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国平天下的九经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齐明盛服，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所以劝贤也。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恶，所以劝亲亲也。官盛任使，所以劝大臣也。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时使薄敛，所以劝百姓也。日省月试，既廪称事，所以劝百工也。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

接着阐述必以智、仁、勇的功德，由个人的修身开始，发展到可以知人而治人，然后扩充到治国平天下之道，特别提出有九项大经大法的大原则。如说：“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这便是九经的总称。但下文又有原则性地自注自释说：

第一“修身则道立”。这是指必须先由个人修身学养的完成，明白率性而行道的正确目标和作为，才可以出处为政而担任治国平天下之功。

第二“尊贤则不惑”。这是指身任治国平天下之责的任务，日久月深，最容易被权位所迷惑，不知不觉而陷溺堕落于“师心自用”，或“刚愎自用”的自大狂弊病之中。所以必须要做到真能尊贤以自辅。例如曾子总结上古历史上的经验，所谓：“用师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如商太甲师事伊尹，殷高宗师事傅说，周文王师事吕望（姜太公），便是用师者王尊贤的榜样。齐桓公用管仲，秦缪公用百里奚，晋文公用舅犯等，越王勾践用范蠡，汉高祖刘邦用张良、陈平，刘备用诸葛亮，唐太宗用魏徵、房玄龄、杜如晦等诤臣，便是用友者霸的前例。至于一般后世的人主（老板们），都是喜欢用乖乖型服从听话的党徒们，那都是自取毁灭之道了。有关尊贤的主张，在周、秦之际，各家学说，大致相同。例如墨子（翟）便很强调“尚贤”的重要，儒家在子思以后的孟子，又更加明白提出需要尊德尊士，做到“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才是政治修明的前导。

第三“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这是从古代宗法社会以大家族为主的齐家之道的基础来说。如果从中国过去历代帝王政权的家族恩怨，自取败亡的事例来讲解，几乎是历代皆有，只要仔细多读历史，就会明白，不必细说端详了。但用之于现代和将来所谓自由民主的政体来讲，它的原则原理，还是相同，只不过把所谓的诸父昆弟的内涵，换作社会各阶层的民意社团，或者如政党政治所谓的本党、友党、反对党等等名目而已。明白了这个意义，那么，所谓亲我之所亲而推广及亲他的所亲，正如《论语》上记载孔子的话“泛爱众而亲仁”的博爱修养一样，才能尽量减少社会各阶层的民怨。

第四“敬大臣则不眩”。这是指身任最高领导者的大原则，重点在于一个“敬”字，敬重上层领导的大臣干部，犹如敬重自己一样的谦和而小心，那是非常不容易做到的修养。例如现在许多大公司的老板，对于高级干部，内心上始终有我用他，我给他最高的权位，或我付他最高待遇报酬的自负心态，根本就没有尊敬或敬重大臣的存心了。所以往往弄得主从之间、老板和同事之间，“凶终隙末”，两败俱伤为止。在中国的历史上，真能做到“敬大臣则不眩”的朝代，比较起来，只有北宋赵家天下的王朝最为像样，但很可惜赵家皇帝的老板们都太文弱，不然，北宋王朝应当另有一番面目，并不亚于汉唐。最糟糕的便是明朝朱家的三百年政权，对大臣还不如对家奴的太监，实在卑不足道了。接着是有关“敬大臣”相同的问题，便是下句。

第五“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一则，它和上则“敬大臣”有相同的意义，只是在上古时代，有大臣和士的阶级差别而已。换言之，等于现在的中央上层干部和省市以下中、下级干部的情形一样。差别不同的要点，不是个人的人品和学养，只是所担任事务上职级的不同。所谓多方体谅中、下层士级干部的艰苦和辛劳，那么担任中下层的士级干部，乃至一般知识分子，自然就会尽心尽力还报以忠义的诚意，这样上下之情一贯，就不会发生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阳奉阴违的矛盾了。

第六“子庶民则百姓劝”。这是说治国平天下的一个基本目标，都是为了人民百姓而服务，也就是孟子所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道理。所谓国家政权的基本成因，便是人民和土地。因此，领导治国者的存心，必须爱一切人民老百姓，如爱自己亲生的子女一样，要有“如保赤子”的仁爱至情，才能使老百姓甘愿接受教化而互相规劝，养成良善的民风。

第七“来百工则财用足”。这就是如近代和现代所特别注重发展工商业经济思想的先声。同时，也是说明传统的儒家和孔门之教，并非是轻视工商业，更不是轻商主义。在中国的历史文化上，形成轻商观念，是由汉儒开始误导，致使魏、晋以后，在文化思想和政治措施上，只重农耕而薄视工商，这种观念，深植人心，始终以耕读传家，作为美谈。因此，当十五世纪以后，西方文化转型，由重视工商业的发展，促进实用科学的发达，致使物质文明的建设，成为西方文化的特色。而我们的一般教育，自宋元以后直到清末，依然停留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偏差思想，因此把儒家学说也变成读死书，死读书的呆板形态，认为那些西人的洋玩意，不过是“奇技淫巧”, “劳民伤财”的作用，不值重视。却忘了孔子这个“来百工则财用足”的重点教诲，后来反把家国民族所受外侮奇耻大辱的账，一概归到孔家学店的身上去，岂不冤哉枉也。

第八“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我们初读这一句，也许很容易理解它犹如现代国际间，注重侨民或侨务的作用。事实上，读经必须读史，正如古人所谓“六经皆史也”的观念一样。我们需要了解在东周末期，所谓春秋的时代，以周朝天子为中心的中央政府所领导诸侯联邦的封建体制之下，整个中国，还真正处在地大物博，人口还不到几千万人的阶段。所有各国诸侯邦国之间，要开发扩建土地资源，以及政治势力的动力，最重要的便是人力和人才。因此，春秋战国时期，各国诸侯之间，都是以招徕人才和人力为政策上的首务。例如《大学》所说：“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 “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都是说明土地、人民、财富三者的结合，便是一个邦国政权稳固的基础。所以领导国家者，必须有如慈母一样怀柔四方来归的远人，才能建国富国而治国。

同时，更要了解春秋战国时代，所谓智识分子的士大夫们，怀才抱负，各自谋求出路，彼此往来于各国诸侯邦国之间，出谋划策，推销自己，是很普遍的现象。从春秋时期开始，留传一句“楚材晋用”的千古名言，便是由于有这种历史事实所得的结论。例如西秦的崛起，所用的名相，如百里奚、蹇叔、范雎、商鞅、张仪乃至秦始皇时代的李斯，都不是秦国本土出生的人才。但秦国的诸王，都能做到了“柔远人则四方归之”的政策，因此而能崛起边陲，终于统一了中国。其次，如战国末期的齐国，因为工商业的发达，在诸侯国际间，国富民强，号令东方，所以在齐宣王的时代，各国智识分子的人才，各家各派的学者专家，都纷纷奔走集中在齐国的首都临淄。大儒如孟子、荀子；阴阳家如邹衍；乃至道家的方士们，统统都在齐国的临淄求出路，谋发展。这便是“柔远人则四方归之”的作用。例如二十世纪现代的美国，因为他的移民政策，不期而遇地适合了“柔远人”的原则，所以他能吸取了各国所培养的第一流优秀留学的科技人才，归于己用，因此节省了本国教育培养人才的大量经费，并促使其在科技文明上的发展，傲视全球。这便是“柔远人则四方归之”的成果。实在值得我们深思反省，对于未来，将何以自处，怎样才能不使人才外流，或进一步而怀柔宽容远方来归的人才。至于保护本国侨民以及关怀外侨的政策，当然也是这一句的内涵，自然不必细说。

第九“怀诸侯则天下畏之”。这是上古王道政治和后世霸道政治共通的大道理。它的重心，是在一个“怀”字的作用上，并非是以“畏之”为重点。“怀”字有怀服、怀思、怀念，胸怀博大，足以包容各国诸侯的内涵，它是统领天下的形容词，当然不是向别人投怀送抱的意义。有关这一句“怀诸侯则天下畏之”，在历史经验的反思，唯一值得研究的，的确便是周朝建国初期一两百年间的事实，值得参考。但旧史所称周初封建诸侯而建国的，竟有一千八百之多，但事实资料，已经很难稽考。可是经过西周到东周的几百年来，周室王权衰落，诸侯互相吞并，到春秋初期，仍然还存在有大小几十个诸侯邦国，而且有些国家，根本不是姬周宗室的血缘关系。虽然周朝并未能完全做到天下为公的大同之治，但他至少并不是如秦汉以后异姓不封王的封建统治。这种周朝王道政治的精神，本节在后文自有注释，我们不能把它作为专题来发挥，那便变成是讲一部中国上古的王道政治思想史的专论了，所以只能以点到为止了事。至于从春秋时代开始的霸道政治的研究来讲，所谓春秋五霸之中，唯一值得研究参考的，便是以齐桓公做代表的最为像样。其次晋文公也有一点依样画葫芦的味道。其余，如宋襄公，以及后起的吴、越霸业就不足论了。总之，真能做到“怀诸侯则天下畏之”，从中国周秦以后的历史来讲，除了汉唐两代开国初期的气象以外，实在很少有合格的榜样。或者，往者已矣，来者可追，只有寄望于后之来者的作为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