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瑞士：“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国外的行动不具有侵略性”

十分有意思的是，作为欧洲中立国家，瑞士智库从军事、冲突等角度，对“一带一路”合作倡议进行了观察。国际关系和安全网发布了以《“一带一路”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为题的研究报告。作者借用我国防大学学者的话说，“中国国防大学的四位杰出学者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PLA）在保护习近平提出的‘一带一路’（B&R）倡议中发挥作用。然而，他们就解放军执行这项任务的实际能力而言仍存在分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2015年9月下旬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他宣布，中国将在维和行动中创造领先的后备军。这样的承诺将有助于巩固中国军队参与非战争军事行动（MOOTW）。上海国际研究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孙德刚将这些任务和其他类似的行动称为‘软军事存在’，意思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海外的有限部署，主要负责维和和反海盗行动。中国军事学术文章对非战争军事行动予以解释，孙德刚“软军事存在”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并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行动和存在可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参与习近平提出的、最大的政治和经济政策——‘一带一路’（B&R）倡议——铺平道路”。

作者写道，“中国国防大学（NDU）的四位教授已经规划了中国军队参与‘一带一路’的情况。首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将乔良，他以非常规作战的观点而著称。第二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朱成虎，他也宣称中国应该意识到‘一带一路’已经引起美国和俄罗斯的关注与担忧。第三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姬民魁，他在声明中通常十分强调中国更加自信的重要性。第四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上校梁枋，他推动中国海军成为一股强大的海上力量。但是，应该承认，鉴于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受过训练，而说出这样符合政策的言论，所以从他们的评论中获悉的内容甚少。有关‘一带一路’的讨论不同于那些中国在亚洲或者领土争端中直接面临的挑战，其评论言语中需要避免大部分的敏感和高度政治化言辞。相比之下，当涉及额外的亚洲问题时，比如‘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军方和非军方评论员所表达的观点通常更为谨慎、客观。此外，有趣的是，尽管从相同的基本假设出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应该在维护‘一带一路’中发挥作用——这些教授通过探索不同的问题而得出各种各样的结论。他们接触的问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海外形象、解放军各部队之间的能力明显不一致及其需要应对的威胁。这种差异进一步表明，他们的声明不太可能是宣传‘一带一路’的一部分，而是他们就中国军方关于未来发展的言论。尽管这四位学者支持同一观点，即中国人民解放军应沿着‘一带一路’保护中国的利益，但是他们不知道解放军是否能够这样做。虽然乔良认为解放军没有必要在陆地和海上具备这样的能力，以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但是姬民魁和梁枋普遍强调加强解放军战斗能力的重要性。朱成虎认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拥有所有必要的能力以在国外保护‘一带一路’，但他们也认为与设立海外军事基地相关的外交限制避免中国军队走向世界。他还提到了使用私人军事企业作为潜在解决方案的意见。不过，他本人也承认，中国法律不允许私人购买和携带枪支，而且一些其他国家也不允许公民这样做。中国海军在太平洋以及太平洋以外的范围维护国家权力的能力受到美国海军主导地位的限制。中国必须寻求发展其陆上权力。想让解放军航母在太平洋航行但却忽视的一个事实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实际上无法阻止美国海军封锁中国。乔良认为，‘丝绸之路经济带’（而不是‘海上丝绸之路’）就是解放军的主场，以直接保护中国公民和财产。由于美国海军在海上称霸，现在正是提高解放军地面部队的空运能力，并加强国际业务与空军合作的时候了。此外，中国军队应该通过效仿西方军队不再强调使用重型坦克的方式来变得更加灵活。上海合作组织（SCO）成员国应该作为一个安全与经济合作平台，以此对‘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发挥更大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中国、俄罗斯和其他成员国在最近几年进行的诸多联合军事演习表明，中国和俄罗斯武装力量的协调程度越来越高”。

作者在结论中认为，“总的来说，显然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分重视‘一带一路’倡议。关于海上和陆地力量、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之间的平衡，以及在该条件下解放军被允许在海外进行‘一带一路’保护行动，这都是实实在在的。每个领域都需要倾注更多的研究。不过，从上述中国人民解放军学者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保护中国海外利益与在和平时期派出解放军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日益强大。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国外的行动不具有侵略性，而且，也会征得东道国的同意。然而，解放军也有一些首先要克服的挑战。海外部署力量的增强导致人民解放军得到一些提升，如士兵装备更加优良，而且更专注于空运和海军后勤储备的增强”。

该智库在《不要对中国和印尼关系期望过高》报告中，讨论了“一带一路”合作倡议背景下的中国和印度尼西亚的关系。作者认为，“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Joko Widodo）在其总统任期第一年竟两次访问中国。相比之下，他于2015年10月才开始对美国进行第一次国事访问。尽管中国—印度尼西亚的关系正在加强，但是经济和地缘政治因素可能会成为限制两国关系发展的障碍。当佐科政府于2014年执政以来，继续发展印尼与中国已建立的外交关系。前总统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Susilo Bambang Yudhoyono）于2013年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加强两国在国防和科学研究领域的合作。2010年，中国也成为印度尼西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并致力于帮助印度尼西亚建设基础设施。很多人都认为，中国—印度尼西亚的关系在佐科的管理下会有所加强。2014年，佐科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在他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他希望将这种关系‘具体化’。从那时起，两国关系主要集中在贸易和投资，特别是发展海上基础设施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承诺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基金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以下简称亚投行），来支持印尼海上基础设施的发展。印度尼西亚已经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并承诺将注入4亿美元。截至2015年10月，中国对各种项目的总投资已达100亿美元。这些项目包括印尼政府和中国投资者合资的基础设施项目。其中最有争议的是一个旨在连接雅加达和万隆的动车项目”。

作者指出，“对印度尼西亚的中国投资者而言，最大的挑战仍是腐败和庞杂的官僚系统。据印尼投资协调委员会发布的报告称，2014—2015年，仅有7%的中国投资项目已落实。但在最近几个月内，有迹象表明，这一情况可能会有所改善。作为佐科经济改革中的一部分，其政府开始制定300个新措施来减少其他国家在印尼开展业务的障碍。在这些措施中，有一系列特殊政策，可以缩短外商获得投资许可证的时间，以及放宽对雇用外国工人的要求。但是中国—印度尼西亚的关系仍有很强的局限性。雅加达的决策界和国防界对中国在印度尼西亚的意图仍然存在着普遍的怀疑。印度尼西亚国内的一些政要尤为关注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CAFTA）使中国成为印度尼西亚最大的贸易合作伙伴。虽然双边贸易额从2010年的360亿美元增长到2014年的480亿美元，但是同期贸易逆差却从40亿美元增长到130亿美元。自2010年执行以来，当地制造部门的工人开始失业，以及中国消费品大量涌入东盟国家与当地制造商形成直接竞争，这些问题使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引起很多争议。东盟国家最近取消对中国游客的签证限制显然已经恶化了这种情况。最近几个月，东盟国家加大对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和非法进口货物的打击力度。国防关系更为困难。尽管印度尼西亚和中国已经开始在一些非传统安全领域展开合作，但是中国在南海的强硬行为仍然是雅加达关注的问题。印度尼西亚继续呼吁缓和紧张局势，并呼吁对东盟和中国制定有约束力的行为准则。虽然印度尼西亚不是中国南海争端的要求者，但是中国声称的九段线与印度尼西亚资源丰富的纳土纳群岛海域产生重叠。最近几年，印度尼西亚已加强在该海域的军事存在。2015年8月，印度尼西亚升级其在西加里曼丹岛的主要海军基地，从而忽略了纳土纳群岛。9月，国防部长里亚米萨德·里亚古都（Ryamizard Ryacudu）还宣布印度尼西亚计划部署无人机，以及额外增加2000名军事人员巡逻和保护岛屿。中国和东盟各成员国都在努力缓和中国南海的紧张局势。最近，中国举办了第一届中国—东盟国防部长会议。中国可能与一些东盟国家进行海上演习，这将促进彼此间合作和相互理解的程度”。

报告在结论中认为，“历史恩怨、贸易失衡和地缘政治担忧，限制了中国—印度尼西亚关系的发展。尽管有人认为佐科政府倾向于中国，但是印度尼西亚和中国的关系可能将继续保持总统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执政时期的状态。中国—印度尼西亚关系有升华的潜力，但这都取决于中国是否可以实现其投资计划。从长远来看，印度尼西亚还需要合法的基础设施，以保障工人的权利和保护环境。否则，中国在印度尼西亚日益增加的商业存在，以及其在中国南海的行动，可能会危及正在改善的中国—印度尼西亚关系”。

瑞士智库世界经济论坛在《哈萨克斯坦如何促使地缘政治变化》报告中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将为中亚地区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哈萨克斯坦应利用自己优势，采取必要措施实现自己的发展。作者写道，“哈萨克斯坦这样的中小国家，应该像良好的冲浪者一样，学会利用地缘政治变化的‘波浪’进行良性发展。如果它们忽视地缘政治的变化，它们的发展就会遭遇失败。哈萨克斯坦现在面临一个新的机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起的‘一带一路’倡议将为中亚地区的发展带来新机遇。提出这一倡议背后的动机是复杂的，它可能是为了制衡美国在海事领域显著的主导地位。它可以使中亚重新发挥对于世界历史的关键作用。王赓武教授是当今亚洲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他提出了一个有关世界历史的新理论。《欧亚大陆的核心与边缘——与王赓武就世界历史对话》一书中收录了其对世界历史的宏观见解，其中提到他认为欧亚大陆曾在5000多年内塑造世界史，但从18世纪起，其角色逐渐被边缘化。经过世界海上强国，如英国和美国近两个世纪的主导，他说：‘我们看到，在过去的十年左右，英国和美国是欧亚大陆的核心。’他补充说，‘中国和印度正在欧亚大陆崛起，这两个国家可能会设法进行反击’”。

作者指出，“中国和印度都正在努力改善中亚的连通性，它们在中亚地区建设高速列车和能源管道。据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北京正在考虑投资并建设从中国西部开始，途经中亚，最终到达欧洲的高铁。《华盛顿邮报》对此进行了细节上的补充，称这条高铁路线在中国境内的部分将从兰州到达新疆自治区首府乌鲁木齐；从长远来看，中国可能将高速列车网络扩展到包括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伊朗、土耳其和保加利亚在内的广大区域。‘中哈原油管道’是由中国和哈萨克斯坦共同兴建的中国第一条跨国原油管道，这条大型长输管线西起哈萨克斯坦阿塔苏，经过中哈边界的阿拉山口口岸进入中国。中国最近宣布将投资460亿美元建设中巴经济走廊，这是复杂的新交通网络建设的另一个重要路线。与此同时，印度与伊朗正在努力建设从伊朗港口恰巴哈尔港到阿富汗的新铁路。毫无疑问的是，中国和印度都将与伊朗合作，建立连接到中亚的新走廊。这一切都将为中亚国家发展创造新的机会。而哈萨克斯坦可以利用这些有利的新地缘政治现实来推动本国经济发展，它可以推出新举措将自身定位为中亚的新物流中心。哈萨克斯坦应该宣布一个‘开放天空’政策，允许所有区域和全球的航空公司自由飞往阿拉木图和阿斯塔纳。中亚缺乏一个航空枢纽，而哈萨克斯坦可以提供这个枢纽。同样，哈萨克斯坦可以投资帮助建设高速列车网络的枢纽和该区域的能源管道。哈萨克斯坦的优势很大程度上在于其稳定的政治局势，其总统纳扎尔巴耶夫的努力值得肯定”。

报告认为，“哈萨克斯坦的成功发展和相应政策的成功，将不仅取决于内部因素，同样也受到外部地缘政治的影响。中国决定启动‘一带一路’项目是哈萨克斯坦成功发展的好时机，该国可以将自身定位为中国在中亚地区最可靠的伙伴。然而，对于哈萨克斯坦来说，给自己的赌注保值是明智的行为，它应该与俄罗斯、印度、日本和欧盟加强联系。美国在中亚有其军事战略，但没有与中亚进行全面经济合作的战略。但如果美国开始与该地区进行经济合作，哈萨克斯坦应该张开双臂欢迎它。哈萨克斯坦于2015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这也带来了发展的好机遇。哈萨克斯坦已降低关税，逐步开放其经济，减少对自然资源的依赖，以促进其经济增长，并依靠本国人民推动生产力发展，如同韩国和新加坡所做的那样。中国和俄罗斯都将哈萨克斯坦视为与其利益紧密相连的国家，而且可以推动上海合作组织（SCO）的发展。上海合作组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才能赶上东盟，但它可以从东盟的发展中获得更多经验。东盟进行区域合作的许多理念来自相对较小的成员国，像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哈萨克斯坦也可以为上海合作组织做同样的事情。简而言之，地缘政治机会为哈萨克斯坦打开了新窗口，中国的一系列新倡议将重新唤醒古代欧亚互联互通的多种特征，以使相关经济体和社会充满活力，并通过延伸的贸易及交通网络丰富各国文化”。

世界经济论坛以《新丝绸之路能为全球贸易做些什么？》为题，提出了一个宏大的时代课题，并力图从学术角度予以论证。虽然其观点仍偏幼稚，但也能一窥其内心的真实想法。报告写道，“2013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多个邻国发起了‘一带一路’倡议。中国的目标是什么？在未来10年内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增加2.5万亿美元的年度贸易额。中国民营部门已经开始加强东西方之间的联系。2011年，供应链运营商德铁信可（DB Schenker）在中国和德国之间开通了每周运行的列车。2012—2014年，这条路线的运载量达到4万标准集装箱（20英尺）。2015年，荷兰鹿特丹港迎来了首批经由铁路运达的中国集装箱。这一陆上路线使海路大约60天的货运时间缩短至约14天。未来，中国重庆和德国杜伊斯堡之间列车的行程可达1.08万公里（6700英里），有望把货运时间缩短至10天。惠普（HP）等公司已经开始利用新路线从中国工厂向欧洲客户发货。例如，回程的集装箱装满了西方的豪华车。结果是，现代的‘大篷车’已经上路。因此，‘新丝绸之路’发展项目——其覆盖的区域居住着世界约70%的人口，国内生产总值（GDP）占全球的比重约为55%，已探明能源储量占全球的比重约为75%——已迈出了最初几步。当然，挑战依旧存在”。

作者认为，“这一宏大项目需要古老丝绸之路沿线的40个国家之间进行高效率和有效的合作，不仅包括从中国经由陆路通往欧洲的路线，而且包括海上路线。中国已采取主动举措，开始与参与者接洽。自2013年以来，其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签署了与‘新丝绸之路’有关的合作协议。‘新丝绸之路’项目需要大量资金，仅2010—2020年就需要投入大约8万亿美元。中国政府已宣布多项承诺，包括致力于中亚地区项目的400亿美元‘丝路基金’、500亿美元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简称亚投行），以及100亿美元的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New Development Bank）。有消息人士暗示，中国政府准备投入1600亿—3000亿美元用于支持这些项目。中国国家开发银行（CDB）和海上丝绸之路银行（Maritime Silk Road Bank）将加强这些支持。‘新丝绸之路’项目需要克服技术与监管方面的挑战。列车需要至少两次变轨——中国和欧洲的铁轨宽度均为1435毫米，而白俄罗斯、俄罗斯、蒙古和哈萨克斯坦的铁轨宽度则为1520毫米。列车沿途需要跨域多国边境。通关程序需要标准化——先进信息技术和数字化或许有所助益。在理想状态下，新丝绸之路将成为一条自由贸易走廊。每个国家都需要明白自身应作出何种贡献（比如推出何种基础设施与政策），如何进行融资，以及预计从这些投资项目取得哪些效益。精心设计的商业模式（包括一份概述‘丝绸之路’将如何运作的方案）是至关重要的，这有助于确保沿着整条价值链（而不仅仅在中国和欧洲）创造附加价值——新企业、新产业和新就业岗位”。

作者认为，“经济实力和商品流动方面的不平衡——传统上，中国的出口要比大多数贸易伙伴更强——淡季和旺季等季节性因素需要体现在商业模式中。‘新丝绸之路’的成功也有赖明确的治理规则与机制。这包括回答一个问题：该项目是否需要成立一个独立机构抑或通过双边或多边方式来处理战略决策和解决争议？解决好这个问题的动力是巨大的。参与国将能够获得新的增长来源，同时需要在支出与进展之间搞好平衡。目前，中国给予了大部分投资。作为回报，亚洲领先经济体期待其市场得到重大刺激，并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建立良好关系。随着基础设施和流程的改善，民营行业将发挥潜力，成比例地增加投资。如果成功的话，古老丝绸之路的重新启动无疑将为沿线国家及其企业带来更多的增长机遇，并让它们更好地接触到世界中产人口的66%（这一比例为2030年中国中产阶层人口预计在世界中产总数中所占比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