纸篓，她的小棚子彻底变成了家庭手工业作坊。妈妈总是精力充沛，风风火火，孜孜不倦地工作，她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

我们家有很好的团队合作意识。一旦进入妈妈的运行轨道，我们都必须转个不停。如果有谁借口要做别的事情，趁机逃避工作，就会因为自私而受到严厉的批评。结果，我们从小到大都总是优先考虑别人。有一次，有个男孩来我家度周末，我不太喜欢他。星期天，当我们去教堂做礼拜时，我偷偷从我家的那排座位上溜走，到过道对面，和尼克坐在一起。妈妈被气坏了，回家就让爸爸揍我。我乖乖地跟着爸爸到书房去，他关上门，但并没有在一怒之下教训我，只是微笑着说：

“现在，你装哭可要装得像样啊。”说着，他就用双手连拍六下巴掌，像极了打屁股的声音。

我连哭带叫地跑出书房。妈妈摆出一副严肃的模样，暗示这也是为我好，然后毫不动摇地到厨房里继续切洋葱，而我则在午餐时按部就班地把它们填进餐桌的抽屉里。

在我们家，并非只有叔公吉姆这一个标新立异的人物，来自我爸和我妈两边的人都嘲讽权威。我记得我们买过一辆破旧的吉卜赛篷车，把它停放在花园里。有时路过的吉卜赛人会来按门铃。妈妈总是送他们一点银器，还让他们到车库里翻找自己需要的东西。有一年，我们全家都到吉尔福德去观看萨里郡展览。这里非常拥挤，到处是神采飞扬的骑马越障表演者，以及身穿斜纹软呢外套、头戴圆顶硬礼帽的人。当我们从一个货摊前路过时，妈妈看见一群吉卜赛孩子在哭，于是走过去看个究竟。这群孩子正围着一只拴在细绳上的喜鹊。

“皇家防止虐待动物协会（RSPCA）命令我们交出鸟儿，杀掉它，以免它继续受苦。他们说拥有野鸟是非法的。”孩子们说。

就在他们讲述事情原委时，我们看见一名RSPCA官员朝这边走了过来。

“不用怕，”妈妈说，“我会救它的。”

她抓起那只鸟，把它藏在自己的外套里。然后我们就在那些官员眼皮底下，将喜鹊偷偷带出展览场地。那群吉卜赛孩子到外面跟我们会合，并让我们留着喜鹊，因为官员只会再次找他们的麻烦。妈妈非常高兴，我们就开车回家了。

这只喜鹊跟妈妈很亲，当妈妈在厨房里，或者在小棚子里工作时，它就站在妈妈肩膀上，接着突然猛扑到围场上去，站在小马的背上，捉弄它们。午饭后，当爸爸坐下来读《泰晤士报》时，它会朝他俯冲过去，用翅膀拍打报纸，让它们乱七八糟地散落到地上。

“该死的鸟！”爸爸一边怒吼，一边挥舞着胳膊，将它嘘走。

“特德，别无所事事了，起来做点事情吧，”妈妈说，“鸟儿是提醒你去花园里干活呢。里奇和林迪，你们俩到教区牧师家跑一趟，问问能够帮他做点什么。”

夏天，我们会去德文郡的索尔科姆，跟爸爸家的亲戚一起度假，有时也会到诺福克去，在克莱尔·霍尔姨妈家待几天。我立志长大后要以克莱尔姨妈为榜样。她有个好朋友叫道格拉斯·巴德，是二战中的王牌飞行员，因飞机坠毁而失去双腿。他们俩有一架古旧的双翼飞机，会一起驾驶它飞行。有时克莱尔姨妈会从飞机上跳伞取乐。姨妈还是个烟鬼，每天大约要吸20支小雪茄。

待在姨妈家时，我们喜欢在她花园尽头的水池里游泳。道格拉斯·巴德会取下他的假腿，拖着身体钻进水里。我常常拿着两条假腿跑掉，把它们藏在水池旁的灯心草丛里。接着道格拉斯就会从水里出来，扑过来追我。他胳膊和肩膀强壮有力，他都能用手走路。二战期间，他被德军俘虏，关在科尔迪茨，他曾经两度试图逃跑，都失败了，于是纳粹就没收了他的假肢。

“你跟纳粹一样坏。”他咆哮着，像猩猩一样两手撑地，摇摇晃晃地追赶我。

克莱尔姨妈跟妈妈不愧是姐妹，她们俩都很有创业精神。姨妈对威尔士山地绵羊着迷，当时它还是濒危物种。为了让这些黑绵羊避免灭绝，她购买了几头，最终繁殖出一大群，从濒危动物名单上将它们挽救了出来。接着，她建立了一家“黑绵羊营销公司”，开始出售装饰着黑绵羊图案的陶器。有种杯子侧面写着“咩咩黑绵羊”的童谣，非常畅销。不久，克莱尔姨妈就发动村里的老太太们，用她的黑绵羊羊毛织披肩和毛衣。她兢兢业业地工作，成功地将“黑绵羊”打造成品牌。这个品牌过了四十多年仍然很受欢迎。

若干年之后，在维珍唱片公司的草创时期，我接到克莱尔姨妈的一个电话：“里奇，简直难以相信，我有一头绵羊开始唱歌了。”

我顿时感到头大，但这种事发生在克莱尔姨妈身上倒也不是什么意外。

“它唱的是什么？”我一边问，一边想象一头绵羊演唱，“来吧，宝贝，来点燃我的激情。”

“当然是唱‘咩咩黑绵羊’了，”她厉声说道，“现在，我想给它灌一张唱片。但它未必愿意到录音棚里唱歌，所以，你能不能派几位录音师过来？最好快点，因为它会随时停止唱歌。”

那天下午，一群录音师带着一个24声道的移动录音棚前往诺福克，为克莱尔姨妈那头会唱歌的绵羊录音。他们还录制了绵羊、鸭子和母鸡的大合唱，然后我们发行了单曲《咩咩黑绵羊》，它获得了排行榜第四名的成绩。

我和尼克的关系以友情为基础，但也建立在强烈的竞争因素上。我决心事事都要超过他。有年夏天，尼克过生日时收到一件礼物，是一辆崭新的自行车。我们立马决定骑车玩“河边俯冲”游戏，也就是骑车从山坡上直直地冲向河岸，在尽可能靠近水边的地方突然刹车停下。这个游戏竞争激烈，我非赢不可。

既然自行车是尼克的，自然应该他先玩。他来了个漂亮的刹车动作，然后顺势转弯，这样后轮离水边还不到一英尺。通常，尼克总是想方设法刺激我，让我做一些更出格的事情，但这一次他却想阻止我。

“我的刹车最完美，”他说，“你是没法超过我的。”

但我可不这么想，我决心要比尼克刹得更漂亮。我把他的自行车推到小山上，飞快地蹬着车，朝小河飞驰而下。快到岸边时，我显然失去了控制，根本没机会将自行车停下来。我从尼克身边呼啸而过，虽然飞速的运动导致我视线模糊，我却仍然看见他目瞪口呆的惊恐表情。我想刹车，但已经来不及了。我翻了个筋斗，一头冲进河里。自行车在我下面沉入水中，我也被冲到下游，不过最终还是设法爬上岸来。而尼克在岸边等我，暴跳如雷。

“你弄丢了我的自行车，那可是我的生日礼物！”

他怒火冲天，又气又急，号啕大哭，把我推进河里。

“你这个该死的家伙，赶紧把我的车子找回来。”他大叫着。

“我会找到它的，”我结结巴巴地说，“它没事，我会把它捞出来的。”

“你这个浑蛋，最好快点。”

随后，我花了两个钟头潜入河底，为了找到他的新自行车，在淤泥、水草与鹅卵石之间来回摸索，可哪里都找不到。尼克坐在岸上，抱着双膝，下巴靠在膝盖上，对我怒目而视。尼克有癫痫病，以前有几次他发病时，我刚好和他在一起。现在他这么生气，但愿这不会刺激他再次发作。我在水里泡了大半天，冻得几乎说不出话来，我的手也发白，冻僵了，而且还被河里的石头撞出了血，尼克终于大发慈悲。

“我们回家吧，”他说，“你再也找不到它了。”

我们一路走回家去，我试图让他振作起来，向他许诺说：“我会买辆新车赔你的。”

我父母肯定苦不堪言，因为这辆自行车让他们花了20英镑，差不多等于做一个月废纸篓的收入。

等我们长到8岁时，尼克和我就不在一起了，我被送到位于温莎大公园的斯凯特克里夫小学寄宿求学。

我爸爸上寄宿学校时，也像我这么大。他的爸爸也是。对于出生在我那种家庭的男孩，这是接受教育和培养独立生活能力的传统方式，它教人学会自食其力。但是，如此小小年纪就离家求学，令我深恶痛绝，发誓决不强行把自己的孩子送进寄宿学校，直到他们达到适当的年龄，能够自己决定是否愿意去。

在我去斯凯特克里夫小学的第三周，我被叫到校长办公室，他说我违反了某条校规。我想自己是在捡足球时，践踏了一片神圣不可侵犯的草地，于是我不得不弯下腰，让屁股被教鞭抽六下。

“布兰森，”校长抑扬顿挫地叫我，“说，‘谢谢先生’。”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凭什么要谢谢他？

“布兰森，”校长再次举起教鞭，“我警告你。”

“谢谢……先生。”

“你会变成个大麻烦，布兰森。”

“是的，先生。我的意思是，不会的，先生。”

我的确变成个大麻烦——而且总是惹麻烦。我都8岁了，却仍然不会阅读。其实我是有阅读障碍，而且眼睛近视。哪怕坐在教室第一排，我也看不清黑板上的字。过了好几个学期，才有人想到检查我的视力。然而，即使我看得清，那些字母和数字对我而言也同样毫无意义。那个时候，阅读障碍还没被当作一个问题，或者，更确切地说，只有当你自己有阅读障碍时，它才构成问题。既然人们对阅读障碍还闻所未闻，那么，在老师和班上的其他学生眼中，不会认字、写字和拼写单词的人不是傻瓜就是懒虫。在小学里，不管你是傻瓜还是懒虫，都会挨打。不久，我就因为没做好功课，或者弄混了发生黑斯廷斯战役的日期，每周都要挨一两次打。

在我的整个求学生涯中，一直都存在阅读障碍问题。如今，虽然我的拼写有时仍很差劲，但通过训练自己集中注意力，我还是想办法克服了最大的困难。或许，幼年时的阅读障碍让我变得更有直觉，如果有人送来一份书面计划，我不会纠缠于细枝末节的事实或数字，而是运用自己的想象力掌握并扩展我读到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