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将之人，有一定的职位才能有一定的作为。还是重庆保卫战，身为旅长的张斌拒绝接受刘伯承指挥，如果换个角度来看，人家这么做也确实没什么错——向来都是旅长指挥团长，哪有团长指挥旅长的？
作为特例，给个尚方宝剑，应一应紧急情况，或许可以，但在第一军中却成了常态，以至于形成了第一军打胜仗靠第二混成旅，第二混成旅打胜仗靠两个团长的怪圈。
刘慕贤是第二混成旅里仅次于刘伯承的第二号战将，其人虽然有刚愎自用的缺点，但性情憨直且作战勇猛，很得军心。按理早应擢升，但他和刘伯承一样，都是一做团长就是很多年。
好不容易熬到“讨贼军”收复重庆，熊克武首先升的也不是刘伯承、刘慕贤，而是他们的顶头上司张冲。熊克武任命张冲为第三师师长，如果张冲前去任职，刘慕贤倒有了顺势由团长升旅长的理由和条件。可是张冲从不上阵，害怕到别的部队后领不了兵，居然来了个坚不就职。
刘慕贤最后的升职希望也破灭了，他一肚子愤懑。当时军阶制度里没有准将，但刘慕贤却语中带刺地对别人说：“我是在旅长以下，团长以上，想来是官居准将。”
“讨贼军”一进重庆，刘慕贤便称病不出，并表示脱离第二混成旅。于是张冲只好直接指挥，他没有什么指挥能力，官兵们对他又不满不服，这支曾经在川战中享有“战必胜，攻必克”威名的部队也就逐渐丧失了原有的战斗力。
唯有奋斗
在刘伯承负伤休养期间，前方战事开始急转直下，熊克武统辖的各路部队战败的消息不断传到成都，其中亦包括第二混成旅。这时候熊克武又想到了刘伯承，决意促请他重回军中，为此一日数次派人登门催劝。
上次受伤后，刘伯承肯应熊克武之请出山，是对熊克武尚抱有希冀。现在他已看清了对方“用你靠前，不用靠后”的思维模式，同时也不愿意再跟那位只会坐享其成的老上司张冲合作，于是便下决心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
他已经开始选择新的人生方向，而这还要从他在成都的两位朋友谈起。
第一位朋友是吴玉章。吴玉章是老同盟会员，刘伯承初见他的时候，正作为孙中山广州政府的代表被派回四川。他们虽然岁数相差很大，但私交甚笃。在刘伯承养伤期间，吴玉章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当校长，平时常去看望刘伯承。
1923年秋，经吴玉章介绍，刘伯承又结识了一位新朋友，这就是那个足以影响他一生的人——杨闇公。
杨闇公中等身材，体格瘦弱，戴一副深度眼镜。他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说话不快不慢，但非常有力。讲到关键处，还会将上身微微向后挪动一下，然后右手稍稍抬起，就好像拉开了弓，扣紧了弦，即将满引待发的样子。紧接着，又突然挺身昂首，右手猛然伸直，仿佛利箭似的，用力往前一推。
这时候听众无不为之动容，以至于过去很多年后，有些亲身聆听过他演讲的人虽记不住内容，但杨闇公的声音笑貌、动作姿态仍历历在目。
杨闇公同时还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不仅待人和蔼可亲，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而且具有很强的社会活动和组织能力。他结识刘伯承时，回川不过数年，然而已在四川青年和左派中建立了一定的威望。一些人慕名求见，第一次见面就对杨闇公的精明能干留下了深刻印象。
中国历史上所谓的大革命时期充满着理想主义色彩，杨闇公本身就可以说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认为：“吾国近来的政治中枢已失，如要望一般幸运儿整治清平，真是俟河之清！”
“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意思是人的寿命很短，要等待黄河自己变清是不可能的。杨闇公主张作为青年人，要把“清平政治”的责任扛在肩头，奋力推动社会前进，并且坚信“处此域中，惟有奋斗，此身不死，必见光明”。
正因为时刻都有“责任重仔肩”般的意识，杨闇公在平时的交往中就注意结交民间的优秀分子，以便为今后行动储备中坚力量和骨干。刘伯承身为军人，不仅机警过人，而且勤于学习，头脑异常清晰，决非碌碌者可比，加上又有远大志向和抱负，因此立刻引起了杨闇公的好感。他不由得感叹道：“伯承确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于军人中尤其罕见。返川许久，阅人不可谓不多，天才何故如此罕出？”
杨闇公看重刘伯承，刘伯承亦为杨闇公的人格魅力和才华所吸引，两人一见如故，结为至交。从1923年下半年到1924年年初的几个月里，他们朝夕相从，每天长谈八九个小时，从古今中外的历史到政治时局，无所不包。
刘伯承比杨闇公大五岁，但他总把杨闇公当成自己的老师，虚心请教。在讨论问题时，他对当时流行的各种学说也不盲从，坚持不经深思熟虑，绝不轻率简单地表露自己的观点。
当时杨闇公和吴玉章在政治倾向上，已从国民党左派转向信奉社会主义，并在成都秘密建立了“中国青年共产党”。杨闇公有意介绍刘伯承加入自己的组织，为此曾征求刘伯承的看法。刘伯承说还没有想好，他坦率地告诉杨闇公：“（如果）见旗帜就拜倒，觉得太不对了。因为我对各派都没有十分的研究，正拟极力深研，将来始能定其方道。”
杨闇公听后不但没有不高兴，反而对刘伯承更加钦佩。当时许多学生文人不求甚解，都把社会主义当成一种时髦或个人在社会上崭露头角的工具，杨闇公认为刘伯承不跟风，不做作，对朋友能够坦承相见，“这是何等的直切，何等的真诚！比起那因情而动，随波而靡的人来高出万万倍”。
必不致老死于牖下
杨、刘确为君子之交。得知刘伯承在军中不受重用，杨闇公忍不住为他抱屈：“唉，（因为）忌才的关系，从古至今不知湮没了多少智能之士！”
尽管多次拒绝熊克武之请，但刘伯承对第一军和第二混成旅都是有感情的，眼看着部队一天天走向失败，心中也颇为不忍。在朋友的劝解下，刘伯承曾欲再找老军长但懋辛谈一谈，以便共扶危局。
杨闇公固然希望刘伯承能加入自己的组织，可是在刘伯承尚未想通的情况下，他同样愿意自己的好朋友先尽展其才，所以也竭力鼓动他去找但懋辛。
未料但懋辛比熊克武还不如。熊克武虽然顺利时不肯对刘伯承委以重任，然而一旦时势危急，他却还知道刘伯承的重要性，乃至不惜以爵禄相诱。但懋辛则是懵懵懂懂，好像没有了刘伯承等良将，他自己还照样能玩得转一样。
刘伯承屡访但懋辛不得，对重回第一军完全绝望。这时第一军所面临的形势越来越糟糕，刘伯承过去的老同学张仲铭深知成都一旦失守，杨森决不会容许刘伯承留在成都，于是便邀请和安排刘伯承去自己在川南犍为的老家养伤。
临别时，杨闇公一直将刘伯承送出成都南门外，又在柏树森森的武侯祠交谈了一会儿，两人才依依惜别。
刘伯承不得不远走犍为的遭遇令杨闇公为之扼腕，他直言熊克武、但懋辛之辈“目小如豆，乌足与谈天下大事”。
在杨闇公看来，熊、但能在以往的川战中暂时占到上风，不过是机会较好罢了。他预言：“我看这些幸运儿用不了许久的时间，连立锥的地方都会没有的。”
杨闇公虽长于社会活动，然而友人之中，能被他用“有才识而抱大志者”冠名的不过四五人而已，刘伯承即在其列。他深信，以刘伯承之才识，必不致老死于牖下，若假以时日，两人也一定可以在同一条道路上前行。
尽管刘伯承仍未承诺加入“中国青年共产党”，但杨闇公却早就将其引为自己的同志。他在日记中写道：“此后，拟设法使其（指刘伯承）从本方向走。若能达到目的，又多一臂助。”
刘伯承出走犍为后，第一军即在内忧外患中一败涂地。杨森攻占成都，派人接收了由吴玉章任校长的成都高等师范学校。五一劳动节到来之前，吴玉章筹划举办“五一”纪念会，有人就到杨森那里告状，说“五一”纪念会是吴玉章的“阴谋”，为的是组织工人、农民和学生推翻他杨森。
杨森一听这还了得，立刻在成都市内实行戒严，同时扬言要捉拿吴玉章。吴玉章在成都站不住脚，便决定邀刘伯承一同到外地进行考察。
在犍为养伤期间，刘伯承的心情其实非常抑郁和低落。他少年时的朋友谢南臣寄书问候，信中说有一诗相赠，但是附有赠诗的那页纸却漏寄了。刘伯承有感而发，遂写诗一首，诗的上半部是：“园林春色满，仕女踏青时。独恐名花落，匡扶不上枝。”
刘伯承所居的犍为五通桥风景优美，尤其是落花时节，更是春色满园，往来游客络绎不绝。可是人有什么样的心境，眼里就会有什么样的风景，刘伯承在繁花中所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第一军这朵曾寄予他人生奋斗理想的“名花”每况愈下，直至一蹶不振，到了最后，真的连立锥之地都没有了，这是怎样一种凄凉。
吴玉章的看望和邀请，让他重新振作起来。他意识到，过去的已经过去，他必须有勇气探索新路，迎接未来。正好经过调养，腿伤也好了大半，于是他便欣然和吴玉章结伴离川。
他们首先去了上海。在那里，他们才得知，原来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就成立了，早于“中国青年共产党”好几年。
之后，刘伯承又随吴玉章去了北京、上海、广州，对中共的成立经过和活动情况进行了详细了解，在此过程中，慢慢开始确定自己的“方道”。
优人之后
刘氏家谱记载，秦末汉初，刘家有兄弟四人：刘伯、刘仲、刘季、刘交。老二刘仲干农活是一把好手，而老三刘季却从不喜欢下地干活，为此常遭父亲的训斥。不料刘季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日后竟然取得天下，成了开创盛世的一代君主。
刘季就是汉高祖刘邦。他在一次为父亲祝寿时开玩笑说：“您过去总认为我是个无赖小子，不能治产业，不如哥哥刘仲。可是您再看看现在我和哥哥到底谁创下的基业大呢？”
殿下群臣听到后皆呼万岁，刘邦大笑为乐。
作为皇帝的哥哥，刘仲被封为诸侯王。有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到了清代，刘仲的后代逐渐败落，其中有一个叫刘政富的人举家迁至较为偏僻的四川开县，靠开荒种田和打铁过日子。
刘政富在家排行第四，人称“刘四铁匠”。他手艺高超，但能接到的打铁活并不固定，活儿多的时候，家里日子还能过得去，一旦活少了，就难以糊口。好在刘铁匠心灵手巧，从小就喜欢吹拉弹唱。知道他会吹唢呐，远近邻居一有红白喜事，就来请他当吹鼓手。开始是纯粹帮忙，以后别人总要给点谢礼，赶上家里揭不开锅的时候，这也就成了家里一项不可或缺的副业。
刘政富有六个儿子，因为家里穷，前面五个都没读过书，长大后也都做了农民。有一年，其中一个兄弟错把早稻种子当成一般稻种给种上了，那一年正遇上大涝，刘家的稻子早早就收割了，未遭到水淹，而别人家的稻子却都淹死了。
水退之后，刘家稻田的余根又长了一茬，这使他们难得地有了一点余粮。又碰上米价好，在把余粮卖掉之后，日子便稍稍富裕了一点，买了十几石谷的土地。
刘政富很高兴，说：“这是天无绝人之路哇，也许刘家还能再兴旺起来！”于是他就破例送最小的儿子刘文炳读书，指望刘家以后能借此有个出头之日。
刘文炳读了十几年书，成年后在附近私塾教书为业。这个刘文炳就是刘伯承的父亲。
刘伯承四五岁时，祖父刘政富去世。刘文炳同几个兄弟分了家，靠教私塾和分得的土地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尽管家境很不宽裕，但刘文炳还是像当年自己父亲所做和所希望的那样，把刘伯承送进了私塾。
刘伯承读了一年多的私塾后，赶上开县举行科举考试，父子便同去县城参加应试。两人都通过了预考，按照他们的考卷情况，到正式考试时，都很有把握考个秀才。
可是好事多磨，有人看他们预考成绩不错，便心怀忌妒，暗中告了父子二人一状，说他们是“优人之后”。
在旧时代的社会阶层划分里，吹鼓手这一行当同剃头匠、修脚匠、优伶、娼妓是一类，属于“下九流”的“优人”，其本人和后两代子孙都没有资格参加科考，第四代以后才能参加。因为刘伯承的爷爷刘政富当过吹鼓手，刘家就由皇族之后成了优人之后，刘文炳、刘伯承父子正在不能参加科考之列。
按照科举考试制度的规定，考生在参加考试前，除填写自己的姓名、籍贯和年龄外，还要填写上至祖父一辈的三代履历，也就是俗称的查三代。如果考生隐瞒出身，一经查出，不但要革除功名，还要将保人和主考官一同问罪。
刘氏父子报名时填写的三代履历是“农民”。主考官接到状纸后大惊失色，不由分说便将父子两人逐出了考场。
不但如此，开县衙门里还要继续追查，逼得刘文炳四处借钱，找人到衙门说情，才算了结了官司。告状的人也趁此机会公开跳出来，对刘家奚落了一番。
被逐出考场这件事，对刘家父子而言都是如晴天霹雳一般的打击。刘伯承当时只有十一岁，其心灵深处所受到的创伤更是不言而喻。成年后的他性格温和，极少动怒，但只要一提起这件往事便愤怒倍加。
在旧时代，科举几乎是下层人士实现人生理想和抱负的唯一途径。当这条阶梯被粗暴截断，人们便只能重新寻找新的道路和方向。刘伯承后来叙述这件幼年的大事件时说，他对此既充满愤怒，但同时也认为对自己是一个最好的学习和启示：既然旧时代不给穷人以机会，那穷人也就不要给它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