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传入西夏的途径

目前学术界对于《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传入西夏的途径问题争论较多。一种观点是“掠夺说”或“战利品说”，代表人物是俄罗斯学者孟列夫和白滨。孟列夫在《黑城出土汉文遗书叙录·导言》中曾这样推测《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的来由：“最大的可能是在遭到西夏军队袭击时被抢走的。”但是就目前掌握的材料看，自南宋建立以后，并没有西夏军队直接入侵鄜延路的记载，因此这种推测没有史料依据。白滨在《〈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的宋代文献》一文指出，公元1131年金集结重兵，攻打陕西，南宋“丧师三十万，失地六十州”“陕西尽入于金”，然而金兵占领陕西以后并未对西夏履行当初割陕西北部地给西夏的诺言，而是依旧把麟、府、鄜、延诸州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而且把“既弱西夏”作为攻取南宋战略方针的组成部分。这个时期西夏曾出兵助金攻宋，并从金兵占领地掠夺战利品。换言之，白先生认为西夏是从“金占领地”掠取到这批文书的。这种说法继承了孟列夫的“掠夺说”，并指明这批文书来自“金国”而非“南宋”。这种说法看似合理，但也存在漏洞。因为这种说法无法解释黑水城文献中存在的阜昌年间的文书，在《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中收录了一件伪齐阜昌年间的文书，即第85页《阜昌二年（1131）八月十五日第七将牒》。另外，从俄藏黑水城文献中的西夏文刻本蝴蝶装《维摩诘所说经》封套裱纸中析出了《阜昌三年秦凤路第七将请发遣状》（инв.NO.709）和《阜昌三年本路第七将呈状》（инв.NO.2559）两种文书（阜昌为金朝册立刘豫“大齐皇帝”年号，阜昌三年即1132年），由此推知这批文书落入西夏之手是在1132年之后。由此看来，白滨的“战利品说”尽管可以解释《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中阜昌年号文书传入的原因，但对于另外两件伪齐阜昌三年（1132年）文书是如何传入西夏的，则无法解释。在白滨“战利品说”基础上，又有一种观点对这批宋代文书为何保存在陕西鄜延路，给予了合理的解释。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是业师孙继民先生，他认为若要解开这批宋代文献流入西夏之谜，必须考虑两宋之际鄜延路军队的最终去向问题。两宋之际包括文书大量见到的“第七将”在内的相当数量的鄜延路军队投降金军应该是《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落入西夏之手的一个重要前提。《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109页中，绝大多数是北宋末南宋初鄜延路经略安抚使司及下属延安府、保安军、金汤城、第七将、德靖寨等单位形成的文书，其中出现有“第七将”字样的文书多达50余件。根据这些文书内容，都可以直接判定文书中出现的“第七将”即属于鄜延路经略安抚使司。建炎二年（1128年）以前，有关第七将的文书使用的年款均缀宋朝年号，而至1131年，“第七将”不使用南宋高宗的绍兴元年而使用伪齐的阜昌年号，只能说明至迟此年八月十五日鄜延路第七将已经叛宋降齐。《宋史》卷26《高宗纪三》绍兴元年（1131年）二月丁丑，“鄜延将李永琦叛，犯庆阳府”。第七将与李永琦同属鄜延路，有可能就是此时参与李永琦叛变的，这一时间也恰在《阜昌二年（1131）八月十五日第七将牒》撰拟之前。总而言之，鄜延路第七将后来叛宋降金并无疑问，鄜延路宋军因降金而继续留在陕西应是这批档案落入西夏之手的一个必要前提。我们可以将这种观点归纳为“第七将降齐说”。

另一种观点认为保安军虽为边境小垒，但其地位却非常重要，也许有大量的俄藏黑水城文献（军政文书只是其中一小部分）从宋境流入西夏，设有榷场的保安军（包括顺宁寨）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中转站。榷场作为中转站的形式流入西夏的论断给著者较大启示，下面将沿着这一思路，对《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流入西夏的途径进行探讨。

通过以上对各种观点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性质问题越来越明晰。尤其是“第七将降齐说”，依据历史事实，论述了《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进入西夏的前提问题。“榷场流入说”则对《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流入西夏的途径进行了推测，作者将这两种论点进行综合，认为这批文书可能是金军占领陕西后，这批文献流出官府，并通过榷场贸易流入西夏。宋夏之间，先于景德四年（1007年）在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县）置榷场互市，后来又在镇戎军（今宁夏固原县）等地置榷场。南宋时，陕西五路被金朝占领，“宋、夏边境不再相接连，榷场贸易被女真金国代替了”。金灭辽后，开始联合西夏攻打宋朝。西夏也乘机收复并巩固了金肃州（内蒙古东胜东边）、麟州（陕西神木）、镇戎州、萧关、西安州（宁夏海原西）、兰州、西宁州（西宁）等地区的势力，至1146年，西夏国疆土的辽阔为建国以来前所未有。此时西夏对外贸易的主要对象变成已入主中原与南宋对峙状态下的金国。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夏、金两国曾友好相处了一段时期。金朝不仅在占领的原辽国榷场基础上恢复和扩大了与西夏的贸易，还相继在邻近西夏边境的胜州（内蒙古东胜）、绥州（陕西绥德）、保安军（陕西志丹）、环州（甘肃环县）、庆州（甘肃庆阳）、兰州等地开设新的榷场，放宽了出口的限制，鼓励和发展两国之间的贸易。据《金史》记载，大定十七年（1177年）二月，金世宗为防奸细，罢除西北地区的兰州、保安、绥德三榷场。这说明在大定十七年（1177年）之前，金夏在保安军曾设置榷场。在榷场贸易中西夏输出的主要是畜产品及其副产品。金朝输出的主要是“绢帛、铁器、瓷器、纸张、书籍及其他生活日用品”。在金朝榷场贸易中，“纸张”是重要的输出物品。陕西在北宋灭亡以后，归属南宋，后又属伪齐。绍兴七年（1137年）十一月，伪齐政权被废，金朝直接控制了陕西。此时北宋、南宋及伪齐时期的官方文书在金人眼里变成一文不值的废纸，逐渐从官府架阁库中流散出来。尽管这些公文旧纸在金人眼中已经没有使用价值，但是在纸张比较紧张的西夏，却可以“废物利用”，用来印刷书籍、裱糊字画、制作经帙等，因此对纸张的需求量很大，这些通过榷场贸易进入西夏的纸张自然包括新纸和公文旧纸，这也许就是《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流入西夏的原因所在。

西夏时期，曾在黑水城地区设置的“黑水镇燕军司”，是当时边境重要的军事据点。经考古发掘证实，黑水城遗址为早、晚两座城址叠压在一起。外围大城是元代扩建的亦集乃路故城。小城（西夏黑水城）被圈围在大城（元代亦集乃城）内东北隅，小城东、北两道墙体压在大城之下，后期修筑大城时作为基础使用并将墙体向前延伸，西、南两面城垣被元代居民改造利用，分解为不相连属的数段。黑水城元代遗址东西长421米，南北宽374米，总面积约15.7万平方米。墙基宽12.5米，顶部宽在4米左右，城墙平均高度10米。西夏时期的城垣，每面长约240米，现尚存南墙及南城门遗迹，暴露地表高约2米，西夏时期黑水城的面积仅为元代遗址的三分之一左右。尽管西夏时期黑水城的面积不是很大，但由于黑水城地处巴丹吉林沙漠的北端，是古代丝绸之路东段北线的必经之地，因此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丝绸之路从古代的长安出发，第二个重要的目的地就是处于河西走廊要冲的张掖、武威。从长安到武威当时有三条道路其中北线是从泾川、固原、靖远至武威。由固原、靖远到武威是当时丝绸之路东段最短的道路。但是由于要穿越茫茫大漠，因此也是最艰险的一条道路。大量客商、僧侣为节约行程和费用，涉险西行，穿越大漠，在黑水城地区补充必要的食品、水及其他物资。因此，黑水城成为文化交流方面的一个集散地，它把周边的先进文化集中到这里，充分吸收其营养；然后，利用丝绸之路要道的便利，再把集中到这里的文化散发到其他地区。黑水城在经济交流方面又是一个“中转站”，周边地区的商旅携带着贸易货物，或在这里交易，然后返回；或在这里停宿，然后继续他们的行程。以往学术界认为西夏立国后，阻断了丝绸之路，但日本学者前田正明指出，西夏并未将丝绸之路要道置于监军司的控制之下，其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经营丝绸之路。从目前发现的黑水城文献的语言构成也证明了这一点，黑水城文献除大量的西夏文、汉文文献外，还有一定数量的蒙古文、藏文、回鹘文、突厥文、女真文、波斯文、叙利亚文文献，这说明黑水城地区在古代曾经与外界有过频繁的文化交流。

黑水城“中转站”的地位，造就了黑水城地区文化的多元构成。西夏文刻本《文海宝韵》就是西夏时期由内地传入黑水城地区的。尽管我们不知道其为何人、何时、何地传入，但有一点可以断定其刊刻地点不在黑水城地区。也就是说，《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流入西夏后，西夏人在内地利用其背面印刷了《文海宝韵》，并辗转流入黑水城地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