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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导弹危机：一场核噩梦

1962年秋季美丽的一天，就在我刚庆祝完35岁生日后一个星期，我的电话铃响了。那时，我是西尔凡尼亚电子国防实验室（Sylvania Electronic Defense Laboratories）主任，这个实验室是研发针对苏联核武器系统的高科技电子侦察系统的先驱。我和妻子莉及5个孩子住在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Palo Alto）的漂亮住宅里，那里风景如画。我们的生活过得很平静，但似乎即将被搅得天翻地覆。

电话是阿尔贝特·威龙（昵称“Bud”）打来的。他是我在政府评估苏联核能力的高级专家小组的同事。30多岁的威龙是中情局科技情报处历来最年轻的处长，同时兼任导弹和航天情报委员会（Guided Missile and Astronautics Intelligence Committee，GMAIC）的主任，GMAIC是一个对苏联的导弹和航天计划进行评估的专家团队。他请我到华盛顿商量事情，我告诉他，我需要重新安排日程，并且在下个星期飞回来。“不，”他说，“我要立即见到你。”紧急的气氛使我担心。美国与苏联正处于螺旋式上升的核武器竞赛中。苏联在上一年刚违反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引爆了他们5 000万吨TNT爆炸当量的“魔鬼核弹”。我搭乘夜航飞往华盛顿，第二天早上与他会面。

他向我展示了一些照片，未做任何解释。我立即认出照片所呈现的是苏联部署在古巴的导弹。我当时的反应是恐惧，这样的部署十分明显是在试图触发美国和苏联之间核交锋。研究核武器威力的经历告诉我，这种交锋将结束文明社会。

在此后的8天内，我与一个小团队一起紧张工作，分析每天收集到的数据，写成报告，由中情局局长直接呈交约翰·肯尼迪总统（President John F.Kennedy）。美国的战术侦察机每天早上在古巴低空飞行，针对已知的和可疑的导弹及武器库拍摄高分辨率的相片。侦察机回到佛罗里达后，胶卷被交给军用运输机转送到纽约州北部的伊士曼·柯达（Eastman Kodak）公司迅速处理。在黄昏前，处理过的胶卷被空运到我们的分析中心，它深藏在国家照片解读中心（National Photographic Interpretation Center，NPIC）内，分析员们在那里仔细分析和解读胶卷。

我轮流在两个团队工作，每个团队由两名技术分析员和3名相片解读员组成。这两个团队轮班独立工作，每个团队工作约6个小时后向另一个团队报告其发现，征询后者的评估。我们力图确定苏联部署的导弹的关键信息：它们有多少？是什么型号？它们需要用多少时间才能准备好发射？核弹头将在什么时候被安装到导弹上？

半夜时分，我们开始一起写报告给威龙，他往往在最后几小时内参加我们的评估工作。威龙立足于我们的相片分析和其他资料，如通信线路上取得的情报，在第二天清晨向肯尼迪总统及古巴事件的执行官们报告。威龙在报告后离开会议，而中情局局长约翰·麦科恩（John McCone）则留在那里讨论如何应对最新的事态发展。

我们把从古巴看到的及从苏联的导弹试验场侦察到的资料结合起来分析，很快就确认了这些导弹的型号及它们的射程和有效载荷。所以我们知道，这些导弹带着核弹头，能打到美国的大部分地区。我们的团队在几天之内就得出结论，这些导弹中的一部分能在几个星期之内就做好战斗准备。

在分析情报资料之余，我观看电视上播放的政治情景，肯尼迪总统命令我们的海军阻拦苏联船舶通过划定的界线，而苏联船舶在继续向古巴航行。总统在对美国人民的讲话中毫不含糊地说出了什么是赌注，他明确地警告：从古巴向西半球任何国家发射核导弹迎来的将是对苏联的“全面的报复性回击”。

我能十分确切地理解“全面的报复性回击”的含义。因为在古巴危机之前的10年中，我一直在研究核弹爆炸的情景及其后果。在每天去分析中心的途中，我都在想象这是我在地球上的最后一天。

在这场核战争边缘的戏剧序幕中，我是一个参与者。但是，我只是一名小角色，对于总统团队的每日会议讨论没有第一手的了解。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及其他人对此已有许多叙述，尤其发人深思的是军队的首脑建议总统进攻古巴。我们只能推测总统团队将提出怎样的反建议，如果他们知道我们认出的162枚古巴导弹将运载的许多核弹头已经存在于这个岛上。

虽然古巴导弹危机并未引发战争，但我那时相信且现在仍认为，世界是由于运气好和处理得好才避免了核毁灭的灾难。

自那时起，我了解到的一切都增强了我的这个信念。回顾我们已知道的当时实际情况，我更清楚地看到，如果事件超出控制，世界就会遭遇被核战争吞没的巨大危险。例如，我们现在知道，驶近我们的封锁线的苏联船舶是有潜艇护航的，而苏联潜艇装备着核鱼雷。由于难以与潜艇通信，潜艇的指挥员被授权不经莫斯科批准就可发射核鱼雷。我们只是在这次危机的许多年之后才知道，苏联潜艇的指挥员之一曾认真地考虑过向迫使他的潜艇浮出水面的美国驱逐舰发射他的核鱼雷。在艇上其他军官的劝说下，他才没有这样做。

在危机消退后，美国的许多新闻报道鼓吹美国的“胜利”，叫嚷赫鲁晓夫先“眨眼”。这种流行的狭隘想法是似是而非的，正因赫鲁晓夫的后退才使世界免遭前所未有的灾难，而且这场危机导致了出乎意料的后果：加快了美国与苏联之间已在进行的军备竞赛。

赫鲁晓夫大概是由于在古巴被迫让步的举动，所以在1964年被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和阿列克谢·柯西金（Alexei Kosygin）所替代。勃列日涅夫誓言要使苏联永远不再处于核劣势地位，并加快了苏联秘密研制洲际弹道导弹（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ICBM）和核弹头的计划。

起初自满于“胜利”的美国国防部官员们不得不立即提升本已高度优先的技术情报收集工作，因为苏联的导弹与航天工程的规模和高精尖技术水平迅速提高。许多国防实验室，如我工作的那个实验室，都忙碌起来，它们的业务量增长直接与我们国家和世界的危险增长相关，这是萦绕于我们这个行业人们心头的一种两面性增长。

古巴危机显然是核时代的一段标志性历史。它最不可忘却和令人震惊的方面是以历史性罪恶作为赌局，古巴导弹危机无可置疑地使我们来到核毁灭的边缘。在那场无可比拟的危机中，美国决策者们的知识往往不全面，有时甚至错误。

古巴导弹危机及其后，在一些想法中有一种不现实的特色，老的思维模式与核武器时代的新现实不相容：双方的许多顾问要把我们投入核战争；媒体把这个危机描述成“胜”或“败”的戏剧；双方领袖们的政治决策似乎取决于他们对于开战的意愿；其结果是决定在降低军备和紧张局势方面——这在如此接近灾难之后本来是合理的——不合作，而是重启军备竞赛。

世界暂时避免了一场核浩劫。但是，从长远看——至少在似乎勉强地躲过了明显的危机后的喘息时刻，古巴导弹危机标志了一种正在增长的危险。在我经历了1962年秋天那几乎难忘的8天后，降低核武器的危险成为唯一深入我内心的挑战，似乎没有别的道路能召唤我。

古巴导弹危机对于我是一种召唤，它使我最终放弃研发侦察苏联核武库的高科技手段，转而领导五角大楼从事美国常规和战略力量的现代化，把维持核遏制推到次要地位，以及在后来从事促进国际合作计划，通过立法、全球外交和倡议以减少核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