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围剿”的前两个阶段中，中央红军在未取得任何实质性胜利的前提下，部队遭受重大损失，已完全陷于被动地位。1934年5月，反“围剿”进入第三个阶段中的广昌战役。
广昌乃苏区门户，占领广昌，国民党军就可以深入苏区核心根据地，直接威胁瑞金。在进攻部署上，陈诚、罗卓英以第十八军各师担任正面攻击，共动员了十几个师按扇形进行攻击。李德则还是老套路，他集中了红一军团、红三军团、红五军团、红九军团等计九个师的兵力，采取所谓“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阵地对阵地”的正规战战术，希望能够阻止第十八军进占广昌。
由于知道广昌战役关系重大，李德和博古均亲自到前线进行指挥。参战红军也表现出惊人的英勇精神，他们前赴后继，一拨接一拨地向敌军发起猛攻。在战斗中，连向以稳健著称的第十八军第十四师都被红军冲垮了一部分阵地，眨眼之间，该师师长霍揆彰的指挥所就已与红军前锋部队近在咫尺。霍揆彰急令附近的预备队进行增援，同时亲自到迫击炮阵地督战。因为迫击炮发射速度过快，一门炮还发生了炸膛事故，当场炸死十余人，足见战况之激烈。
广昌战役的交战地点是冈峦起伏的小丘陵地带，其间遍布水田耕地，没有突出的高地可资利用，因而胜败的关键，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火力的强弱。
在第五次“围剿”的前期准备中，南京政府从国外主要是德国购进了大批武器装备，用以对“围剿”部队进行补充。第十八军成为重点补充对象，每个步兵连都配备轻机枪三挺，士兵所使用的汉阳造步枪也被德造毛瑟所分批取代。南京军政部另将直辖的两个炮兵团以营或连为单位配属到“围剿”部队，这两个炮兵团所装备的德造卜福斯山炮最远射程达九千米，射击精度良好，可对红军及其阵地造成极大杀伤。
与之相反，自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来，中央红军一直打的都是消耗仗，打得多，缴获少，弹药方面主要依赖后方补给。当时中央苏区只有一个小兵工厂，所制造的弹药很不济事：手榴弹扔出去，好像“打卦”一样，不是炸不响，就是一崩两半，毫无威力；子弹都是用捡来的弹壳翻造的，弹头往往刚出枪口不远就会自己掉下来。
此消彼长的结果，使得国民党军在火力上完全占据上风，他们利用相对精良的武器和充足的弹药组成弹幕，对红军进行持续不断的打击。
在炽盛火力网的压制下，红军难有进展，最后只得以夜色为掩护退出了广昌。
广昌一役，红军的伤亡极为惨重，其中红三军团损失了四分之一，红九军团第十四师仅剩几百人，被迫撤销番号。战后仅仅在一块不到五百米的阵地正面上，纵横密布的红军尸体就达数百具之多，其中一些人还佩戴着手枪和望远镜，显见得是亲自参加冲锋而牺牲的红军中上级指挥员。
战争的结果最具说服力，“洋公孙胜”在苏区的形象和威信因此一落千丈。红三军团长彭德怀当面就批评李德完全不懂红军的作战原则：“如果不是红军高度自觉，一、三军团早就被你送掉了！”
李德听后自然十分恼火，但他已不能够再拿红军将领们怎么样了。
广昌战役后，“反围剿”进入第四个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自5月底起，十八军各师继续向广昌以南进犯，至7月，已全部进入苏区的核心根据地。
9月下旬，周恩来从设于南昌行营的情报系统中得到绝密情报，得知国民党将要发动最后总攻击。当时苏区仅存瑞金等狭小地区，面对总攻击根本就守不住，这样就只能放弃中央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也就是长征。
对李德的瞎指挥，被贬的刘伯承如同彭德怀一样愤慨和无奈。长征出发之前，他对红五军团的官兵们说：“我们这次反‘围剿’，不叫打仗，叫‘挡仗’。敌人呢，也不叫打仗，叫‘滚仗’。敌人凭着他优势的兵力、现代化的装备，像个大石滚子滚过来，我们还硬要用人去挡，当然要吃亏啰！”
转折
红五军团的主体是在宁都起义中加入红军的原西北军一部，战斗作风顽强。自离开中央苏区起，该军团便负责殿后任务，保护着所有其他部队、骡马、辎重，沿粤桂湘边境向西转移。
发现主力红军突围转移后，陈诚第十八军各师因要承担继续“清剿”的任务，所以没有参加追击，追击部队为薛岳领衔的第五军。第五军仅有两个师，实力也不是很强，但红军此时士气消沉，战术又僵化，便只能处处消极避战，像叫花子打狗一样，边打边走。
真要走得快倒也好，偏偏还走不快——红军从苏区带出来的各种“坛坛罐罐”过多，仅挑子就有三千多副，导致负担笨重，行动迟缓，加上沿途多选择山中羊肠小道行进，队伍变得更加拥挤不堪，常常一个晚上只能翻过一座山坳，而且部队弄得非常疲劳。
第五军则不然，他们全部是轻装前进，走的还是大道，行动速度非常之快。刘伯承和红五军团长董振堂纵然使尽浑身解数，要想完全摆脱追敌仍感困难。
后有追兵，前有堵截，长征途中所经过的各省也都派兵设置了封锁线。好在地方诸侯们大多出工不出力，这才使得红军成功突破了前面三道封锁线。
当红军接近第四道封锁线即湘江封锁线时，在蒋介石的严令督促下，围追堵截的国民党军开始加强攻击。红军各部伤亡惨重，第五军团作为后卫打得尤其艰苦，军团的后卫师红三十四师被阻于湘江东岸，最终全军覆灭。
从江西出发的中央红军号称十万大军，实际是八万人，过湘江之后仅剩三万余人，人员折损了一半还多。自在第五次反“围剿”中首次失利起，红军内部对最高指挥层的怀疑和不满情绪就在不断滋长，湘江战役使这种情绪达到了顶点。
跌下神坛的李德虽然还在“三人团”中，但已无法全面进行指挥，他仅能根据各部队发来的电报提出自己的意见，真正部署作战行动的人是周恩来。
中央红军刚开始决定转移时，根本没有打算像后来走的那么远，也没有说要进行长征，当时只准备与湘鄂西的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建立新的根据地。然而这时周恩来却得到重要情报：蒋介石已察觉中央红军的这一意图，并且在红军的前进方向上部署了五倍于己的堵截部队！
面对敌方张开的大口袋，李德仍建议按原计划行动，用正面直顶的战法与对方打硬仗。毛泽东则提出相反意见，力主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
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12月15日，红军攻占贵州黎平，紧接着中央召开黎平会议，正式通过了向贵州转兵的战略决策。
黎平会议是毛泽东即将复出的一个标志性信号。与此同时，刘伯承的个人命运也发生了转折，他被重新任命为红军总参谋长，并兼任中央纵队司令员。
黎平会议后，红军开始北渡乌江。当时薛岳所部正迅速向红军进行合围，为了不使后续大部队陷入背水一战的窘境，刘伯承遂亲自指挥红军在乌江上架设浮桥。
乌江是贵州第一大江，不仅江面宽阔，而且水深流急，浊浪滔滔。当红军来到江岸边时，只听得江水呼呼的吼叫声回荡于两岸的悬崖峭壁之间，令人震耳欲聋。别说架桥了，光是站在那里都会有一种惊心动魄、颠簸不宁的感觉。
见一般工兵干部都无从着手，红二师第四团（红四团）团长耿飚便奉刘伯承之命前去请教何迪宙。
何迪宙是红军学校教员，他曾在国民党军队里担任过工兵团团长，有工兵专家之称，中央苏区的不少架都是他架的。不料见到耿飚后，何迪宙也是一副束手无策的样子，他指着桌子上的一堆工兵资料说：“我已听过侦察员的报告，情况也知道。不过我查了日本、英国的资料，在流速超过每秒两米的河面上，是不能架桥的，而且我们现在什么架桥材料、设备也没有。”
耿飚一听就急了：“现在不是能不能架，而是必须架的问题……”
天堑变通途
前来协助的专家还有红一方面军总部工兵连连长王耀南，但他也和何迪宙一样犯起了愁：“连根大绳都没有，看来难度较大。”
无奈之下，耿飚只得向刘伯承进行汇报。
刘伯承考虑，如果实在不能架桥，就用船渡。可是附近的船不是被敌军烧掉了，就是已被拉到对岸隐藏起来。退一步说，就算能够收集到足够的船只，船渡较慢，会增加掩护部队的负担，弄得不好，湘江战役的惨剧便要重演。
经过再三考虑，刘伯承还是决定架桥。他指示在基层集思广益，依靠集体智慧来解决材料和技术问题。
很快，一个叫李景富的工兵排长提出建议，说可以用大量竹排渡江。李景富参军前是江西的渔民，经常在赣江里放竹排子，用鱼鹰捉鱼，他触景生情，就想出了这么一个“竹排渡江法”。
刘伯承对此很感兴趣，连声说：“好嘛！好嘛！”他让耿飚立即组织进行试验。
就在耿飚和王耀南要组织战士扎竹排的时候，又有一名战士提议说，若是把竹排都连在一起，不就可以成为浮桥了吗？
一语惊醒梦中人。耿飚当胸给了这名战士一拳，高兴地说：“太妙了！你怎么才说呀？快，一齐到现场去看看。”
耿飚和王耀南进行研究后，拿出了比“竹排渡江法”更为保险的“竹排浮桥法”。刘伯承同意这一方案，同时他让耿飚在各连进行挑选，把入伍前当过木工、篾匠、铁匠等行当的战士都挑选出来，送往工兵连加强力量。
用竹排架浮桥，第一个工序是找材料。工兵连被分成了几个专业组——没有绳子，就由参军前当过篾匠的战士编竹绳，这种用竹篾编成的绳子泡在水中，会越泡越结实，不比普通的缆绳差；没有锚，就派人到附近去征集了十几个铁匠用的大铁砧；工作量最大的还数扎竹排，每个竹排由两层组成，每层用五根毛竹，总共需要几百个竹排，算下来至少得找到几千根毛竹才对付得过去，还好当地有好几片毛竹林，足以满足需要。
工兵们将毛竹砍伐下来后，先削净上端的叉枝，接着用小钻在两端和中间各横打一个眼，然后用小竹竿将毛竹互相串联起来，并以竹绳捆紧固定，这样一个竹排就做成了。在竹排的一端，还要记得用火烤一下，使它翘起来，以减轻水流阻力。
竹排全部做好后开始架桥，其要点是要拉两根缆绳横贯两岸，以作为桥轴线并辅助作业。耿飚虽非工兵出身，但在中央苏区时曾跟人学了一手，也就是用两岸的两棵树作为轴线，中间只需拉两根竹绳相连即可。
部队架桥的时候，渡口争夺战仍在激烈进行当中。附近沿江防线上射来的炮弹直往江心里落，江面上无遮无拦，不断有人中弹落水，以至于每一节门桥上都染满了鲜血。
减少伤亡的唯一办法是加快速度，而要加快速度，就必须控制竹排向下游的漂移。这样单靠十几个大铁砧来固定桥身就不够了，耿飚指挥官兵或抬来巨石，或用竹篓把大量碎石装在一起，竹篓下再插两根尖竹，使之在沉入水底后死死拖住门桥。
随着浮桥的伸展，竹绳也不够用了，于是临时又用战士腿上的绑腿带和从附近买来的布匹救急。在最后几节竹排被撑进轴线后，一道“天堑变通途”的浮桥终于在急流中诞生了。
刘伯承闻讯前来对浮桥进行了验收，并立即用电台通知大部队按顺序过江。
当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首长来到桥边时，江对面的敌军已被赶出很远。毛泽东一边听刘伯承介绍架桥经验，一边点头称赞，他健步走出浮桥，用脚跺了几下，连声说：“真了不起，真了不起呀！”
红二师一过乌江，即由该师第六团（红六团）担任前卫，刘伯承连夜指挥该团奔向离遵义90里外的团溪镇，具体指挥攻取遵义的战役。
“打好仗”标准
1935年1月4日晨，天还没亮，红六团政委王集成就应召跨进了临时指挥部的门槛。刘伯承正在洗脸，虽然这一路上马不停蹄，但他脸上没有一丝倦意。
刘伯承问王集成：“你们打遵义有把握吗？”王集成回答得很爽快：“我们已经研究好了，没有问题。”
毛泽东转兵贵州的决策确实相当及时有效。在西南地方诸侯中，王家烈的贵州黔军最无战斗力，士兵全是身背烟枪的“双枪兵”，以至于一场仗打下来，红军缴到的烟枪居然比真枪还多。战斗中还发生过这样的笑话——有些俘虏兵跪在地上一边向红军缴枪，一边苦苦哀求：“老总，能不能把这支烟枪给我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