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前言：遗墨之外……

历史是一条长河，人类的活动则如同镌刻于河底的印记，最终都会被流逝的岁月磨光抹平，而有些东西却永远不会消失，就如同散落在纸上的墨迹，纸愈黄，痕迹愈清晰。

也许是一个人，一件事；也许是一个典故，一宗法案；还也许是一个原则，一种精神……

历史留给我们的印象，便正是这些星星点点的遗墨。

有一次，在一个很普通的法律沙龙上，大家脸红脖子粗地争论着废除死刑的传统与现代、历史与趋势的时候，轮到我发言了，我慢吞吞地讲了一个“唐太宗释放死囚”的故事：

公元632年，唐帝国皇帝太宗李世民照例复核当年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突然心生怜悯，将390名罪犯全部释放回家，并要求他们来年秋天再回来执行死刑。第二年，这些罪犯果然全部如期自觉回到朝堂之上受死，竟无一人逃亡。（原文：辛未，帝亲录系囚，见应死者，闵之，纵使归家，期以来秋来就死。乃敕天下死囚，皆纵遣，使至期来诣京师。岁所纵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无人督帅，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上皆赦之。）

其实故事当时讲得还比较长，本书中也会详细讲。但我要说的是：当我讲完这个故事时，看到的是一片的瞠目结舌。

这本来只是史书里记载的一个简单的故事，而我没有想到的是它有这样的效果。

很多人并不知道，当我们无休止地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中寻找好的和坏的制度时，有多少人知道，在中华文明几千年的历史中，也孕育着一个更加辉煌灿烂的法治体系，那就是中华法系。

尽管没有完整的理论体系，没有高深的理念支撑，但在一个个鲜活的法案中，依然融入着东方特色的正义。当打开这些无声的案卷时，就如同听到一个和善威严的智者，娓娓道来那些通天贯地的道理。

韩麒麟拒绝杀人，是因为他心中有个“刑罚之要在于明当”的原则。

沈庆之治钱乱国，是因为他不懂“司法是一门善良公正的技术”。

唐太宗“打假”，差点打掉了法治的诚信；子产铸鼎，铸起的是法律公开之“鼎”；买得防卫杀人案，考验的是古代判官的智慧；吴履化解群怨，传播的是和为贵的公序良俗；张蕴古案，让死刑更加慎重；杨汪案，是在重申：即使在大兴仁义的时代，复仇英雄主义也为法所不容。

在中国古代法案中，还有一个极其重要的元素，那就是清官，但在一个“行政与司法合一”的体制下，清正的法官显得凤毛麟角，而他们如同漆黑夜晚的一盏油灯，带给人们一丝希望，让人们在欢呼兴奋之余，不惜笔墨地渲染着他们的个人正义。

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赵绰、李日知、徐有功、狄仁杰、张齐贤、张咏、冯恩、包公、海瑞……这些振聋发聩的话语：“日知不离刑曹，此囚终无死法！”“刑措不用，天下幸甚。”“岂我独死，诸人永不死邪！”“如得尚方斩马剑加于君颈，虽死如归。”凡此种种，无不展示了古代优秀法官刚直不阿、为民请命、严格执法的精神，这是能穿透历史，即使在今天也需要我们坚守秉持的东西。

在我们的心目中，大堂之上，威声四起，红蓝大棒，站立两旁，这种“坐堂问案”是古代审案的最熟知的方式，但是大家也许只知道杀威棒之下的“如实招来”，又有多少人知道古代法官的审判智慧和推理？

从古代中医转换而来的古代审案的“望闻问切”，是审案中的自由心证规则的原型；王羲之的“湖壶河活”，是近代司法解释与风俗习惯的运用；海瑞审案，有着福尔摩斯的推理和内心确信；袁滋断金，成为第一个有记载的“侦查实验”……

一件件古案翻过，散碎墨迹之外，渗透的是传统观念，显现的是现代文明。

我本无意于用新语来解析这些本就十分优美的文字，更无意于讲述这些文字蕴含的道理，却更愿意和大家分享这些散碎故事背后的点点滴滴。

也许正如开头说的，这些散落的墨迹并不能给您带来什么，但希望您在摩挲这些墨迹之余，有自己的思考。

这，才是我的初衷和收获。

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