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老子庄子不一样

游于道，善用道

《庄子·秋水》中有一段故事，说惠子（惠施）在梁为相，庄子要到梁去见惠子。有人跟惠子说：“庄子来，是要取代你为相。”惠子担心了，就派人在梁国境内三天三夜大搜庄子的行踪。他们没有找到庄子，庄子则自己按照计划来见惠子。见了面后，庄子对惠子说：“南方有一种叫鹓雏的鸟，你知道吗？这种鸟，从南海起飞，一路飞向北海，沿路只停栖在梧桐木上，只吃竹子的果实，只喝甘美的泉水。在鹓雏飞行途中，有一只猫头鹰捡到了腐烂的老鼠尸体，发现鹓雏从它头上飞过，就抬起头来看着鹓雏，威胁地发出‘吓’的声音。唉，现在你就是为了护住你的梁国，而要吓我吗？”

《庄子·秋水》的另一段故事则说，庄子在濮水边钓鱼，楚王要来拜访他，先派两位大夫前行转达：“希望将楚国的国政托付给您。”庄子手里拿着钓竿，头都没有转过来，就说：“我听说你们楚国有一只神龟，已经死了三千年，楚王特别把他小心翼翼地包好藏在小竹箱里，供奉在庙堂上。你们觉得这只龟比较喜欢死了留下骨头得到尊贵待遇，还是宁可活着在泥里摇尾巴呢？”两位大夫回答：“应该是活着在泥里摇尾巴吧！”庄子就说：“那就去吧，别烦我，我还要在泥里摇尾巴呢！”

这是庄子对待政治权力的基本态度。别人努力想要争取，随时担心失去的，在他眼中，那是“腐鼠”，根本不值一顾，遑论要抢夺或保护。权力和权力带来的地位，在他看来反而窒息了一个人自然活泼的生命，把他关在一个不是由他自己决定，也必然违背他本性的牢笼里。

老子就不是这样看权力的。老子和庄子都以道为本，都相信在所有现象变化之后有一套自然的规律，为其真宰；也都相信，最重要的是明了道的存在，追索道的规律。但两人的相同之处，也就到此为止。

在庄子，明了了道，于是能洞视我们执守的许多价值，其实源自狭窄的自我中心眼光，那么我们就能看清楚不是所有人、所有动物都想要腐鼠，就可以不必陷入那些外在的标准，而能自在地活着。

在老子，了解了道，是为了将道拿来运用在处世与安排权力上。了解道的人，比不了解道的人，可以更有效地取得权力、运用权力、保有权力。

庄子了解了道，就必然有避世的态度。世俗的权力、享受、安逸，一般人汲汲营营计较的，其实不过就是猫头鹰嘴里咬的一只臭掉的老鼠，我们何必跟着人家去计较去争夺呢？老子了解了道，则采取了一种吊诡的态度-取得权力、保有权力最好的方法，就是好像没有权力，好像不在乎权力一样。

万物混同，以虚为本

《庄子·天下》论列战国诸子，是将庄子和老子分别处理的。

芴漠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毕罗，莫足以归。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恍惚暧昧没有固定的形状，没有规律地不断变化，这是生呢，还是死呢？是和天地并存的吗，还是随着神明而来去的？茫然看不出要去哪里，倏忽匆忙看不出又去到了哪里。所有的事物通通各自罗列，没有办法归类整理。

这是庄周学问、思想的来历。看《庄子·天下》的写法，让人想起《楚辞·天问》，一连串的问题，而不是任何具体、坚实的主张。应该说，和《天问》一样，庄子的学说，问比答更重要，有些根本的问题，是不能回答的。一旦回答了，那答案就必然将原本无形的强解为有形；也就将原本无常的改写成有常。所以庄子表达其意见：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厓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矣。间接迂回、无稽悠远、大而无当、四处晃游，不偏在任何一边，才不会逆反了自己的本心本意，把无形讲成有形，把无常固定为有常。

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庄子没有真的要和同时代的人对话，没有要教他们什么。他不说正经的话，随机发挥展开，有时重复别人说的话来证明道理，有时用寓言来开拓道理的范围。他真正的思考友伴是开阔无涯的天地精神，但也不轻视万物，不否定世俗的是非，混居其间。

老子则不然。《庄子·天下》的说法是：以本为精，以物为粗，以有积为不足，淡然独与神明居。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关尹、老聃闻其风而说之。建之以常无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谦下为表，以空虚不毁万物为实。也就是说，本源道理是精微的，万物实体不过是这种本源道理的粗糙显现（所以不能执着于物体本身，要依照本源道理行事），有所积存反而是不足的，最好的方式是弃绝一切，独自与不受物体拘限的神明共处。古代有强调这方面的思想，吸引了关尹、老子，以无、常、有三个观念为基础，以太一为其主导原则，主张表面上应该濡弱谦下（效法水），实质上则保持空虚状态，不破坏既有的万物。

老子这一派主张存在之物不值得我们耗费心神去追求，在物的背后有本，那才是真正重要的。本的规律，是吊诡的辩证。表面上愈富有的，实质上愈穷。所以最坚强、最能成功的，反而是最软弱最谦下，看起来没有权力也不坚持的那种人。整个世界最宝贵的，不是任何一项具体的东西，而是什么都没有的空虚，因为空虚才可以包纳万物。

治世黄老，乱世老庄

从战国末年庄周弟子的眼中看去，庄子和老子不是同一派。往下到了汉代，汉承秦弊，刘家天下是建立在秦始皇的错误上的，所以他们早早选择了一套相反的统治逻辑，尊崇“黄老”。那时候的道家，重点在于政治与统治上的无为，与民休息。道家的代表人物是黄帝、老子，没有庄子。

黄老是政治权力上的原则，与一般个人没太大关系，讲的是握有权力的人如何“无为而无不为”，谦冲下人反而能运用更大的权力，更紧密地把握权力，反而能做出更有利的事来。贯串整个汉代，流行的都是这样的黄老道家，一直到汉末，才由黄老道家转成老庄道家，几百年未受重视的庄子咸鱼翻身，被拉上来和老子并列，相应地将黄帝抛弃了。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一个主要的因素是，思想的对象改变了。汉末大乱，刘家政权瓦解，从皇帝到官僚体系最下层都无法维系原本的运作，政治的主体都不在了，还需要什么政治原理呢？相反地，动乱中，一切变得不可依恃，人们需要可以用来整理痛苦、惶惑、不安经验的新态度与新智慧。

庄子的豁达、开阔，可以对活在动乱中追求新态度、新智慧的士人说话，而老子则提供了庄子没有的一份知识权威。于是黄老退位，老庄升起，道家也就从一套政治哲学、一套统治原理，转型为一套人生哲学、一套乱局中的世界观。

那个时候又有了从印度传来的佛教。佛教教理的核心是空，佛教关注的是如何应对人生的苦。在社会秩序大毁坏的时代，人们切身真实感受活着的苦，很容易、很愿意接受佛教的前提，而空的观念又和道家的无有相似相通之处，于是在这个时代，佛和道又紧密地联系起来。

王弼注《老子》，郭象注《庄子》，都在他们的注释中引用了当时新鲜的佛教观念，又将《老子》与《庄子》的文句用来彼此互证，如此一来，不只是成功地让外来的佛教“中国化”，而且把老和庄拉在一起，从此建立起老庄同家、老庄不分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