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平天下的九经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齐明盛服，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所以劝贤也。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恶，所以劝亲亲也。官盛任使，所以劝大臣也。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时使薄敛，所以劝百姓也。日省月试，既廪称事，所以劝百工也。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

接着所说的是，必须以智、仁、勇的功德，由修身开始，发展到可以知人而治人，然后扩充到治国平天下之道。因此，孔子特别提出九项大经大法的大原则。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

这是九经的总称，下文接着有原则性的自注自释说：

第一“修身则道立”，这是指必须先完成个人修身的学养，明白率性而行道的正确目标和作为，才可以出而为政，担负治国平天下的责任。

第二“尊贤则不惑”，这是指身任治国平天下之责的人，日久月深，最容易被权位迷惑，不知不觉而陷入“师心自用”或“刚愎自用”的自大狂之中。所以必须做到尊贤以自辅。曾子总结上古历史的经验说：“用师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如商太甲师事伊尹，殷高宗师事傅说，周文王师事吕望（姜太公），都是用师者王的尊贤榜样。而齐桓公用管仲，秦缪公用百里奚，晋文公用舅犯等，越王勾践用范蠡，汉高祖刘邦用张良、陈平，刘备用诸葛亮，唐太宗用魏徵、房玄龄、杜如晦等诤臣，都是用友者霸的前例。至于一般后世的人主（老板们），都是喜欢用乖乖型服从听话的党徒们，那就是自取毁灭之道了。

有关“尊贤”的主张，在周、秦之际，各家学说大致相同。例如墨子（翟）很强调“尚贤”的重要；儒家在子思以后的孟子，又更加明白提出需要尊德尊士，做到“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才是政治修明的前导。

第三“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这是从齐家之道的基础来说的，因为古代的宗法社会是以大家族为主。如果从帝王的家族恩怨、自取败亡的事例来讲，几乎历代皆有，只要仔细多读历史，就会明白，不必细说了。对于现代的所谓自由民主的政体来讲，它的原则原理也是相同的，只不过把所谓的“诸父昆弟”换成社会各阶层的民意社团，以及政党政治所谓的本党、友党、反对党等名目而已。明白了这个意义，再把所谓亲我之所亲，推广到亲他之所亲，如《论语》上孔子的话：“泛爱众而亲仁”的博爱修养一样，才能减少社会各阶层的民怨。

第四“敬大臣则不眩”，这是作为最高领导者的大原则，重点在于一个“敬”字，敬重上层领导的大臣干部，犹如敬重自己一样的谦和小心，那是非常不容易做到的修养。例如现在许多大公司的老板，对于公司中的高级干部，始终有一种心态：我用他，我给他最高的权位，我付他最高待遇。像这种心态，根本没有敬重大臣的心，所以往往弄得主从之间，老板和同事之间，“凶终隙末”，两败俱伤为止。在中国的历史上，真能做到“敬大臣则不眩”的朝代，比较起来，只有北宋赵家天下的王朝最为像样。但可惜的是，赵家皇帝们都太文弱，不然的话，北宋王朝应当另有一番面目，而不亚于汉唐。最糟糕的是明朝朱家的三百年政权，对大臣还不如对家奴太监，实在卑不足道了。

第五“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这和上面“敬大臣”有相同的意义，只是在上古时代，大臣和士之间有阶级差别而已。换言之，等于现在的中央干部和省市以下的干部一样，其间的差别，不是人品和学养，而是职级的不同。如能多方体谅中下层干部的苦劳，那么中下层干部，乃至一般知识分子，自然就会以忠义还报。这样一来，上下之情一贯，就不会发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阳奉阴违的矛盾了。

第六“子庶民则百姓劝”，这是治国平天下的一个基本目标，都是为人民服务，也就是孟子所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道理。国家政权的基础，是人民和土地。因此，领导者必须爱人民，如爱自己亲生的子女一样，要有“如保赤子”的仁爱至情，才能使人民接受教化而互相规劝，养成良善的民风。

第七“来百工则财用足”，这是发展工商业经济思想的先声，同时也说明，传统的儒家和孔门之教并非轻视工商业，更不是轻商主义。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上，轻商观念的形成，是由汉儒开始误导，致使魏、晋以后，在文化思想和政治措施上，只重农耕而薄视工商。由于这种观念深植人心，所以社会上始终以耕读传家作为美谈。

西方在十五世纪以后文化转型，开始重视工商业，促进实用科学的发达。这种物质文明的建设，成为西方文化的特色。而我们的一般教育，自宋元以后直到清末，依然停留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偏差思想之中。因此把儒家学说也变成读死书、死读书的呆板形态，认为那些西方人的洋玩意，不过是“奇技淫巧”, “劳民伤财”而已，不值得重视。但却忘了孔子这个“来百工则财用足”的重点教诲，后来反而把国家民族所受外侮的账，一概归到孔家学店的身上去，岂不冤哉枉也。

第八“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我们初读这一句，很容易理解为重视侨民或侨务。事实上，读经必须读史，就是古人所谓的“六经皆史也”。所以我们要了解，在春秋的时代，以周朝天子为中心，在中央政府所领导诸侯联邦的封建体制之下，整个中国正处在地大物博、人口不过几千万的阶段。那时开发资源，以及政治势力的动力，最重要的是人力和人才。因此，春秋战国诸侯之间，都是以招徕人才和人力为首务。正如《大学》所说：“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 “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这都是说明土地、人民、财富三者的结合，才是一个邦国政权稳固的基础。所以领导国家者，必须怀柔四方来归的远人，才能建国富国而治国。

同时更要了解，春秋战国时代，所谓知识分子的士大夫们，怀才抱负，各自谋求出路，往来于诸侯邦国之间，出谋划策，推销自己，甚为普遍。当时就有“楚材晋用”的千古名言，也是一个历史事实。如西秦的崛起，所用的名相，百里奚、蹇叔、范雎、商鞅、张仪，乃至秦始皇时代的李斯，都不是秦国本土出生的人才。但秦国的诸王，都能做到“柔远人则四方归之”，因此而能崛起边陲，终于统一了中国。

再如战国末期的齐国，因为工商业的发达，在诸侯国际间国富民强，号令东方，所以在齐宣王的时代，各国的知识分子人才，各家各派的学者专家，都集中在齐国的首都临淄。大儒如孟子、荀子，阴阳家如邹衍，乃至道家的方士们，统统都在齐国的临淄求出路，谋发展。这便是“柔远人则四方归之”的作用。

二十世纪的美国，因为移民政策，不期而遇地符合了“柔远人”的原则，所以能吸收各国一流优秀的科技人才归于己用，也节省了本国培养人才的经费，终于能在科技文明上傲视全球。这便是“柔远人则四方归之”的成果，实在值得我们深思反省。对于我们自己的未来，将何以自处，怎样才能使人才不外流，或进一步而怀柔容纳远方来归的人才，都属于重要课题。至于保护本国侨民，以及关怀外侨的政策，当然也包括在内，不必细说。

第九“怀诸侯则天下畏之”，这是上古王道政治和后世霸道政治共通的大道理。它的重心在这个“怀”字上，并非是以“畏之”为重点。“怀”字有怀服、怀思、怀念，胸怀博大，足以包容各国诸侯的内涵，也是统领天下的形容词，当然不是向别人投怀送抱的意思。有关这一句“怀诸侯则天下畏之”，在历史经验中，唯一值得研究的，是周朝初期的一两百年间。旧史所称周初封诸侯而建国的，竟有一千八百之多，而真实资料已经很难稽考了。从西周到东周的几百年来，周室王权衰落，诸侯互相吞并，在春秋的初期，仍有大小几十个诸侯邦国存在，而且有些国家根本不是姬周宗室的血缘关系。虽然周朝未能完全做到天下为公的大同之治，但至少不像秦汉以后异姓不封王的封建统治。

这种周朝王道政治的精神，本节在后文自有注释。至于春秋时代的霸道政治，研究起来，在所谓春秋五霸之中，唯一最为像样、值得研究参考的，就是齐桓公。其次是晋文公，也有一点依样画葫芦的味道。其余如宋襄公以及后起的吴、越霸业，就不足论了。总之，真能做到“怀诸侯则天下畏之”，从周秦以后的历史来讲，除了汉唐两代开国初期的气象以外，实在很少有一个合格的榜样。或者，往者已矣，来者可追，只有寄望于后之来者的作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