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人之道 愚人之行

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是故居上不骄，为下不倍，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

这是说明，由人道学养到圣人之道的境界，那是极其伟大的德业，犹如天地一样的崇高，能够洋洋洒洒而发育万物，真是“优优大哉”的事功啊！所谓“礼仪三百，威仪三千”的精神和作用，必须“待其人而后行”。“礼”的精神是通于性灵自然的规律，不像后世只注重法治的作用，只要达到合于法治就可以了。“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如果没有真正修养到明心见性的至德境界，那就达不到凝然静定在率性之道的功用。因此君子之学需要先“尊德性”（明心见性），同时“道问学”（有学问修养）。由于“道问学”（有学问），才能达到“致广大”，明白形而上的哲学领域；由于“尊德性”，而明见心性的体用，才能启发道智极尽精微的学识（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等领域），然后才能达到“从容中道”的“中和”境界，这样才是极其高明而道行中庸的修养。

至于学问之道，需要先能熟习历史文化的典故，然后才可以推知时代的未来导向。但做人要敦厚平易，处事要崇敬礼义。能够做到这样，虽然位居众人之上，也不自骄；位居人下，也不自卑。生在国家有道的时代，一切言行也足有兴邦的贡献；生当国家无道的时代，就默默无闻，自求容身而已。所以在《诗经·大雅·烝民》第四章中就说：“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就是这个意思。所谓“明哲保身”这一名言，就是出在《诗经》此处。大家所熟知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在他的名文《前出师表》中，说到自己隐居南阳的时期，“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候”。他当时的心境，就是这两句诗的境界。

讲到学养的四重品德以后，又引用孔子所告诫的几句话，再加注释，说明“时”和“位”的重要。这也等于是告诫学者“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名言。

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灾）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

这是引用孔子的名言说：有的人不明白自己是真愚笨，反而有我慢的癖好，认为自己对世间是最有用、最有贡献的大才，好像是当今世界舍我其谁的气概。虽然自己还身处贫贱之位，因为心有狂妄自尊的癖好，抓到一点，就要煞有介事，擅自专权作主。甚之，明明生存在现代，却偏要做复古反古的事。从大的历史事例来说，西汉末年的王莽，硬想恢复周制和井田制度；北宋时期的王安石，也同样有这种心态，要想实行古制而改变当时财经和税收，希望做到富国强兵。甚之，如日本在“明治维新”的先期，也有人大唱“王政复古”，以抗拒西洋文化。最后都应验了孔子这句话：“如此者，烖（灾）及其身者也。”

我们要知道，孔子的思想是延续传统文化的精神，但不赞成复古。他主张适应时代的潮流，把握时势的变化，参酌古今之变，而建立人道文化的社会。但孔子也不同意完全否定传统的做法，所以他又说：“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因为要改变社会，形成一个新的时代模式，一定要有时势和机会，以及人心归向和拥戴，才能成为当权的真正圣明天子。或者如周文王或周公一样的领导人，才能来“议礼”，议论古今文化的得失，然后创建一套承先启后礼的文化规模。同时参酌古今，创制一个简明而缜密的制度，建立新社会文化的精神和秩序（仪礼）。并且要考据精详，建立人文社会的文艺和法治等。

因此，子思又加解释说：“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但“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这是说明战国末期各国诸侯君相的情形。有的虽然在位当权，但自忖学养和功德还不够，因此不敢创作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礼乐文化。有的虽然在学养上有道有德，但并没有当权在位，同样也不敢随便制作继往开来、承先启后的礼乐文化。这也同时说明，孔子在当时，虽有其德但无其位的心境。

讲到这里，让我们来讨论《中庸》所说“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三句话。后世便有人据此而认为《中庸》并非子思所作，乃是西汉学者的伪造之书。因为子思生在春秋末期，而“车同轨，书同文”是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的事，在子思的时代，怎么会有这种现象呢？这种论断，属于纯粹考证问题，似乎很有道理，但也未必尽然。在诸侯争霸的时期，庞大战争的重要工具和交通都是车辆。如果秦、齐、楚和韩、赵、魏、燕等国，行车的轨道各自不同，试想，诸侯各国之间用武力互相兼并土地、掠夺财货的战争，怎么能打呢？诸侯各国之间的文书，如果不是同文，那些外交文书，以及如《左传》、《战国策》等历史记载的文字，岂不是都要有翻译馆和翻译人员吗？事实上，东周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因为时代趋使，在军事、经济、财政、商业上的需要，社会结构早已开始自动变化，已渐形成“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的局面了，并非从秦始皇才统一车道和文书。只不过，因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在历史上的记述，才算是全面的“车同轨，书同文”而已。

例如西方文化在十七世纪以后，到二十世纪末期，以欧洲各国来讲，三四百年之间，早已随时随地趋向于“车同轨”、“行同伦”的方面发展了。你不能说，欧洲的文明都在“二战”后，美国自认称霸全球，才形成了西方的文化吧？子思生卒年代，距离秦始皇登位只有百余年之久。而且秦始皇在位先后只有三十七年，除了修长城、造阿房宫等工程以外，并没有命令全国统一修筑道路啊！所以有关考据上的问题，当然很重要，但有时候也不能作为定论，需要“慎思”、“明辨”才对。

现在闲话讲过了，再来述说子思记载他祖父孔子有关考据学上“考文”的态度和感言：“子曰：吾说夏礼，杞不足征也”，孔子说，我也曾经访问过夏朝后裔的杞国，但无法由杞国清楚了解夏朝礼乐文化的确实资料。“吾学殷礼，有宋存焉”，我又为了学殷朝的礼乐文化，访问过殷人之后的宋国。宋是孔子的宗主国，所以他不加定论。“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至于我学周代的礼乐文化，现在还是一脉相承在用，所以我宁可从周代礼乐文化的精神中上溯传统。这是说明孔子对“考文”治学态度的认真和慎重，作为后文再三申述孔子学问宗旨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