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分(5)

终于，贝索“把儿子还给了她”。但是，贝索依然经常“闯进学校，醉醺醺地把索索带走”。于是，索索只好穿上凯可兄弟的衣服，偷偷溜进学校。当贝索找上门来时，“所有人都会帮他躲起来，告诉愤怒的贝索，索索没有来上课”。

和政治家斯大林一样，学生斯大林也是一个矛盾的结合体。伊利马什维利总结道：“索索·朱加什维利是最优秀的学生，可也是最淘气的学生。”少年斯大林业已战胜了很多厄运。然而，就当他开始在校园里茁壮成长时，命运又扼住了他的喉咙，企图将他毁灭。

4.一场哥里的绞刑

1890年1月6日，主显节过后不久，在唱歌老师果戈兹利泽的带领下，唱诗班走出教堂，前去为驻扎哥里的俄国部队唱赞美诗。就在这个时候——果戈兹利泽回忆道——“没人看到一辆失控的马车”径直冲入了人群。其时，12岁的斯大林正在过马路。“马车撞在了他身上，一根杆子击中了他的面部，他倒在地上，（轮子）碾过了他的双腿。人群聚拢在他周围，他已经失去意识，我们赶紧把他抬走了。”马车夫被逮捕了，后来被判入狱一个月。凯可再一次看到她儿子血污满面地回到了家。他醒了过来，安慰绝望的母亲道：“不要担心，妈妈。我没事，我不会死的。”

可事实上，他受了重伤。他被送去首都第比利斯，并因此辍学长达几个月。他的腿由此落下了残疾。多年之后在神学院里，他曾抱怨过“隐隐作痛的双腿”。而即便双腿不再痛了，他也不能像正常人一样走路了。

他总是一瘸一拐的，这又为他赢得了另一个绰号。在此之前，他已经有个绰号“长痘疮者”（“乔普拉”），现在，人们叫他“跛腿者”（“格扎”）。

他比以前更渴望展现自己的力量，而对困难的克服令他信心倍增。

这起事故也带来了贝索的报复——凯可不得不通知他儿子受伤了，而鞋匠也来到第比利斯的医院看望索索。可是，贝索依然试图将自己的意愿强加在这个不听话的家庭之上。索索刚刚恢复，贝索便绑架了他，并给他在自己的单位阿德尔汉诺夫鞋厂报了名，让他去做学徒。

“你想让我儿子成为主教？除非我死了，不然他就不可能接受教育！”贝索对凯可大吼，“我是个鞋匠，所以我儿子也会成为一个鞋匠。”

阿德尔汉诺夫鞋厂有80个强壮的苦力工人。贝索和他的儿子与他们一起没日没夜地工作着，却只能领到低廉的工资。他们的工作环境相当恶劣：被水淹了的地窖、悬在头顶上的晦暗的煤气灯，还有令人作呕的制革的味道。即便是沙俄当局，也为阿德尔汉诺夫鞋厂这座阴暗的四方形工厂里的童工担心。索索和父亲一起住在阿弗拉巴尔的工人阶级社区，从那里到工厂步行即可。每天，索索都会在上班的路上经过一座桥，米特凯城堡监狱就在附近。上班的时候，索索得把鞋子从工厂运到离埃里温广场不远的仓库。讽刺的是，虽然此后斯大林将其一生都献给了无产阶级，但除却在他父亲位于哥里的作坊短期工作过外，在鞋厂的这段时间是他唯一的工人经历。如果贝索成功把儿子改造了的话，这个世界上将不会有斯大林，因为他将是一个文盲。斯大林之所以会取得最大的政治成功，是因为他把街头暴力和古典教育不可思议地融合在了一起。

“所有学生都想念索索，”唱歌老师说，“可是，最思念他的还是凯可。”这位可敬而又美丽的母亲再一次行动起来，找到了她的同盟。她和学校的老师、恰尔克维阿尼神父以及叶格纳塔什维利一起赶到第比利斯，他们所有人都试图说服贝索放过索索。这件事情甚至传到了格鲁吉亚东正教大主教的耳朵里，主教愿意为索索提供一个第比利斯的教堂唱诗班职位。凯可的心意已决。贝索出离愤怒。他们问起索索本人的意见。

他说，他想回哥里的教会学校学习。于是，神父们把孩子还给了凯可。

贝索发誓不会再给这个家庭一分钱，并且再也不会理他们了。

凯可说：“时光荏苒，我再也没见到过贝索，我不知道他是死是活。令我高兴的是，即便是没有他，我也把这个家养活了。”不过，贝索还会再次归来。他会最后一次试图毁坏斯大林的生命——直至彻底消失。

回到学校后的斯大林依然是（用他母亲骄傲的话来说）“优等生”。

没有贝索的资助，凯可很难付清学费。她比以前更加辛勤地工作，把身边认识的人的活儿都揽了下来，接着又去找新的。她开始为瓦西里·别利亚耶夫——为人正派的学校董事会主席——做清洁工和洗衣工，得到一个月10卢布的工资。叶格纳塔什维利和达夫里舍维作出的贡献更多。

在别利亚耶夫主席、凯可的庇护者，以及敬爱的唱歌老师的推动下，学校不但让索索重新入学，还给他颁发了3卢布30戈比的奖学金。

事故造成的创伤、贝索对他的绑架，以及工厂严酷的生存环境已经让索索身心俱疲。回到哥里后不久，他就得了严重的肺炎。他的唱歌老师说，他母亲“又一次几乎要失去他，可他还是挺了过来”。这次，学校把奖学金翻了个倍，给了索索7卢布。总是以索索为傲的凯可回忆说，即便是在他因病发着烧的时候，他还会发着呓语：“妈妈，让我回学校，不然的话，伊卢里泽老师会给我低分的……”

那一整年里，斯大林历经了一场又一场的危难。终于，他恢复了，重新活力四射地回到了学校。不过，他也变得更加叛逆了。“他几乎每天都会受罚。”伊利马什维利——他俩是唱诗班三人组的成员——回忆说。索索组织了一场针对遭人憎恨的督察布特尔斯基的抗议行动，而此次行动几乎演变成一起暴动——“这是索索组织的第一场革命。”

由于经济拮据，索索的母亲不得不搬进苏贝尔纳亚街上的一个烂屋子。据伊利马什维利回忆，这座房子“又老又旧，还很脏”，它的屋顶漏风漏雨。“房间里的灯光永远暗淡。屋里散发着霉味，混杂着雨水、潮湿衣物和厨房的味道，没人能逃脱。”不过，斯大林可以。他终于有更多理由和他的团伙一起在街头和哥里瓦里山上厮混了。

他依然是唱诗班里最优秀的歌手，但也开始关注穷人的困境并质疑自己的信仰。他和三位神父的孩子成为了密友。他们是拉多·克茨霍韦利和瓦诺·克茨霍韦利（两人会对他的未来造成至关重要的影响），以及和斯大林一样跛腿的米哈伊尔·达维塔什维利[23]。在此后不久，克茨霍韦利一家中的哥哥拉多进入了第比利斯神学院。他告诉索索，他曾在那里指导了一场起义，而他因此被开除了。这些新朋友和他们带来的书为斯大林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不过，他依然梦想成为神父，帮助穷人。

然而，他终于第一次接触到了政治。在拉多·克茨霍韦利富有魅力的号召下，索索宣称要成为一个改变穷人境遇的本地官员。

他读了很多书。如果发现同学手里有他想读的书，他就会把它偷走带回家。13岁那年，拉多·克茨霍韦利把索索带到了哥里的一家小书店里。他花了5戈比办了一张借书卡，然后借了一本书。那本书很有可能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他被它吸引了，彻夜长读，忘记了睡觉。

“是时候睡觉了，”凯可说，“快睡——马上就要天亮了。”

“妈妈，我太爱这本书了，我必须把它读完……”随着斯大林读的书越来越多，他的信仰渐渐动摇了。

有一天，索索和他的朋友们——包括格里沙·格鲁吉泽——躺在草坪上聊天。他们聊起了富人和穷人之间的不公平。索索突然说出了一段话，这让他的朋友们着实吃了一惊。他说：“上帝是不公平的，他甚至根本不存在。我们都被骗了。如果上帝真的存在，他肯定会让这个世界更加公平。”

“索索！你怎么可以说这样的话？”格里沙惊呼道。

“我借你看本书，你就知道了。”索索把《物种起源》递给了格里沙。

索索对谋求公正的渴望、对绿林英雄的崇拜，以及重新燃起的格鲁吉亚民族主义融合在了一起。他喜欢格鲁吉亚民族主义者拉斐尔·叶里斯塔维的诗，并能背诵他的杰作《克黑苏的祖国》。“那首诗棒极了。”

晚年的斯大林曾说。学生们开始自己学写浪漫主义的诗歌。他们会围绕在斯大林的周围，热烈地讨论着各种被禁忌的理念和作品。

就在这个时候，斯大林坠入了爱河。对于这个年龄段的男孩而言，爱情的降临很正常，可是，他的官方传记从来没有提及过此事。他爱上的是恰尔克维阿尼神父的女儿——他们家住的房子正是从恰尔克维阿尼神父那里租的。“他是在拉丁语初级班里爱上恰尔克维阿尼家的姑娘的，”乔治·伊利沙贝达什维利回忆说，“他把这件事告诉我，并嘲笑自己已经被爱情冲昏了头脑。”当她上俄语课时，“我经常假装路过，并加入到课堂中去。”50年后，斯大林回忆道，“有一次，她回答不上问题，我帮助了她……”我们无从知晓恰尔克维阿尼家的姑娘是否也爱斯大林，但可以确定的是，两人在他们儿时便已很亲密。据女孩的哥哥科捷说：“他和我妹妹争洋娃娃玩。他把她弄哭了，但是，过了一会儿，他们又和好了，像一对真正的朋友那样坐在一起看书……”

1892年2月13日是斯大林终生难忘的一天。在教会学校老师的带领下，学生们前去参观“19世纪晚期哥里最引人注目的场合”。老师们希望这个恐怖的场景会让“男孩们心怀敬畏和恐惧”——这是一场绞刑。

这是一个阳光灿烂的冬日。山脚下的库拉河畔，三座绞刑架树立了起来。很多哥里人前来围观，其中穿着制服的教会学生格外显眼。然而，等到他们真的见证这一幕时，他们都被“吓坏了”。

被行刑者先前偷了一头牛，继而又在被追捕的过程中杀了一名警察。可是，男孩们了解到，三个死囚只是“被地主压榨的农民，他们再也无法忍受，于是逃进了森林”，以小偷小盗为生。他们只会偷当地地主的东西，还会帮助其他农民。斯大林和彼得·卡帕纳泽都不明白，既然神父们都以十诫教诲他们“汝不能杀戮”，这些人又为何要惨遭绞刑。

他们看到一个神父拿着巨大的十字架站在绞刑架边，他们更加错愕了。

男孩们都颇为吃惊。“索索·朱加什维利和我，以及其他四个学生爬上了一棵树，从那里远眺令人恐怖的场景。”格里高利·拉兹马泽回忆道。（不过，警长达夫里舍维禁止他儿子参加。）人群中还有另一个观众，此人将在之后成为斯大林的朋友并被斯大林提拔，那便是马克西姆·高尔基。当时，高尔基还只是一个记者，之后却成为了苏俄最为著名的作家。

哥里人同情这三位勇敢的高加索好汉——他们中两人是奥塞梯人，另一个则是伊美利田人。沙俄当局为了展示自己对当地的统治而对他们处以极刑，可年轻的达夫里舍维则称他们为“神圣的烈士”。人群开始不安起来，两队俄国士兵把广场牢牢围住。鼓点敲响。“穿着制服的官员们在绞刑架周围滞留不去，”高尔基在他的文章中写道，“他们神情严肃、阴沉，对人们充满敌意。”他们有理由感到紧张。

三个戴着脚镣的死囚走上绞刑架。其中一个和另外两位分开了——他被赦免了。神父为两位即将接受绞刑的死囚祈祷：其一接受了，另一位则拒绝接受。两人都想喝口水，抽上一支烟。桑德罗·库布卢里沉默不语，而塔托·亚奥什维利——英俊而又强壮的“匪帮领袖”——冲着观众大笑，甚至无畏地和他们开起了玩笑。高尔基写道，他靠在“绞刑架的栏杆上，和那些来看行刑的人们聊起了天”。人群向穿着一身红衣的蒙面绞刑吏丢石头，而后者则把死囚送上高脚凳，收紧了套在他们脖子上的绳索。桑德罗捏了捏自己的胡子，自己调整了一下套索。时间终于到了。

绞刑吏踢掉了高脚凳。正如很多在沙皇当局镇压过程中所发生的事情一样，对绞刑的执行颇为拙劣：桑德罗的绳索断掉了。围观的人都倒抽了一口气。红衣绞刑吏再次把他送上高脚凳，把一条新绳索套在他脖子上。终于，他死了。对塔托的行刑也进行得颇不顺利。

村民和学生们四散而去。斯大林和他的同学讨论，这些被执行死刑的人，他们的灵魂到底何去何从呢？他们会进地狱吗？斯大林安慰同学们道：“不会的。他们已经被处以极刑了，如果他们再遭惩罚，那将是不公平的。”男孩们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后世的传记作者经常描写这场绞刑，说它刺激了斯大林，让他日后成为了一个“杀人犯”。可是，我们所能知的仅仅是，包括斯大林在内的男孩们同情这些格鲁吉亚法外之徒，也憎恨压迫他们的俄国人。如果一定要下结论的话，与其说目睹绞刑让斯大林成为了一个“杀人犯”，还不如说让他成为了一个叛逆者。

终于，索索是时候要离开哥里了——他很快就要从教会学校毕业。

黎明时分，凯可经常会坐在他的床头，充满爱意地端详这个还在睡梦中的聪明的孩子。“我的索索长大了。”她说。但他们依然有很多时间在一起相处。“我们几乎没有分开过。他总是在我身边。即便当他生病时，他也会在我身边读书。他唯一会离开我的娱乐活动是沿着河去爬哥里瓦里山。”

然而，凯可意识到，如果想让索索实现她的梦想，必须放他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