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天生一副亲娘老子给的炮筒子脾气，一点即着。就为这个，打念小学那会儿起，没少吃过亏。
念小学那会儿，我从学校的二楼跳下去过，结果一整个礼拜直不起腰来。或许有人要问了，干吗这么不要命呢？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理由。那天我在新盖的二楼上探头探脑地张望，有一个同学撩拨我说：“你威风什么？再威风，也不敢跳下去吧！”紧接着，别人就开始“胆小鬼！胆小鬼”地瞎起哄。一见如此，我就一咬牙一跺脚，跳了一个。
校工背我回家时，我老爸瞪大了眼睛呵斥道：
“跳个二楼就直不起腰来啦？没出息的东西！”
我立马顶了他一句：“你等着，我下回跳个直得起腰的给你看！”
有一回，一个亲戚送了我一把西洋造的小刀。我对着阳光给伙伴们看那漂亮的刃口。有个小子偏要跟我抬杠，说：
“看着倒是光亮亮的，可中看不中用，切不了东西。”
我一听就火了，说：
“怎么就切不了东西了？什么都能切！”
“那切你的手指头试试。”
那小子存心挤对我。
“怎么着？不就是切个手指吗？瞧好了！”
说着，我往右手大拇指的指甲上斜着切了一刀。幸好那刀子毕竟太小，而我的手指骨又很硬，所以大拇指至今还连在手上呢。不过，这道伤疤许是到死都褪不掉的了。
从我们家的院子往东走二十来步，到了尽头的南坡上，有一片菜园子，正中间长着一棵栗子树。这棵树对我来说，可是比性命还要宝贵。栗子成熟的季节，我总是早上一起身便跑出后门，捡拾起掉落在地上的栗子，然后带去学校里吃。菜园的西侧与“山城屋”当铺的院子相连，那当铺里有个十三四岁的小子，名叫勘太郎。这个勘太郎自然是个孬种，可孬归孬，竟然也会翻过竹篱笆墙，到我们家的地盘上来偷栗子。
有一天傍晚时分，我躲在折叠门的背后候了半天，终于逮到了前来偷栗子的勘太郎。那会儿，勘太郎眼见得已无路可逃，便不要命地朝我扑来。这小子比我大两岁呢，虽说是个孬种，倒也有股子牛劲儿。他用秃脑门顶住我的胸口，步步进逼之际，忽地一滑，整个脑袋竟钻入我那件夹袄的袖筒里了。我的胳膊被他的脑袋别住，使不上劲儿，于是我拼命地挥动手臂，而勘太郎的脑袋也跟着左右摇晃。后来那小子实在憋不住，在袖筒里一口咬住了我的胳膊。我疼痛难忍，将勘太郎一直推到了竹篱笆的墙根处，脚下使了个绊子，将他撂倒在他家院子的那一侧。由于“山城屋”院子的地面比我家的菜园子要低那么六尺[1]，倒下去的时候压塌了竹篱笆。他“啊”地大叫一声，以倒栽葱的方式跌进了自家的领地。勘太郎摔下去的时候，顺势扯掉了我夹袄的一只袖筒子，我的胳膊这才恢复了自由。当天晚上，我老妈去“山城屋”跟人家赔礼道歉，顺便要回了那只袖筒子。
要说我闯过的祸，还远不止这些呢。
我有一次领着木匠家的兼公和鱼店的阿角糟蹋了茂作家的胡萝卜地。胡萝卜苗尚未出全的地方，上面苫着一层稻草。我们三个在那上面练了半天相扑，结果把下面的胡萝卜踩了个稀巴烂。
还有一次，我把古川家水稻田里的井给堵上了，结果人家找上门来算账。那口井其实是个将打通了竹节的粗毛竹深埋于地下，引出水来浇灌稻田的装置。我那会儿根本不懂那是个什么玩意儿，只管将石块啦、半截子木棒啦一股脑儿地往里填，直到水冒不出来了才回家去吃饭。哪知刚端起饭碗，古川那家伙就满脸通红、大声咆哮着闯进了我家。记得那一回是赔了钱才把事情摆平的。
在家里，我爸一点儿也不疼我，我妈只会一个劲儿地袒护我哥。我哥长得细皮白肉，喜欢学戏——学戏倒也罢了，还喜欢男扮女装演花旦。老爸看到我就说：“你这小子反正是没出息了。”老妈则说：“无法无天的，今后该怎么办呀？”
没错，我确实没什么出息，反正就这模样了。担心我的未来也一点儿不奇怪，因为我活着不图别的，只要不蹲大狱就好。
在老妈生病去世前的两三天吧，我在厨房里翻筋斗，肋骨撞到了灶台，疼得眼前满是金星。我妈见了大动肝火，气得不行，说：“我再也不要看到你了。”于是我住到了亲戚家里，可谁知一会儿工夫我妈的死讯就追来了。我没想到她这么快就死，早知她的病有这么重，我应该安分一点。就这样，我怀着十分沉重的心情，又回到了自己家。不料我哥竟然说我不孝，还说是因为我，我妈才死得这么早的。我憋屈得不行，抽他一个大嘴巴，结果又挨了我爸一顿臭骂。
我妈死后，我就跟我爸和我哥三人一块儿过日子。我爸游手好闲，无所事事，见到我就说：“你小子算是废了，废了。”几乎成了他的口头禅。我怎么就废了呢？到现在也不明白。摊上这么个爸真是天晓得。我哥说要当什么实业家，一个劲儿地啃英语。他天生一副娘娘腔，性格又狡猾，我跟他合不来，基本上以十天一次的频率干架。有一次我跟他下将棋，他打埋伏，使黑手，作弄了人还得意洋洋地说风凉话。我一时怒从心起，将手里捏着的一枚“飞车”拍到了他的脑门上。他额头上磕破了点皮，稍稍出了点血，可居然小题大做，去老爸那儿告我的状。老爸不分青红皂白将我痛骂一顿，还说要将我逐出家门，与我断绝父子关系。
见他说得如此绝情，我心灰意冷，心想，逐出家门就逐出家门，断绝父子关系就断绝父子关系，谁怕谁呀？可家里有一个已经跟了十来年的女佣，名叫阿清的，听说了这事儿以后，她哭得跟泪人儿似的，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地在我爸跟前替我求情，他的心头之火也就慢慢平息了。尽管这样，我也并不怕他，心里反倒觉得挺对不住这个叫做阿清的女佣。
据说这女佣原本也是极有来头，但幕府倒台后家道中落，这才出于无奈，最后到别人家来做帮佣。当时她也颇上了点年纪，够得上称一声老婆婆了。也不知哪来的缘分，这个阿清非常疼爱我，简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我这人向来不讨人喜欢，就连我妈也在临死前三天不再对我抱有任何好感。我爸反正是一年到头都讨厌我。街坊邻居也都斜着眼瞧我，只当我是个惹是生非的捣蛋鬼。所以别人不把我当根葱，我倒也没觉得什么。可说来奇怪，只有阿清婆拿我当个宝贝，事事都宠着我、护着我，反倒让我心里不着不落的。
阿清婆在厨房里见左右没人，总要夸上我几句，说什么“你天性耿直，心眼儿正”。可是，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弄不明白。如果说我是秉性好，那么除了阿清婆以外，别人也该待我再好一点才是啊。所以每当她这么夸我时，我总是回答说：“我可不吃马屁。”于是阿清婆就会接：“所以说你心眼儿正嘛。”说完，还乐滋滋地端详我。那股得意劲儿，就像我是她一手造出来似的，叫人心里怪不舒服的。
老妈死后，阿清婆就越发疼我了。我那会儿还是个孩子，哪懂得什么人情世故，可有时也纳闷：干吗要对我这么好呢？何必这么疼我呢？真无聊！可又觉得自己这么想，不就是将人家的好心当作驴肝肺了吗？挺对不住她的。
然而，不管我的小心思怎么转，阿清婆还是始终如一地疼我，时常用她自己的零花钱买金鳄烧或红梅烧[2]给我吃。冬天里她会悄悄买好了荞麦粉，遇上寒冷的夜晚为我做荞麦糊吃。常常是我已经睡了，她还神不知鬼不觉地将荞麦糊端到我的枕边来。有时还会买砂锅乌冬面。不光是买东西给我吃，她还给我买袜子，买铅笔，买笔记本。有一次她甚至借给我三块大洋[3]！——不过是很久以后的事了。这可不是我开口跟她借的，是她主动到我房间里来，说：
“你也没个零花钱用，太苦了。这点钱拿去吧。”
我当然说不要，可她非给我不可，我也就顺水推舟了。说实话，其实我心里高兴得不得了。
我将这三块大洋放入钱包，揣进怀里就上茅房去了。谁知一进去刚要解手，只听得“扑通”一声，钱包掉粪缸里了。没法子，我磨磨蹭蹭地出了茅房后，只得一五一十地跟阿清婆坦白。阿清婆二话不说，立刻找了根竹竿来，一定要帮我捞上来。过了一会儿，井台边传来“哗哗”的声响，我出去一看，见阿清婆正在用水冲洗那个被竹竿叉住了系带的钱包呢。接着，她打开钱包，从里面取出了三张一元面值的钞票。只见那钞票已经变成了棕色，图案也有些模糊不清。阿清婆在火盆上将钞票烤干后交给我，说：
“这下行了吧？”
我捏起来闻了一下，说了声“真臭”。阿清婆说：
“好吧，我去给你换来。”
也不知她上了哪儿，使了个什么办法，竟用那三张钞票换了三个银元来。
那三个银元我到底是怎么花掉的，现在一点也想不起来了，只记得当时说过“马上就还你”，却一直没还。事到如今，即使我想加十倍奉还，也还不了了。
阿清婆给我东西，必定是背着我爸和我哥的。可我这人最讨厌的就是背着别人独自占便宜。我和我哥合不来，这不假，但也不愿意阿清婆偷偷只给我点心或铅笔。我问过阿清婆，为什么不给我哥。她若无其事地说什么“你爸爸会给你哥买的，不用管他”。她这话自然是不公正的。老爸尽管对我成见很深，倒也还没这么偏心眼儿。不过，或许在阿清婆的眼里，他就是个偏心眼儿。其实，她无疑是被自己对我的疼爱遮蔽了双眼。对于一个原先也有头有脸却没受过什么教育的老婆婆来说，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然而，阿清婆对我的偏爱还远不止这些，可以说已经到了令人生畏的地步了。她一厢情愿地认为我将来一定会出人头地。而拼命用功的我哥，却被她认定除了长得白净一点以外，没有任何出息。遇上这样的老婆婆也真拿她没辙。总之，她坚信凡是自己喜欢的人必定大富大贵，凡是自己讨厌的人必定潦倒落魄。我那会儿倒也没觉得自己将来会有什么出息，可阿清婆老说我会有出息，肯定会有出息，让我不禁寻思起来，或许还真有可能呢？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傻得冒烟。我也问过阿清婆，将来我到底会成为怎样的大人物。对于这个具体的问题，阿清婆似乎并没有思考过，只是说，我今后一定会盖起带有门楼[4]的堂皇府邸，出入都坐着专车[5]。与此同时，阿清婆还坚持在我成家立业之后也要跟着我一起过日子。“请您一定留下我！”——这话她已经跟我说过好多遍了。我呢，也答应过她：“嗯，放心吧。会留下你的。”口气一如我已经成家立业了似的。可谁料想这个老婆婆的想象力特别丰富，听了我的话，立刻就往下说：
“那么，您喜欢什么地段呢？是麹町好呢，还是麻布[6]好？院子里要立个秋千架，西式房间不用多，一间就够了。”
你看，她已经自作主张地替我规划起来了。
我那会儿根本没想过要什么房子，所以总是跟她说，洋房也好，日式也罢，都用不着，我不要这些玩意儿。于是阿清婆就夸我说：
“好啊，说明你清心寡欲，心地淳朴。”
反正不论我说什么，她都会夸的。
我妈死后的五六年，基本上就是这么过来的：被我爸骂，跟我哥干架，吃阿清婆买的点心，还不时被她夸上两句。我没别的奢望，觉得日子这样过也挺好，因为我以为别人家的小孩子大概也都跟我差不多。可是，阿清婆只要见我稍微遇上点事，就会说：“你这孩子可怜啊。真是不幸啊。”我也便觉得自己大概是可怜、不幸的了。除此之外，什么苦也没吃过，只是老爸不给零花钱，让我很不爽。
在我妈死后第六年的正月里，我爸也得脑溢血死掉了。同年四月，我从某私立中学毕业。六月，我哥从商业学校毕业，在一个名字忘记了的会社的九州支店得了个差使，要去那儿上班。我呢，还得留在东京继续上学。我哥提出，要将家当统统变卖了去九州就职。我回答说：“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反正我也没打算靠着他过日子。就算他愿意管我，也难免还要干架，到时候肯定还是会提出分道扬镳的。而要接受他那种不尴不尬的监护，就得向他低头，我才不干呢。我早想好了，大不了去送牛奶，怎么也不会饿死的。我哥找了个收旧家具的，将祖祖辈辈留下来的旧家具统统贱卖掉。房子则通过中间人的斡旋，卖给了一个大财主，大概卖了不少钱吧，不过具体情况我一概不知。
一个月之前，我开始寄宿在神田小川町的别人家里了，等今后的去向有了眉目之后再做打算吧。阿清婆看到自己居住了十多年的房子就这样给了别人，痛惜得不行，可又不是她的财产，她能有什么办法可想呢？“您要是再大几岁，就能继承下来了。”——她一个劲儿地跟我唠叨。要是大几岁就能继承的话，那现在也应该能继承了嘛。她不懂，以为只要到了年纪就能得到我哥的家产[7]。
于是我哥跟我分道扬镳了，难办的倒是阿清婆该何去何从。就我哥的身份来说，自然是不能带个用人去赴任的，再说阿清婆也压根儿没有跟在我哥屁股后头南下九州的意愿。而我呢，其实也是泥菩萨过河，因为那会儿正寄宿在一个只有四叠半[8]大小的廉价房里，随时都可能搬走。没奈何，只得问一下她自己了。
“你有没有打算去别的人家做帮佣呢？”我说。
不料她早就拿定了主意，立刻回答道：
“没说的，在你有了自己的府邸，娶了娘子以前，我先去外甥那儿落落脚。”
她的这个外甥在法院里做书记官，日子过得挺不错，在此之前已经来动员过她两三次了，说是“马上就搬来一起住也没问题”，可阿清婆没答应，“在这儿尽管是做用人，毕竟早已住惯”。然而如今的情况不同了，也许她觉得与其换个地方做用人，处处看人家的脸色，不如住到外甥家去呢。即便是这样，她仍对我说：“少爷您要早点盖起自己的府邸来，早点娶一房娘子回来呀。我要回来伺候您的。”看来比起亲外甥，她更心疼我。
动身去九州之前，我哥到我的寄宿处来了，给了我六百块大洋，说是用作做生意的本钱也好，用来交学费也罢，随我的便。不过，今后我们哥俩就两清了。这倒颇出乎我的意料。就我这位哥哥来说，这一手做得够漂亮。我原想，不拿他这六百块钱也不见得过不下去，但他这种一反常态的豪爽十分合我的心意，于是说了声“谢谢”便收下了。随后，我哥又拿出五十块钱，说：
“你顺带着将这点钱给阿清吧。”
我自然毫无异议，立刻就收下了。
两天后，我跟他在新桥火车站挥手作别，之后再也没见过他。
我横躺着，琢磨开了这六百块大洋的用法。做生意吧，也挺麻烦的，估计我是折腾不起来了。再说仅凭这区区六百块钱，又做得成什么像样的生意呢？即便成了，就我现在这样，还是不能跟人吹嘘自己受过良好教育，所以是划不来的。生意不生意的，算了吧，不如用作学费好好念点书。将这六百块一分为三，每年两百块，足够上三年学。三年内用一用功，一定能学成个什么。紧接着我就开始琢磨该上哪所学校了。
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任何一门功课，尤其是什么外语啦、文学啦，一听就头痛。要是拿新体诗[9]来给我读，估计二十行中连一行也看不懂。于是我想，既然什么都不喜欢，那就学什么都一样了。有一天，我刚好路过物理学校[10]的校门口，见他们贴出了招生广告。我心想，不是什么都得讲缘分吗？遇见了就是缘分。我拿起一份章程，立刻办了入学手续。如今回想起来，这实在是失策，只怪我那亲娘老子给的一点就着的炮筒子脾气惹的祸。
三年时间，马马虎虎，我也同别人一样学了下来。我原本就不具备什么良好素质，所以要说到成绩排名，自然是从屁股后头倒数上去比较方便。令人不解的是，三年时间一到，我居然也顺顺当当毕业了。这结果连我自个儿都觉得好笑，不过这可没什么好抱怨的，所以我老老实实毕了业。
毕业后的第八天，校长把我叫去。我还当什么事呢，过去听他跟我说，四国那边有所中学[11]缺数学教师，月薪四十元[12]，问我去不去。我虽然在物理学校念了三年书，可老实说，根本没想过要做什么老师，何况还是去那么远的乡下教书。不过呢，要说除了老师以外是否有什么具体规划，也是一点都没有，所以见校长这么正儿八经地找我商量，也就一口答应了下来。这还是我那亲娘老子给的炮筒子脾气在作怪。
既然答应了，自然是一定要去了。这三年来，我一直窝在这间四叠半的小房间里，没人埋怨过我半句，我也没跟谁拌过嘴。可以说，我在此度过了人生中一段逍遥自在的美好时光。事到如今，也就不得不跟这间“四叠半”告别了。
要说走出东京，自打我出生以来，总共只有那么一次，是跟同学一起去镰仓远足。这次要去的地方远得多，不是什么镰仓可比的。从地图上看，那是海边上一个针尖大小的地方。肯定算不上好地方。那里的城镇是什么样、住着怎么样的人，我一概不知。可又有什么关系呢？有什么好担心的呢？只管去就是了，无非多少有些麻烦。
我们家“关门歇业”之后，我也常去看望阿清婆。她外甥为人挺地道，每次只要他在家，总会殷勤地款待我一番。阿清婆则当着我的面，总是拿这个那个替我吹嘘，甚至说什么，等我学校毕业后立刻会在麹町购置豪宅，并且进入政府机关上班。她自说自话地决定了我的将来，自说自话地吹嘘一通，反把我弄得很窘迫，脸红耳赤的。而且还不是一次两次，居然说了很多遍。更要命的是，她时不时会抖落出我小时候尿床的事来，简直叫我无地自容，也不知她外甥听了心里是怎么想的。反正阿清婆是老派人物，她将我与她的关系当作封建时代的主与仆，又隐隐感到，我既然是她的主人，自然也就是她外甥的主人了。可见做她外甥真是倒了大霉。
去四国那边当数学老师的事终于落实。在动身的三天前，我又去看望了阿清婆。不巧，她感冒了，在一间朝北的三叠大的房间里孤零零地躺着。见我来了，她连忙坐起来，忙不迭地问道：
“少爷，您什么时候置办府邸呀？”
看来她以为只要一毕业，金钱就会自动从口袋里冒出来。可如果我真是个如此“伟大”的人物，她还“少爷、少爷”地叫着，不显得傻气吗？我没给她多解释，只是简简单单地说了句：“暂时还置不了，马上要到乡下去了。”她一听，露出格外失望的表情，用手不住地抚平零乱的花白鬓发。我看着心里挺不落忍的，就说：
“去去就要回来的。明年暑假的时候我肯定回来。”
我这是在安慰，但见她依然愁眉不展，又问：
“我会给你带些土产来的，你想要什么？”
她说：“想吃越后[13]的竹叶糖[14]。”
越后的竹叶糖？我听都没听说过。别的先不管，首先这方向就搞错了嘛。
我说：“我要去的那个乡下好像没有竹叶糖。”
于是她就反问道：“那到底在哪边呀？”
我一说是西边，她就问：
“那是在箱根[15]的这边呢，还是那边？”
真拿她没辙。
到了出发当天，阿清婆一大早就来帮我收拾行李，还把来的路上买的牙刷、牙签跟毛巾一股脑儿塞进帆布包里。我说这些都用不着，可她根本不听。
我们雇了两辆人力车，并排着来到了火车站，她一路把我送到了月台上，然后凝望着已经上了车的我，小声说道：
“说不定这就跟您永别了。要多保重啊。”
我看到她的眼眶里满是泪水。我可没哭，不过眼泪也快流出来了。恰逢这时火车开动了，我心想，这下应该差不多了吧。可从车窗里探出头去往后面一看，只见她还站在那儿，只是人已经缩得很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