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论》导读

晏智杰

一年多前，在商定出版亚当·斯密《国富论》的精粹版时，我曾答应写一篇导读。现在，章莉女士的新译作即将问世，这篇导读也该交卷了。但真要动起笔来，心中又不免有几分忐忑，主要是因为《国富论》这本书非同寻常，其内涵博大精深，虽经多年研读有所领会，也不敢说做到了完全和准确地把握。但答应的事情不能不做，于是只好放胆执笔“导读”了。我想的是，同读者一起研读，相互切磋，不当之处还请读者不吝指正。

亚当·斯密（1723—1790）是十八世纪中期英国最负盛名的政治经济学家和伦理学家，他一生研究的学问涉及天文学、纯文学、修辞学、哲学、伦理学、政治学、法学和政治经济学等。但在生命即将终结之时，这位伟大的社会科学家和先进思想家，本着他始终坚持的严谨求实、认真负责的精神，坚持要友人将其所有尚未完成和出版的文稿统统付之一炬，以至于后人所能看到的他的专著只有两本：一本是1759年问世的《道德情操论》，另一本便是1776年初版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斯密在这两本书上花费了毕生的精力，而在《道德情操论》上下的功夫似乎更大，先后修订了六版，《国富论》则修订了五版。

《道德情操论》使斯密以伦理学家一举成名，而《国富论》则奠定了他作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基人的崇高地位和名望。《国富论》问世当年便出版了德文译本，随后几年出版了丹麦文、法文、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等各种译本，1789年又首次在美国出版。该书初版发行前并没有得到评论方面的帮助，但半年就卖光了，这比出版商预料的要好得多。斯密的挚友、著名哲学家大卫·休谟说：“真了不起！好极了！亲爱的斯密先生，我对您的著作非常满意。细细读完，我如释重负……现在我只是对一点还感到不安，即这本书需要人们聚精会神地去读才能读进去，而目前很少有人能坐下来专心读书，因而该书最初也许不会受到非常热烈的欢迎。但我相信，该书所包含的丰富而深刻的思想、敏锐的观察，以及大量令人感兴趣的新奇实例，终究会引起人们对它的注意。”事实证明，休谟所言不虚。

几年之后，在英国国会议员的辩论中该书被公开引用，而在此之前，它已经对英国当时的预算法案和自由贸易法案产生了影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威廉·皮特（1759—1806）首相就曾深入研究过斯密的著作，并成了斯密最忠实的信徒。他采纳斯密学说，减轻关税，按照自由贸易原则同法国签订通商条约，还根据《国富论》的精神进行了种种改革。人们认识到，斯密的这本书为自由竞争经济制度和政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而在此后的一百多年间，《国富论》的基本理论和政策主张，确实构成了西方国家主流经济学的基础，直到1929年至1933年爆发资本主义世界性经济危机。这次空前严重的危机宣告了完全自由竞争制度的终结，也宣告了斯密学说的支配地位的终结，取而代之的是国家干预主义新时代，以及作为其经济学基础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然而，即使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富论》仍然不失其永恒的历史价值和现实的借鉴意义，人们仍将《国富论》奉为市场经济的经典，认为它所阐述的市场经济机制的基本原理在一定条件下仍然有效，只是不再把它看作适用于任何场合的普遍原理罢了。

事实上，在国外媒体历来举办的各种有关“影响人类进程的若干著作”的调查中，《国富论》总是赫然在列，从未缺位。《国富论》仍然是西方国家广泛流行的经济学经典著作，在民众中拥有极高的普及率。为庆祝《国富论》问世二百周年，英、美等国经济学界在1976年举办了规模宏大的科学研讨会，发表了为数众多的学术论文，其中不乏新的研究成果。亚当·斯密的母校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出版社还集数年之功，倾力推出了六卷本的《亚当·斯密著作通信集》，其中包括：《道德情操论》、《国富论》、《哲学论集》、《修辞学和纯文学讲义》、《法学讲义》和《亚当·斯密通信集》，外加一本《亚当·斯密论集》和一本新的《亚当·斯密传》。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学界当年也举办了纪念学术研讨会，学者们提交的论文后来汇集成册出版，题为《亚当·斯密和现代政治经济学》。

《国富论》与中国素有不解之缘。斯密著书立说之时，正值中国清朝乾隆盛世后期，斯密在书中对中国悠久的历史和农耕社会的现实发表过不少评论，反映了这位身处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时代的智者，对一个尚处于发达阶段的中华封建帝国的独到之见。然而，历史发展阶段和国情的差异，致使《国富论》被译介到作者曾关注的中国还要等待百年之久，而成此伟业的是我国近代启蒙思想家、著名翻译家严复，他的《国富论》中译本以《原富》为名于1902年问世。应该说，这是一件大事，但时代条件的限制又注定了它的影响必然十分有限。进入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随着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播，深入研究作为马克思主义来源之一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成为时代之需，于是出现了《国富论》的新译本，承担此项历史性重任的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研究家王亚南和郭大力。他们的中译本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还经过修订重新出版，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是国内读者能够看到的唯一中文全译本，实在功不可没。

《国富论》在中国真正为公众所知，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的“普及”，是最近三十多年来的事。改革开放事业的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模式的确立，激发了公众对《国富论》的强烈关注。人们不再满足于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源的角度对它加以研究，而是希求从中汲取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和思想营养。这种时代的变迁和发展，大大推动了《国富论》的译介工作，涌现了各种形式和篇幅的中译本。章莉女士的这个节选本就是一种新的尝试，从篇幅巨大的原著中，选取足以反映或涵盖其基本框架、基本思路或基本观点的章节，无疑有助于读者在较短时间内准确地理解和把握该书的基本精神和论点。

 

《国富论》是时代的产儿。十八世纪中叶的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有了长足发展。

首先，农业资本主义关系在延续三个世纪之久的圈地运动中逐渐形成。圈地运动的主要内容和实质是，各地领主以暴力和欺诈等手段强占农民的公有地以至份地，改为他们私有的大农场或大牧场，以应大量生产和出口羊毛及其制品之需，史称“羊吃人”。它使大批农民丧失土地，沦为雇工或流浪汉。到斯密时代，英国的独立小农已经基本消失，在大地主土地所有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资本主义大租佃农场逐渐发展起来，农业已经转入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经营的轨道。

其次，随着封建行会手工业的逐渐分化瓦解，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已经成为手工业生产的主要形式。通过雇工进行的相当大规模的毛纺织业，遍布英国西部、北部和东部各个地区，其雇工人数和产品占出口额的比重均达到空前规模。此外，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场手工业还遍及制盐、冶金、棉织、啤酒、丝绸等部门。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和市场需求的增长，促进了新技术的发明和生产方法的改进，使纺织品、煤、铁和农业品等产量大幅度提高。生产发展又促进了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英国资本主义工业步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期，处于产业革命的前夜。

与此同时，英国的殖民掠夺和海外扩张也达到了空前的规模。以东印度公司为代表的拥有特权的垄断贸易公司，从海外攫取了巨额财富和利润，为资本主义产业的大发展提供了丰厚的资本。十七世纪中叶以后，英国通过同葡萄牙等国的战争，夺取了大量殖民地，建立了海上霸权。进入十八世纪之后，英国进一步加紧了海外扩张和殖民掠夺的步伐。通过1740年至1748年和1756年至1763年的战争，英国先后夺取了原属法国和西班牙的大片殖民地（包括加拿大的全部，从路易斯安那到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全部领土，还有佛罗里达），最终使英国成为世界上头号殖民强国，开始了英国称霸世界的时期。

最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迅速发展，使英国社会阶级关系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农民和封建贵族急剧分化，新兴资产阶级迅速崛起，形成了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三大基本阶级。新兴资产阶级和土地贵族的矛盾居于主导地位，而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还处在幕后。十七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同封建贵族势力妥协而告终。因而，在革命暴风雨基本结束后，封建大地主和金融贵族的代表仍然在议会里占有重要地位，他们和新兴资产阶级在新形势下继续进行着较量。政治斗争主要围绕着选举法展开，势力不断上升的资产阶级，要求在议会中增加自己的名额；经济斗争的焦点，则集中在要求废除或修改仍然妨碍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法令和制度，诸如谷物法、行会制度、税收制度、货币制度等。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成长起来的，它是新生的处于上升阶段的资本主义时代的产儿，又反过来极大地影响和促进了这个时代的发展。在亚当·斯密以前，在英国和法国已经先后涌现出一批卓越的经济思想家或著作家，包括被誉为政治经济学之父的威廉·配第、法国重农主义学派首领魁奈和伟大代表杜尔哥；而创作了堪称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基之作《国富论》的亚当·斯密，则是他们中间最杰出的代表。他们的经济学说的历史使命，就是批判封建主义（包括为封建皇权服务的重商主义），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制度鸣锣开道。

亚当·斯密似乎具备了担当这一历史重任的全部条件。他身处苏格兰当时的产业重镇，亲眼目睹了工场手工业的巨大优势，又继承并发展了前人和同时代人的先进思想，在历经多年潜心创作并几经修改之后，终于在1776年向世人推出了《国富论》这部鸿篇巨著。他此前的全部经历和知识经验的积累，包括在格拉斯哥大学教授道德哲学，并在该校任教期间发表《道德情操论》，以及此后作为年轻的巴克莱公爵的私人教师赴法国游历和研修，还有他在天文学、修辞学和纯文学及法学等领域的广泛涉猎和深入研究，事实上都为《国富论》这部划时代巨著的问世准备了条件。

阅读《国富论》首先要了解斯密关于政治经济学的性质和功能的观点，并准确把握其主题、核心思想和基本要求。过去很长一段时期，我国学术界习惯于从价值论和分配论的角度来解析《国富论》，为的是说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斯密理论的批判和继承关系。于是，斯密学说中的价值论和分配论就成为人们关注和研究的重点，而这些理论似乎也就被看作斯密学说的主题。其实不然。不是说斯密学说中没有价值论和分配论，也不是说这些理论在他的学说体系中不重要；只是应当明确指出，《国富论》的主题另有所指，而价值论和分配论则都是为论证和阐述这个主题服务的。

亚当·斯密说：“被看作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门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提出两个不同的目标：第一，给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计，或者更确切地说，使人民能给自己提供这样的收入或生计；第二，给国家或社会提供充足的收入，使公务得以进行。总之，其目的在于富国裕民。”于是，《国富论》的主题被确定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即如何发展社会经济，增加国民财富，并使民众富裕。为此，斯密一方面探讨了发展生产、积累和使用资本，以及“自然而然的”收入分配的理论或法则；另一方面，在对重商主义制度进行系统批判的同时，提出了建立一种“最明白、最简单的自然自由制度”的主张。在这种制度下，“每一个人，在不违反正义的法律时，都应听其完全自由，让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劳动及资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阶级相竞争。”这就是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体系，其基本社会诉求是：反对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垄断、专制和干预，要求尊重和保护私有财产，施行自由经营、自由竞争和自由贸易制度和政策。这个主题、核心思想和基本要求，贯穿于《国富论》的始终。这里需要提醒的是，在阅读《国富论》时，不要只注意斯密的经济学理论，而忽视了关于经济制度改革的内容。事实上，这二者在斯密学说体系中是相辅相成的一个整体。

《国富论》全书由一篇序言和五篇正文构成。篇幅不长的序言是一个纲要，说明了全书的宗旨、基本框架和核心论点。前两篇系统阐述了国民财富生产和分配的基本原理，这是全书的核心和重点。其中第一篇研究“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原因”，以及“劳动产品在不同社会阶级间分配的自然秩序”。前者说明分工协作如何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后者阐述了商品交换法则，即“原始未开化时期”的按劳动交换商品的法则，以及在“土地私有和资本积累条件下”按照三种收入（工资、利润和地租）交换商品的法则。第二篇研究储备的性质、积累及其使用，强调指出了资本积累与合理利用即生产性使用资本的重要性。第三篇是对近代欧洲各国经济发展历史经验和教训的考察和总结，集中于产业结构和优先次序问题。这是对前两篇建立的理论原理的证实，也是对它的充实和发挥，可以说这是最早的经济发展史。第四篇是对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的批评，重点是重商主义。这实际上是经济学说史的雏形。第五篇研究公共财政，斯密提出了一系列旨在保护和增进国民财富的财政和税收原理，不妨认为这是财政学的一个起点。很显然，“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马克思语）

关于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以及经济自由主义的优越性，斯密的阐述和论证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基于工场手工业的现实，斯密正确地指出，扩大和深化劳动分工，以及增加资本积累并生产性地加以使用，是增加国民财富的两大基本条件和途径。国民财富不是指货币，而是指各种能够用来满足人们需求的物质产品，包括各种生活便利品和必需品，货币只被视为一种交换媒介和工具。不用说，相对于重商主义的信条来说，斯密的这些观点具有革命的意义。重商主义将金银货币视为财富的主要形式，将对外顺差贸易视为致富之基本途径；这种观点对于反映新兴产业资本利益的古典经济学来说已经过时。斯密将目光转向生产领域，强调生产要素即劳动和资本的重要性，适时地反映了这种观念的转折和进步。斯密指出，生产高效率来源于细密的劳动分工和不断增加的资本积累。他考察了工场手工业分工之所以能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理由，指出了生产和市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论证了资本积累的作用、条件和使用方法等。看得出，斯密专注于增加商品生产和供给，而市场需求的扩大在斯密心目中是不成问题的，他完全没有意识到市场需求还会有受到限制的一天，更没有想到将来还会发生生产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这当然是时代条件使然，不能苛求于斯密。

第二，商品交换的必然性和公平性。斯密认为，商品交换的必然性根植于人性之中，而其公平性则基于交换的等价性。斯密认为，人的本性是利己的（指的是人生来有其生存权和发展权，有其自身的不容别人侵犯的合法权益，并非自私自利或损人利己），但在分工条件下，要利己必得利他，也就是通过商品交换为别人或社会提供有益的商品或服务。市场交换的自然法则是等价交换，而等价交换的依据是两类：在“原始未开化条件下”是生产商品所花费的“辛苦和麻烦”，这包含了后来发展起来的劳动价值论的萌芽；在“土地私有和资本积累条件下”是三种收入，即工资、利润和地租，理由是，在这种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下，生产出来并实现了适当交换的商品的全部价值，不再仅仅归劳动者所有，而是必须从中“扣除掉”地租和利润。这就是所谓的三种收入价值论。这种以商品价值分割的结果来说明价值决定的观点，不久就受到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马克思语）的批评校正。值得注意的是，斯密虽然肯定了商品交换的等价原则，但他同时又指出，在第二种条件下，土地地租是对劳动产品的第一扣除，资本利润是第二扣除。换句话说，斯密看到了公平交换外衣下包藏着实际的不平等。

第三，“看不见的手”的作用。斯密指出，人人都追求自身的利益，但是由于利己必得利他，加之竞争会驱使每个人将其生产或服务尽可能地做到最好，其结果必然得到有利于全社会的结果，好像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支配着每个人的思想和行为。斯密说：“确实，他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的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只是盘算他自己的安全……在这种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并不是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够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依据这种思想，斯密大力倡导经济自由主义，严厉批判了重商主义的各种举措，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反对国家阻碍个人自由经营和自由贸易。

第四，当然，斯密不是无政府主义者，相反，他认为国家是必要的，而且有其必不可少的职责，包括国防、治安、交通、维护市场秩序等等公众需要而私人不能做、不愿做或做不好的事。总之，国家或政府应是一个“守夜人”，而不应是经济生活的主宰。另一方面，国家履行自己的职责需要财政的支持，甚至维护君主的尊严和地位也不能没有花销，因而建立一定的税收制度是必要的。不过，他强调税收制度应当本着公平、确定、便利以及廉洁和经济等四项原则，并详尽论述了各种税收的利弊得失。

斯密的《国富论》所倡导的经济自由主义，包括对市场经济体制优越性的论述，无疑体现了当时先进的思想和观念，符合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客观要求，因而能够并在实际上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促进作用和影响。然而，这一切都离不开反对和清除重商主义这种已经过时的理念和政策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也离不开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尚处于它的初级的上升阶段这种历史背景和条件。这些背景和条件既决定了斯密学说的进步性和革命性，也决定了它必然具有历史和认识的局限性，使其所揭示的经济自由主义原理不可能永远正确和普遍适用。

经济自由主义学说和实践的最大弊端，常常体现在生产和经济的波动和分配不公这两个方面。斯密时代之后的历史一再证明，自由放任虽然在一定时期内的确起到了促进生产发展的作用，然而这种发展是在周期性波动甚至经济危机中前进的，随着经济波动和危机而来的是生产力的破坏，以及民众的失业和贫困。竞争促进了效率，却铸就了不公平。这种动荡和破坏，在1929年至1933年爆发的世界性大危机中达到空前的规模和深度，它宣告了经济自由主义的终结，当然也揭示了斯密学说的缺陷和局限性。从这个角度来说，以凯恩斯主义为代表的国家干预主义学说，何尝不是对斯密自由主义学说的一种校正和补充。当然，从亚当·斯密到凯恩斯，西方经济思想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和演变过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国富论》问世至今，已经过去二百多年了，今天当我们阅读《国富论》这部伟大著作时，秉持这种历史的和分析的眼光恐怕是不可或缺的。既充分肯定它是经济自由主义学说发展历程中的一座丰碑，又清醒地看到它的历史和认识的局限性；特别是在我国三十多年来基于一定程度的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而世界却刚刚经历了一场比1929年至1933年危机更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时候，更应如此。不知这样说是否妥当？

2010年10月20日

于北京海淀百旺家苑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