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宋武暂平关中

《晋书·姚兴载记》云：刘裕诛桓玄，遣参军衡凯之诣姚显请通和，显遣吉默报之，自是聘使不绝。晋求南乡诸郡，兴许之，遂割南乡、顺阳、新野、舞阴等十二郡归于晋。舞阴，汉县，在今河南泌阳县北。此等皆兴置以为郡。

盖时桓氏遗孽，归秦者多，刘裕恐其为患，故欲暂与通和；而兴亦外患方殷，未能恶于晋；所置诸郡，亦本非其所能守也。然桓氏遗孽，兴卒加以卵翼；谯纵、司马休之等叛徒，兴亦无不与相影响者；其终不可以久安审矣。故荆、雍既定，兴又适死，而经略关、洛之师遂出。

义熙十二年，刘裕伐秦。八月，发京师。九月，次彭城。使王仲德督前锋诸军事，以水师入河。檀道济、王镇恶向洛阳。刘遵考、沈林子出石门。朱超石、胡藩向半城。亦作畔城。据魏收《地形志》，在平原郡聊城县。案聊城，汉县，在今山东聊城县西北。咸受统于仲德。

道济、镇恶自淮、肥步向许、洛。羌缘道城守，皆望风降服。沈林子自汴入河。攻仓垣，伪兖州刺史韦华率众归顺。仲德从陆道至梁城。魏兖州刺史尉建弃州北渡。仲德遂入滑台。十月，众军至洛阳。王师之出，秦姚绍、姚恢等方讨勃勃，取安定。

绍还长安，言于泓曰：“安定孤远，卒难救卫，宜迁诸镇户，内实京畿，可得精兵十万。”左仆射梁喜曰：“关中兵马，足距晋师。若无安定，虏马必及于鄙、雍。”泓从之。

吏部郎懿横言：“恢于广平之难有忠勋，未有殊赏。今外则置之死地，内则不豫朝权；安定人自以孤危逼寇，思南迁者，十室而九；若恢拥精兵四万，鼓行而向京师，得不为社稷之累乎？宜征还朝廷。”泓曰：“恢若怀不逞之心，征之适所以速祸耳。”又不从。

王师至成皋，姚洸时镇洛阳，驰使请救。泓遣其越骑校尉阎生率骑三千赴之。武卫姚益男将步卒一万，助守洛阳。又遣其征东并州牧姚懿，南屯陕津，懿时镇蒲阪。为之声援。洸部将赵玄说洸：“摄诸戍兵士，固守金墉。金墉既固，师无损败，吴寇终不敢越我而西。”

时洸司马姚禹，潜通于檀道济；主簿阎恢、杨度等，皆禹之党，固劝洸出战。洸从之。乃遣玄率精兵千余，南守柏谷坞；广武石无讳东戍巩城。会阳城及成皋、荥阳、虎牢诸城悉降，道济等长驱而至。无讳至石关，胡三省曰：偃师县西南有汉广野君郦食其庙，庙东有二石阙。奔还。玄与毛德祖战，败死。德祖，王镇恶之司马。姚禹逾城奔于王师。道济进至洛阳。洸惧，遂降。

时阎生至新安，益男至湖城，遂留不进。新安，湖城，皆见第三章第三节。姚懿司马孙畅，劝懿袭长安，诛姚绍，废泓自立。懿纳之。乃引兵至陕津，散谷帛以赐河北夷夏。泓遣姚及冠军司马国璠、建义蛇玄屯陕津，武卫姚驴屯潼关。懿遂举兵僭号。姚绍入蒲阪，执懿，囚之诛孙畅等。明年，姚恢率安定镇户三万八千趋长安。移檄州郡，欲除君侧之恶。姚绍、姚赴难，击破之，杀恢及其三弟。

是岁，正月，刘裕以舟师发彭城。王镇恶至宜阳。檀道济、沈林子攻拔襄邑堡。胡三省曰：在秦所分立之河北郡河北县，晋属河东。泓建威薛帛奔河东。道济自陕北渡，攻蒲阪。泓遣姚驴救蒲阪，胡翼度据潼关。又进姚绍督中外诸军，使率武卫姚鸾等步骑五万，距王师于潼关。姚驴与泓并州刺史尹昭夹攻檀道济，道济深壁不战。

沈林子说道济曰：“蒲阪城坚，非可卒克。攻之伤众，守之引日。不如弃之，先事潼关。潼关天限，形胜之地，镇恶孤军，势危力寡，若使姚绍据之，则难图矣。如克潼关，尹昭可不战而服。”道济从之，弃蒲阪，南向潼关。姚率禁兵七千，自渭北而东，进据蒲津。

王仲德之入滑台也，宣言“本欲以布帛七万匹，假道于魏，不谓魏之守将，便尔弃城。”魏明元帝闻之，诏其相州刺史叔孙建自河内向枋头，以观其势。仲德入滑台月余，又诏建渡河曜威，斩尉建，投其尸于河。然建亦不能制仲德。

明元帝令建与刘裕相闻，以观其意。裕亦答言：“军之初举，将以重币假途会彼边镇弃守。”明元帝诏群臣议之。外朝公卿咸曰：“函谷天险，裕舟船步兵，何能西入？脱我乘其后，还路甚难；北上河岸，其行为易；扬言伐姚，意或难测。宜先发军，断河上流，勿令西过。”又议之内朝，咸同外计。

明元帝将从之。崔浩曰：“如此，裕必上岸北侵，则姚无事而我受敌。今蠕蠕内寇，民食又乏，不可发军。未若假之水道，纵其西入，然后兴兵，塞其东归之路。使裕胜也，必德我假道之惠，令姚氏胜也，亦不失救邻之名。夫为国之计，择利而为之，岂顾婚姻酬一女子之惠哉？”议者犹曰：“裕西入函谷，则进退路穷，腹背受敌；北上岸，姚军必不出关助我；扬声西行，意在北进，其势然也。”明元帝遂从群议，遣长孙嵩发兵拒之。时魏泰常二年，即晋义熙十三年二月也。

三月，朱超石前锋入河。魏遣黄门郎鹅青，此据《宋书·朱龄石传》。《魏书》作娥清。安平公乙眷，襄州刺史托跋道生，青州刺史阿薄干步骑十万屯河北。常有数千骑，缘河随大军进止。

时军人缘河南岸牵百丈，河流迅急，有漂渡北岸者，辄为虏所杀略。遣军才过岸，虏便退走，军还即复东来。刘裕乃遣白直队主丁旿，率七百人，及车百乘，于河北岸上。去水百余步，为却月阵，两头抱河。车置七仗士。事毕，使竖一白眊。虏见数百人步牵车上，不解其意，并未动。

裕先命朱超石驰往赴之。并大弩百张。一车益二十人，设彭排于辕上。虏见营阵既立，乃进围之。超石先以软弓小箭射虏。虏以众少兵弱，四面俱至。明元帝又遣其南平公托跋嵩三万骑至。托跋嵩即长孙嵩。魏人后来改氏，史家于其未改时，亦多依所改者书之。遂肉薄攻营。于是百弩俱发。

又选善射者丛箭射之。虏众既多，不能制。超石初行，别大并千余张矟，乃断矟长三四尺，以之。一矟辄洞贯三四虏。虏众不能当，一时奔溃。临阵斩阿薄干首。虏退还半城。超石率胡藩、刘荣祖等追之，复为所围。奋击尽曰，杀虏千计。虏乃退走。

此战也，以少击众，实可谓为一奇捷，晋可谓师武、臣力矣。魏师既败，遂假晋以道。盖索虏是时，亦破胆矣。《魏书·长孙嵩传》：大宗假嵩节，督山东诸军事。传诣平原，缘河岸列军。次于畔城，军颇失利。诏假裕道。《于栗传》：镇平阳。刘裕之伐姚泓也，栗虑其北扰，遂筑垒于河上，亲自守焉。裕遗栗书，假道西上。栗表闻，大宗许之。

魏人既许假道，刘裕遂至洛阳。使沈田子入上洛。进及青泥。姚泓使姚和都屯尧柳以备之。姚绍以大众逼檀道济。道济固垒不战。绍欲分军据阳，乡，属湖县，今河南阌乡县。断其粮道。胡翼度言军势宜集，若偏师不利，则人心骇惧，绍乃止。绍旋呕血死，以后事托姚。众力犹盛。刘裕至湖城，乃引退。

七月，裕次陕城。遣沈林子从武关入，会田子于青泥。姚泓欲自击大军，虑田子袭其后，欲先平田子，然后倾国东出。八月，使姚裕率步骑八千距田子，躬将大众随其后。裕为田子所败，泓退还霸上。关中郡县，多潜通于王师。刘裕至潼关。薛帛据河曲叛泓，裕遣朱超石、徐猗之会帛攻蒲阪，克之。贼以我众少，复还攻城。猗之遇害，超石奔潼关。

王镇恶率水军入渭。姚强屯兵河上，姚难屯香城，在渭水北蒲津口。为镇恶所逼，引而西。姚泓自霸上还，次石桥以援之。石桥，在长安东北。姚强、姚难陈于泾上。镇恶遣毛德祖击强，强战死。难遁还长安。镇恶直至渭桥，在长安北。弃船登岸。

时姚丕守渭桥，为镇恶所败，泓自逍遥园赴之。逍遥园，在长安东北。逼水地狭，因丕之败，遂相践而退。泓奔石桥。众亦散。泓将妻子诣垒门降。率子弟、宗室百余人亦降。刘裕尽诛之。余宗迁于汀南。送泓于建康，斩于市。

秦之未亡也，晋齐郡大守王懿降于魏，上书陈计，谓刘裕在洛，以军袭其后路，可不战而克。魏明元帝善之。《魏书·崔浩传》。姚亦遣司马休之及司马国璠自轵关向河内，引魏军以蹑裕后。于是明元帝敕长孙嵩：“简精兵为战备。若裕西过，便率精锐，南出彭、沛。如不时过，但引军随之。彼至崤、陕间，必与姚泓相持，一死一伤，众力疲敝，比及秋月，徐乃乘之。”于是嵩与叔孙建自成皋南济。裕克长安，乃班师。盖魏人不意秦之亡如是其速也。然明元帝亦不武，不如勃勃之慓锐，故刘裕不能久驻长安，而关中遂入于夏。

《宋书·武帝纪》云：公之初克齐也，欲停镇下邳，清荡河、洛，以卢循之乱不果。及平姚秦，又欲息驾长安，经略赵、魏，以刘穆之卒，乃归。穆之者，东莞莒人，世居京口。高祖起兵，为府主簿。从平京邑。高祖始至，诸大处分，仓卒立定，并所建也。遂委以心腹之任，动止谘焉。

穆之才甚敏，本传云：穆之与朱龄石，并便尺牍。常于高祖坐与龄石答书，自旦至中，穆之得百函，龄石得八十函，而穆之应对无废。又言高祖伐秦时，穆之内总朝政，外供军旅，决断如流，事无壅滞。宾客辐凑，求诉百端，内外谘禀，盈阶满室，目览辞讼，手答书，耳行听受，口并酬应，不相参涉，皆悉赡举。而亦竭节尽诚，无所遗隐。从征广固，还拒卢循，常居幕中画策，决断众事。

高祖西讨刘毅，以诸葛长民监留府，总摄后事，留穆之以辅之，加建威将军，置佐吏，配给资力。西伐司马休之，以中弟道怜知留任，事无大小，一决穆之。十二年北伐，留世子为中军将军，监大尉留府，转穆之左仆射，领监军、中军二府军司将尹。盖恃为留守之长城矣。

穆之以十三年十一月卒，以司马徐羡之代管留任。于时朝廷大事，当决穆之者，并悉北谘；穆之前军府文武二万人，以三千配羡之建威府，余悉配世子中军府；其倚任，远非穆之之比矣。穆之之殁，高祖表天子曰：“岂惟谠言嘉谋，溢于民听。若乃忠规远画，潜虑密谋，造膝诡辞，莫见其际。功隐于视听，事隔于皇朝，不可胜记。”此与魏武帝之惜荀文若正同。一代革易之际，必以武人位于大君，此不过借其犷悍之气，以肃清寇盗，驾驭武夫，至于改弦更张，所以扫除秽浊，而开百年郅治之基者，必借有文学之士以为之辅。此其功，与武人正未易轩轾，特不如武人之赫赫在人耳目耳。然当革易之际，能为大君而开一代之治者，亦必非犷悍寡虑之流，不过武功文治，各有专长，不得不借文人以为之辅。既相须之孔殷，自相得而益彰，其能相与有成，亦断非徒为一身之计也。《宋书·王弘传》言：弘从北征，前锋已平洛阳，而未遣九锡，弘衔使还京师，讽旨朝廷。时刘穆之掌留任，而旨从北来，穆之愧惧，发病，遂卒。此真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与谓荀文若不得其死者无异。《张邵传》言：武帝北伐，邵请见曰：“人生危脆，必当远虑。穆之若邂逅不幸，谁可代之？”可见穆之罹疾已久矣。《南史》言武帝受禅，每叹忆穆之，曰：“穆之不死，当助我理天下。可谓人之云亡，邦国殄瘁。”又岂专为一身起见哉！

十二月，裕发长安。以弟二子义真为雍州刺史，留镇，而留腹心将佐以辅之。以王修为长史。义真时年十二耳。

十四年，正月，裕至彭城，复以刘遵考为并州刺史，镇蒲阪。遵考，裕族弟也，裕时诸子并弱，宗族惟有遵考，故用焉。赫连勃勃闻裕东归，大悦。问取长安之策于王买德。买德教以置游兵，断青泥、上洛之路，杜潼关、崤、陕，而以大兵进取长安。

勃勃善之。以子都督前锋诸军事，率骑二万，南伐长安，子昌屯兵潼关；买德南断青泥；而勃勃率大军继发。义真中兵参军沈田子与司马王镇恶拒之北地。田子素与镇恶不协，矫刘裕令，请镇恶计事，于坐杀之。王修收杀田子。治中从事史傅弘之击赫连，大破之，夏兵退。

义真年少，赐与不节，王修每裁减之，左右并怨，白义真曰：“镇恶欲反，故田子杀之，修今杀田子，是又欲反也。”义真乃使左右刘包等杀修。修既死，人情离骇，无相统一。于是悉召外军，入于城中，闭门距守。关中郡县，悉降于夏。勃勃进据咸阳，见第六章第四节。长安樵采路绝，不可守矣。

十月，刘裕遣朱龄石代义真。敕龄石：“若关右必不可守，可与义真俱归。”诸将竞敛财货，多载子女，方轨徐行。傅弘之谓宜弃车轻行，不从。

《晋书·勃勃载记》云：“义真大掠而东，百姓遂逐朱龄石，而迎勃勃入于长安。”岂不痛哉？赫连率众三万，追击义真。至青泥，为所及。蒯恩断后，被执，死于虏中。恩时遣入关迎义真者。毛修之、傅弘之并没于虏。修之夏亡没于魏。弘之，勃勃逼令降，不屈，时天寒，裸之，叫骂，见杀。王敬先戍潼关之曹公垒，朱龄石率余众就之。虏断其水道，众渴不能战，城陷。被执至长安，皆见杀。

刘裕遣朱超石慰劳河、洛，始至蒲阪，直龄石弃长安去，济河就之，亦与龄石并陷虏见杀。刘遵考南还，代以毛德祖，义真中兵参军。勃勃遣其将叱奴侯提率步骑三万攻之，德祖奔洛阳。关中遂没。

《宋书·武三王传》曰：高祖闻青泥败，未得义真审问。有前至者，访之，并云：“暗夜奔败，无以知其存亡。”高祖怒甚，刻日北伐。谢晦谏，不从。及得段宏启事，知义真已免，乃止。宏义真中兵参军，以义真免者。此浅之乎测丈夫者也。高祖即善怒，岂以一子，轻动干戈？

《郑鲜之传》云：佛佛虏陷关中，高祖复欲北讨，鲜之上表谏曰：“虏闻殿下亲御大军，必重兵守潼关。若陵威长驱，臣实见其未易；若舆驾顿洛，则不足上劳圣躬。贼不敢乘胜过陕，远慑大威故也。若舆驾造洛而反，凶丑更生揣量之心，必启边戎之患。江南颙颙，忽闻远伐，不测师之深浅，人情恐惧，事又可推。往年西征，刘钟危殆；伐司马休之时，以刘钟领石头戍事，屯冶亭，有盗数百夜袭之，京师震骇，钟讨平之。冶亭，在建康东。前年劫盗破广州，人士都尽；三吴心腹之内，诸县屡败，皆由劳役所致。又闻处处大水，加远师民敝，败散自然之理。殿下在彭城，劫盗破诸县，事非偶尔，皆是无赖凶慝。凡顺而抚之，则百姓思安；违其所愿，必为乱矣。”此当时不克再举之实情。

《王仲德传》云：高祖欲迁都洛阳，众议咸以为宜，仲德曰：“非常之事，常人所骇。今暴师日久，士有归心，固当以建业为王基，俟文轨大同，然后议之可也。”帝深纳之。

《武三王传》亦言：高祖之发长安，诸将行役既久，咸有归愿，止留偏将，不足镇固人心，故以义真留镇。洛阳不能久驻，而况长安？将士不免思归，而况氓庶？势之所限，虽英杰无如之何。

《南史·谢晦传》言：武帝闻咸阳沦役，欲复北伐，晦谏以士马疲怠，乃止，与《武三王传》之言适相反，固知史之所传，不必其皆可信也。

世皆訾宋武之南归，由其急于图篡，以致“百年之寇，千里之土，得之艰难，失之造次，使丰、鄗之都，复沦寇手”，司马光语，见《通鉴》。此乃王买德对赫连勃勃之辞，非敌国诽谤之言，则史家附会之语，初非其实。

宋武代晋，在当日，业已势如振槁，即无关、洛之绩，岂虑无成？苟其急于图篡，平司马休之后，径篡可矣，何必多此伐秦一举？武帝之于异己，虽云肆意翦除，亦特其庸中佼佼者耳，反侧之子必尚多。

刘穆之死，后路无所付托，设有窃发，得不更诒大局之忧？欲攘外者必先安内，则武帝之南归，亦不得訾其专为私计也。

义真虽云年少，留西之精兵良将，不为不多。王镇恶之死，事在正月十四日，而勃勃之图长安，仍历三时而后克，可见兵力实非不足。长安之陷，其关键，全在王修之死。义真之信谗，庸非始料所及，此尤不容苛责者也。惟其经略赵、魏，有志未遂，实为可惜。

当时异族在中原之地者，皆已力尽而毙，惟铁弗、拓跋二虏，起于塞北，力较厚而气较雄；而拓跋氏破后燕后，尤为土广而人众。所以清定之者，实不当徒恃河南为根基，而断当经营关中与河北，以非如是则势不相及也，此观于后来元嘉之丧败而可知。

武帝平秦之日，拓跋氏实无能为；铁弗氏之兵力，亦极为有限。拓跋氏虽因力屈假道，初实为秦形援，后又侵扰河南，伐之实为有辞。铁弗氏必不敢动。秦凉诸国，一闻王师入关，早已胆落。乞伏炽磐曾使求自效。沮渠蒙逊，猾夏最深，然朱龄石遣使招之，亦尝上表求为前驱。

当时此诸国者，未尝不可用之以威勃勃，而铁弗氏与拓跋氏，本属世仇；勃勃惟利是视；苟有事于拓跋氏，亦未必不可驱之，使与我相掎角。然则宋武设能留驻北方二三年，拓跋嗣或竟为什翼犍之续，亦未可知也。惟即如是，五胡乱华之祸，是否即此而讫，亦未可定。

崔浩之为拓跋嗣策中国也，曰：“秦地戎夷混并，虎狼之国，刘裕亦不能守之。孔子曰：善人为邦百年，可以胜残去杀，今以秦之难制，一二年间，岂裕所能哉？且可治戎束甲，息民备境，以待其归，秦地亦当终为国有。”浩实乃心华夏者，其为此言，盖所以息索虏之觊觎，而非为之计深远，说别详后。然于关中之情形，亦颇有合。

宋武之平姚秦，已迫迟暮，其能竟此大业与否，亦可疑也。宋武之所缺，仍在于其度量之不弘。大抵人勋业所就，恒视乎其所豫期。长安之所以不守，实由将士之思归，及其贪暴，《王镇恶传》：是时关中丰盈，仓库殷积，镇恶极意收敛，子女玉帛，不可胜计。观于义真败后，诸将尚竞敛财货，多载子女，方轨徐行，则平时极意收敛者，正不止镇恶一人也。而其所以如此，则平时之所以自期待者使之。

神州陆沈，既百年矣，生斯土者，孰非其奇耻大辱？使为之率将者，果有恢复境壤，拯民涂炭之心，自不以消除关洛为已足；上之所好，下必甚焉，为其所卵翼裁成者，自亦不敢启思归之念，怀欲货之思矣。

王镇恶之至潼关也，姚绍率大众距险，深沟高垒以自固。镇恶悬军远入，转输不充，将士乏食。驰告高祖，求发粮援。

时高祖缘河，索虏屯据河岸，军不得前。高祖初与镇恶等期：克洛阳后，须大军至，及是，呼所遣人，开舫北户，指河上虏示之曰：“我语令勿进，而轻佻深入，岸上如此，何由得遣运？”此时王师实为一大危机，而镇恶亲到弘农，督上民租，百姓竞送义粟，军遂复振。

高祖将还，三秦父老，诣门流涕诉曰：“残民不沾王化，于今百年。始睹衣冠，方仰圣泽。长安十陵，是公家坟墓，咸阳宫殿数千间，是公家屋宅；舍此欲何之？”

义真进督东秦，时陇上流人，多在关中，望因大威，复归本土，及置东秦，父老知无复经略陇右、固关中之意，咸共叹息。王镇恶之死也，沈田子又杀其兄弟及从弟七人，惟镇恶弟康，逃藏得免。与长安徙民张盱丑、刘云等唱集义徒，得百许人。驱率邑郭侨户七百余家，共保金墉，为守战之备。

时有邵平，率部曲及并州乞活千余户屯城南，迎亡命司马文荣为主。又有亡命司马道恭，自东垣率三千人屯城西。亡命司马顺明，五千人屯陵云台。顺明遣刺杀文荣，平复推顺明为主。

又有司马楚之屯柏谷坞。索虏野坂城主黑公即于栗。游骑在芒上。北邙山，在洛阳东北。攻逼交至。康坚守六旬，救军至，诸亡命乃各奔散。

盖遗黎之可用如此：关中诚如崔浩言，戎夷混并，然汉人之能为国宣力者实更多。即戎夷亦非无可用，此又证以后来柳元景之出师，盖吴之反魏而可知者也。

义真之归也，将镇洛阳，而河南萧条，未及修理，乃改除扬州刺史。毛德祖全军而归，以为荥阳、京兆大守，寻迁司州刺史，戍虎牢。此等兵力，其不足以固河南审矣。郑鲜之言：“西虏或为河、洛之患，今宜通好北虏，则河南安，河南安则济、泗静。”盖至此而徒保河南，弃置河北之势成矣。哀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