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陈瑞青是我招收的第一个博士生，也是我招收的较早的硕士生之一。他的博士学位论文选题与他的硕士学位论文有关，也与我的研究重点转向有关。

2000年以前，我的研究兴趣和重点在敦煌学领域。说实话，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研究生毕业到2000年，自己的研究范围和论题基本上是在硕士论文的基础上进行扩展和开掘，基本上没有超出硕士论文的范围。对此，自己也感到困惑和无奈，也在苦苦思索如何突破旧有的格局开辟新的领域和空间。后来，当我选定黑水城宋代军事文献作为自己下一个发展重点并逐步转向的时候，恰好陈瑞青和张春兰考取了我的硕士研究生。招收了研究生，自然就要考虑硕士学位论文的选题。我当时做了一个大胆并具有一定冒险性的尝试——在导师尚未对黑水城文献有充分了解和把握的情况下，让学生做这方面的选题。好在陈瑞青和张春兰很努力，也很优秀，他们的硕士论文《俄藏黑水城宋代文献所见文书制度初探》和《俄藏黑水城宋代“御前会合军马入援所”相关文书研究》都顺利完成，获得了宋史领域论文评阅专家和答辩专家的高度肯定。他们的成功，对我也是一个鼓励和鞭策，于是我才敢于2006年以《俄藏黑水城宋代军政文书研究》为题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并获得成功，这也是黑水城汉文文献研究领域的第一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07年，陈瑞青考取了在职博士研究生，我又一次遇到了如何确定他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问题。经过再三考虑和与陈瑞青多次交换意见，我最后下定决心，让他围绕黑水城所出“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来选题。

为什么确定这个选题，当时主要基于以下两个方面的考虑。第一，我坚信，围绕“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展开研究必将成为一个前沿性的学术选题。黑水城文献发现于20世纪初期的1907年至1909年，并由此催生了一门新的学问——西夏学。但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黑水城文献的整理研究主要局限于民族语言文字学界和西夏文文献两个领域，由于文献主要庋藏于异域，历史学界对汉文文献除了通过少有的介绍性书刊略有所知外，难得窥见“庐山真面”，整理与研究也就自然无从谈起。1996年之后，随着《俄藏黑水城文献》汉文部分的出版，人们虽然具备了研究汉文文献的条件，但由于我国学术界存在的对敦煌学界和唐史学界不越界、宋史学界不屑于、元史学界不关注黑水城文献的倾向，所以汉文文献一直处于一个“三不管”的境地。因此，当我第一次看到“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的彩色图版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黑水城汉文文献居然还有宋代如此丰富完整的军事文书！长期从事敦煌学研究所养成的对新资料的职业敏感终于将我推到了黑水城文献的研究领域。同理，虽然此时陈瑞青和张春兰已经围绕“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完成了两篇硕士学位论文，然而我也深知，两篇论文涉及的问题与109页宋代原始第一手材料的军事文书所蕴含的学术信息远远不成比例，“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仍蕴含着巨大的开掘空间，现在不做，早晚有人会做！与其晚做，何不现在就做！

第二，我判断，陈瑞青具备将“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新出材料与传世典籍文献结合起来完成博士学位论文的能力。文书类论文选题的优点是新材料容易引出新问题，可以避免重复研究，容易得出鲜明的新认识；缺点是相当部分的文书残缺、凌乱、破碎，往往不能直接使用引用，需要经过技术性整理，需释录、比对、缀合等才能使用。加之当时的文体、格式、用语习惯与现在所见到的传世典籍文献还有比较大的差异，因此文书的理解和使用有颇多障碍，文书类选题较之传世典籍材料为主的论文至少要多一个整理的环节，研究过程也难免琐碎迂回，所以一般来说文书类选题的门槛相对较高。陈瑞青因为硕士论文选题就是“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硕士阶段已经接受了文书整理的系统训练，因而在硕士论文“点”的基础再扩大成“面”的博士论文也就不是太难。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陈瑞青的科研潜质、求学态度比较好，史学基础知识和基本功比较扎实。从事文书学的研究生包括部分青年研究者多有一个通病，文书学知识储备有余而通史断代史知识储备不足，关注文书材料有余而兼及传世典籍不足，文书与传世史料结合不足，文书与社会、制度、事件、群体等关联不足，常常囿于文书的狭小范围而不敢越雷池一步，容易患上“文书狭隘征”。陈瑞青由于知识面较宽，在钻研黑水城文献的同时从未放松对宋史的学习，因而能在“宋西北边境军政文书”与传世宋史史料的结合上左右逢源得心应手，达到比较理想的程度。后来参与陈瑞青博士论文评阅、答辩的李华瑞先生曾私下谈到陈瑞青论文最大的特点是“不仅仅熟悉文书，也对传世史料和宋史总体状况有一个基本的掌握”。这也是我当初对陈瑞青具备能力承担这一有难度选题的一个基本判断。

以上就是陈瑞青博士论文选题形成的来龙去脉。

博士论文入选全国百篇优博提名实属不易，然而一切成绩都只能说明过去。生也有涯而学无止境，唯愿陈瑞青在漫漫长路上不断跋涉上下求索，勇敢地冲上光辉的顶点！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孙继民

2014年11月于石家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