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计划与市场大论战”

19世纪20至30年代，一批经济学家，特别是奥地利学派主要代表人物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和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密集发表文章，试图证明社会主义集中计划经济的资源配置模式在理论和实践上是行不通的。他们对集中计划经济的最大批评是，它不可能获得维持经济运转所需要的充分信息。在这个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中，每一个基层单位或企业向中央机构传送有关生产技术、运营成本、消费需求等方面的信息，再由中央计划机构制定非常详细的生产计划，并下达给企业。制定这样一个计划的前提是，中央计划机构需要知道消费者的偏好结构、需求及企业的生产技术条件，并且建立和解出数以千万乃至亿计以上的供给和需求联立方程组，这是当时的计算技术条件所无法达到的，现在也基本上不太可能。即使可以解出，但由于收集数据和计算所需时间过长，人们的消费偏好和企业的生产技术条件早已改变。所以，他们认为，中央经济决策部门不可能全面、及时、准确地获得中央计划所需要的信息并合理地使用这些信息。

论战另一方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兰格（Oskar Ryszard Lange）和勒纳（Abba P.Lerner）。他们认为，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仍然可以利用市场机制，做出了将市场机制导入计划经济的首次理论尝试。他们的主张是：虽然生产资料收归国有，但消费品和劳动力价格还是通过市场来定价，而生产资料的价格则由计划机关模拟市场，按照与竞争性市场机制相同的“试错法”（Trialand-Error Method）来决定。这就是著名的兰格模式。对于企业而言，每个企业应根据边际成本等于中央计划委员会所制定的产品价格来确定生产水平。在一定的生产技术条件下，在数学上可以证明这种机制可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兰格和勒纳所建议的，是一种分散化的社会主义经济机制，或者说是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机制。这种机制旨在解决信息问题，却被米塞斯形容为像一个有“三角的正方形”观念一样自相矛盾。

兰格的这种分散化社会主义机制并不能解决随之而来的激励问题，也就是在个体逐利和信息不对称的现实约束条件下，怎样激励基层单位完成中央计划机构下达的任务，并且是严格按照边际成本等于价格来组织生产。由于生产成本和边际成本都是私人信息，如果不追求利润最大化，为了较容易地完成计划，企业就有足够的激励来高报成本，减少生产。并且，在规模报酬递增的生产情况下（比如对具有规模经济的国营企业），生产的边际成本小于平均成本，按照边际成本定价的企业就会亏损，长久下去，企业就要破产。但是，如果这种生产是必要的，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也必要对企业进行补贴。但这会引起许多其他的问题，其中之一是公平问题，因为这些补贴要是来自于其他企业上缴的利润（或税）。但是，政府给亏损企业补贴，企业就没有激励和压力去努力提高效率。这种情况说明：为了使整个经济有效而给予企业补贴，客观上反而降低了企业内部的效率。分散化的社会主义经济或者是市场社会主义经济，尽管产生了有效的资源配置，但并没有解决激励相容的问题。因此，哈耶克他们认为，兰格的设想还是不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