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革命作家与左翼文学的酝酿生成》：论鲁迅小说中叛逆者的“归化”

中国现代作家与左翼文学之间存在复杂的互证关系。从鲁迅、郭沫若、蒋光慈的文艺活动可知，没有诸多进步作家的努力就没有20世纪20年代革命文学的酝酿和发生。

从1918年4月到1925年10月，鲁迅在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封建礼教的叛逆者形象，计有狂人（《狂人日记》）、“N”（《头发的故事》）、吕纬甫（《在酒楼上》）、“他”（《长明灯》）、魏连殳（《孤独者》）、子君和涓生（《伤逝》）。这些人物的言行、遭遇将“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暴露无遗。但有意味的是，这些叛逆者几乎无一例外地在社会现实中“归化”了，其表征为：叛逆者的生命强力逐渐弱化，他们在慷慨激昂后因寂寞、痛苦、虚无而“麻醉自己的灵魂”、“沉入于国民中”、“回到古代去”[1]，甚至“堕落”到“躬行”先前所憎恶和反对的一切，“拒斥”先前所崇仰与主张的一切[2]。显然，如此描写暗含着鲁迅独特的价值判断和理性指向，也体现了他对健全社会、理想人性、个人责任和文化批评等问题的深刻认知。

一、叛逆的个体与不健全的社会

在鲁迅的小说中，叛逆者一出场就带有强烈的存在性不安或焦虑感：狂人提醒自己“须十分小心”；“N”不堪于“忘却了纪念”和纪念的忘却；吕纬甫在否定了自己社会行为的全部意义后，说自己“无非做了些无聊的事情，等于什么也没有做”；“他”因要求熄灭“长明灯”而被关了起来；魏连殳在S城人眼中是“一个异类”；子君在她叔叔家里受尽了冷眼，涓生的思绪充满了悔恨和悲哀。这些叛逆者由于看到了中国社会和国人精神上不健全的所在，并认定如不对此进行改造将危及自己、他人乃至人类的命运，所以他们大声疾呼社会改革和人性改造，结果他们被常人群体视为另类而陷于被驱逐的危险境遇中。

在普通人眼中，一个能够自然运转的社会就是一个正常的社会，个体要适应这个社会的需要，应维持它的平和、稳定。但于那些“独异”的叛逆者，情况有所不同，他们认为：社会应该适应人的需要，社会的结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个体的精神是否健康；一个健全的社会于群体要向更高的文明进化，于个体则可以容忍其作为异端的存在，不强求于思想观念的“共同确认”（consensual validation）[3]。在鲁迅的笔下，叛逆者透视了社会的病态，比如，狂人发现“仁义道德”“吃人”；“N”体会到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只因为这不痛不痒的“头发”而吃苦、受难、灭亡；吕纬甫了解到顺姑是被封建礼教（如《女儿经》宣传的观念）所误而死；“他”认为“长明灯”才是使蝗虫和病痛不绝的祸根；魏连殳看到了恶劣的社会生存环境；涓生详知子君死亡的社会和家庭因素。叛逆者依据上述事实判定社会不健全是没有问题的，但令他们没有想到的是，不健全的社会反过来却视他们为精神不正常。因此，当“狂人”、“疯子”这类术语被用于描述这些叛逆者时，至少包含着这样的含义：他们因自身言行而成为周围世界的他者，将难以获得社会认同；他们与周围环境的关系出现了分裂，在人际关系上与常人群体必然不和谐。有意思的是，叛逆者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下也怀疑乃至认定自己精神不健全。但从生存论上说，他们如此认知意味着他们的确没有开玩笑和装疯卖傻，相反他们是想说，多年来一直自以为自己是真实、合理存在的人，到现在，他们再也无法自欺欺人了。因此，狂人说：“才知道以前的三十多年，全是发昏。”[4]“N”说：“阿，造物的皮鞭没有到中国的脊梁上时，中国便永远是这一样的中国，决不肯自己改变一支毫毛！”[5]吕纬甫说：“以后？——我不知道。”[6]“他”说：“吹熄，我们就不会有蝗虫，不会有猪嘴瘟……”[7]魏连殳认为孩子都是“环境教坏的”[8]。涓生发现子君“虽是想在严威和冷眼中负着虚空的重担来走所谓人生的路，也已经不能”[9]。结果，真相刺激了叛逆者演说、教化“庸众”的欲望，他们开始讽刺、攻击、否定国人的原罪、野蛮和愚昧，并先知似的为国人发出要小心被排除于“真的人”的警语。这种思想意识在病态社会的遭遇，是他们必然以暴露的方式存在。同时，一旦他们不再假装本来所不是的人，以本真意识示人，他们就会因为过分自我暴露而处于危险之中，难以生存下去。于是，他们陷入了暴露或隐逸、直面或逃避的矛盾中。

叛逆者的认知包含着一种假设性的前提，即存在“健全社会”和“真的人”。这也是鲁迅生命感受的直接体现。敢于暴露就是敢于直面现实，同时又不得不因生存而隐藏真实的自我欲望，对这种含有悖论的生存方式的体认不正是鲁迅特有的一种精神特征吗？其实，鲁迅和这些叛逆者一样，无法与“庸众”实现思想观念上的“共同确认”。早在1902年，他已认识到中国社会是不健全的，并和许寿裳认定，应该“揭发”、“攻击”和“肃清”中国国民性的劣点。[10]鲁迅认为中国人被外国传教士视为野蛮民族是有事实依据的，是令人难以辩驳的。他愤恨地说：“试看中国的社会里，吃人，劫掠，残杀，人身卖买，生殖器崇拜，灵学，一夫多妻，凡有所谓国粹，没一件不与蛮人的文化（？）恰合。”[11]到了1925年，鲁迅对此有了更深刻的生命体验和现实经验，他在给许广平的信中说：“中国国民性的堕落，我觉得并不是因为顾家，他们也未尝为‘家’设想。最大的病根，是眼光不远，加以‘卑怯’与‘贪婪’，但这是历久养成的，一时不容易去掉。”[12]正是在这种认识下，他明示了对那些感怀伤情、辩论无力的“女性”文章的讥讽，并决心在创作中加强现实批判性，从国民精神本原上去观察、把握社会现象，这是他小说的典型风格，也是他的艺术选择。

二、发现自由意志和个人责任

鲁迅小说中的叛逆者之所以会产生强烈的焦虑感，归根结底在于，他们的自由意志和责任意识遭遇“无物之阵”，再加上他们对自身的话语效能又估计得太高，因此失败后的情感落差非常大。失败固然不等于意义的消解，但他们的战斗至少需要被人感知，可他们发现自己如叫喊于生人世界中，既无法实现自我价值，也无法获得“真的人”身份的他人认可。更糟糕的是，他们低估了舆论、道德的威力，也忽略了自身的“原罪”。他们无法在“突外”与“归化”之间找到平衡点，他们在进行自我道德审判时迷失了自我。这里，叛逆者将遭遇自我道德审判无疑是鲁迅最深刻的一种感同身受，道德问题也确实是关系国人存在意义、自由意志和个体责任的根本问题。

鲁迅从伦理道德角度切入国人的精神救赎，接着，他批判国人“主性”与“奴性”的并行与转化[13]等劣根性，他也知道那不是他们所愿意的，只是愚昧得久了，麻木了。鲁迅以爱恨焦急的情感去关注民众，并没有因为爱之恳切就讳言国人的精神缺陷，他想改革的心情那么急切，甚至给人以逼迫感；他以现代意识体认底层民众的苦难，确立知识分子的自我角色定位；他的批评尺度于别人严，于己更严，他发现自己同样有劣根性。如此，当我们审视叛逆者绞缠于“突外”与“归化”的困境时，就会发现鲁迅的内心又何尝不是如此矛盾。他用叛逆者之口说出革除封建礼教弊害的必然与迫切，但如此不等于可以抛弃伦常，他要读者知道“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他要人明白的道理是：“一，要保存生命；二，要延续这生命；三，要发展这生命（就是进化）。”[14]他要人知道“爱”来自“新”，也来自“旧”，“爱”是可以抛开“恩威”、“名分”和“天经地义”的，他希望看到觉醒者多起来，“平和”地、共同地实现“进化”。

鲁迅在“进化论”等现代思想的影响下参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并很快有了《呐喊》。为了使读者充分了解其思想，他特意阐明了《呐喊》的来由和自己的写作动机：是因为他不能忘却年轻时曾经做过的一部分梦；他要继续提倡文艺运动，去改变愚弱国民的精神，要用呐喊来“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15]。同时，他也展示了自己内心的矛盾、无聊和悲哀。这就进一步暗示了他与那些叛逆者在精神思想上的相通性，和在生命感受上的同质性。或者说，小说中人物叛逆的言行是以鲁迅思想“不能那么决绝”为基础的，因为他“还想将糟粕收敛起来，造成一座小小的新坟，一面是埋葬，一面也是留恋”[16]。如此，我们才明白了鲁迅对进化与归化问题的复杂心态。一方面，他认为仍需对已崩溃的中国旧理想的家族关系或家庭进行批判，因为那些退化了的“旧道德旧习惯旧方法”还在起作用，甚至在牺牲生命的进化。另一方面，他认为觉醒的父母应该“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子女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让他们“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17]。这是一件伟大而又极困苦艰难的事，没有真的爱是做不到的。可“觉醒的父母”从何而来呢？自然要从“旧道德旧习惯旧方法”中进化而来。这说明鲁迅一直是把启蒙、进化等问题放在有局限的宗法人伦关系之内来思考的。在他眼中，觉醒者不能凭空而生，他们要从旧的阵营中来，自然会带有一些旧的痕迹；他们也不可能与“旧的阵营”完全脱离关系，因此他们必然会产生诸多矛盾心理。这是一种“常识”。

由于文化和血缘上的天然继承性，叛逆者在反对旧事物过程中总是无法完全摆脱一些悖论困境。实际上，鲁迅已经为突外者外置了“突外”的先验性，肯定了他们的意义，又把文化和血缘的继承关系内置于他们身上，使他们走向“归化”。“归化”固然令读者不快意，但先驱者的生存轨迹是一种警示，他们的“摩罗”精神更是后来者最可宝贵的精神资源。所以鲁迅通过话语将这种精神充分地表达出来：“我可不怕，仍旧走我的路。”（《狂人日记》）“我想，假的不如真的直截爽快，我便索性废了假辫子，穿着西装在街上走。”（《头发的故事》）“是的，我也记得我们同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像的胡子的时候，连日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以至于打起来的时候。”（《在酒楼上》）“我放火！”（《长明灯》）“我还得活几天！”（《孤独者》）“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伤逝》）这些言语中富含着自我的自由意志所散发出来的魅力。“自由就是没有拘束，有多种抉择，不受固定的行为进程的限制。”[18]叛逆者对人的自由等合理需求来自他们对自身生活质量和社会环境的不满，他们的生存状况日益恶化，他们已经成为彼时社会的“他者”，不断遭受“常人群体”的排挤、羁押、诅咒和迫害。

不可否认，这些叛逆者都是鲁迅心爱的“精神界战士”。然而偏爱不等于丧失原则。在鲁迅心目中，自由意志与个人责任是对立统一的。“自由意志指的是改变那些我们为之而发出行为的前提的能力。个人责任则指我们承认自己在确立前提中的作用。这种自由具有明显的限制性。”[19]相信自我的自由意志并不等于无视他人的存在，尤其是在广泛的中国社会关系中，个体要为自我的自由意志承担个人责任和维系宗法家族的利益，所以当叛逆者在“突外”行动后，他们也就把自己置于舆论视野之下，他们要为自己的言行负责。由于他们否定了常人赖以维系社会、秩序的道德和文化根基，他们难免要被常人界定为“疯子”、“边缘人”，而不是“正常人”，他们将不再具有常人世界的“自由”选择能力和社会契约所必备的承诺能力，将不再是“自我行动者（self-acting agent）”。[20]那么，这些叛逆者势必要被双重焦虑所折磨：他们无法使常人和自己获得“真的人”的社会认同；他们在常人世界里将难以生存。

叛逆者是战士，但战士也是人。作为个体的人，他要想继续战斗，首要的前提是须活着，然后才能去思考如何解决与常人世界的对立紧张关系：“他不断需要找到更新的方法来解决生存中的矛盾，找到更高一级的形式来与自然、与他的同胞、与他自己结合，而这种需要就是他的精神动力的来源，也是他的各种感情、爱怜以及焦虑的源泉。”[21]所以，叛逆者逃脱不了在“突外”和“归化”两种生存方式之间的选择，而无论何种选择都会给他们带来苦楚。相比较而言，敢于卸载苦难意识，虽然如此会造成主体的人格分裂，但毕竟会有所解脱，如吕纬甫、“N”、涓生；而无法卸载苦难意识者，就会发生精神分裂甚至死亡，如“狂人”、“他”、魏连殳、子君。

对于叛逆者来说，“归化”是被迫的，也是可以认可的选择。因为他们发现自己的叛逆言行非但没有对封建礼教构成威胁，反而助长了它的威势。更何况，由于精神渊源上的关系，他们根本无法割断与传统文化母体的纽带，也无法超然于国民劣根性的历史性遗传。因此，他们需要制订新的行动计划和策略，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自由意志和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

三、矛盾绞缠中的文化批评意识

鲁迅在结集《呐喊》时，还曾设定一些前提性的阅读指示，由于他不愿意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他那年轻时正做着好梦的青年，所以他觉得自己的小说和艺术之间有着“可想而知”的距离。[22]显然，他如此说并不意味着真的在否定自己小说的艺术价值，而是对当时文学创作和文化批评的一种讽喻，也是对读者理解叛逆者“归化”现象的一种提示：“归化”不等于被同化，也不等于放弃战斗，叛逆先觉者是鲁迅心目中的“摩罗”战士，是故不可避免地携带着作者的战斗经验——韧性战斗而不轻言牺牲。以是观之，“归化”其实是他们避免身体受伤害、保存实力、寻找反击机会和同盟者的一种生存谋略。

不言而喻，与喜欢建构白话/文言、新/旧、现代/传统等范畴的新文化倡导者一样，鲁迅也曾受过这种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影响；但与其他“五四”同仁不同的是，他认为倡行新思潮与整理旧国故之间可以“各干各事”[23]，他没有如汪叔潜那样认为“新旧二者，绝对不能相容”[24]。缘此我们还可以找到鲁迅追求“平和”之美的许多佐证。这就暗示我们，新与旧、现代与传统的二元对立模式涵盖不了鲁迅的自我意识，他在小说叙述中因“遵命文学”的关系而把自我内心的观念冲突潜隐下来，故叛逆者言行的被书写实际上是以他思想中的多重矛盾纠葛为前提的，他要从叛逆者生存中自我与他人发生关系的整体性中去结构小说框架，写出英雄的短处也是他将自己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缩短的一种写作策略。同理，读者也须如此读解才会理解鲁迅小说中叛逆者的言行、欲望、恐惧、绝望与希望。

将特定生命境遇中独异的生命感受和文化批评态度混杂在一起，这也是为什么鲁迅容易被强化二元对立冲突的创造社、太阳社的“小将”所误解的原因。对于鲁迅来说，“他的文化批评核心，在于揭示隐藏在人们习以为常的普遍信念和道德背后的历史关系——这是一种从未与支配与被支配、统治与被统治的社会模式相脱离的历史关系”[25]。所以，在《狂人日记》等小说中，他用进化/归化这一对对立互动的范畴来揭示新文化思想和旧礼教或家族观念生死相搏的历史场景；他以内含“文化偏至”的自我认同，“人之历史”的朴素唯物论方法和人人要生存、发展的世界观，来对现代/传统、希望/绝望等命题的悖论情形进行细致探究，这相比于同时代的作家要深刻得多。对此，鲁迅并不讳言。然而写作成绩并不能减轻他陷入“虚妄”的精神苦闷，其小说中叛逆者“突外”后“归化”的叙事模式就是他内心苦闷情绪的真实反映。这又如同他感慨于“浅草”同人的心境：“但那时觉醒起来的智识青年的心情，是大抵热烈，然而悲凉的。即使寻到一点光明，‘径一周三’，却更分明的看见了周围的无涯际的黑暗。”[26]冷酷的现实、黑暗的社会、英雄的遭遇都使鲁迅极为愤懑，所以他不求自己的小说艺术性多么高超，而是希望它们能和他所批判的东西一起“速朽”。

总之，鲁迅的思想是以“立人”、建构理想人性为本的，在其设定的进化/归化模式中，接受者可以读解出其文化批评中价值观的不统一和发展变化。鲁迅的思想很深刻，但并不深奥，他敢于直面现实而又超越现实，叛逆者“归化”结局的设定不但没有削弱其小说的批判效用，反而形成了巨大的现实冲击力，彰显了封建礼教的愚顽和国民性改造的必然性。就此而言，过于强化鲁迅绝望中的抗争，或者只考虑叛逆者与他人及环境的对立，都可能导致对文本的误读和对他艺术感受的简单化理解；而从人生存中自我与他人发生关系的整体性中去认识叛逆者的“进化”、“归化”等问题，才会理解他们的生命感受和鲁迅独特的艺术匠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