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群体的时代

当前时代的演变/文明的大变革是各民族思想变化的结果/现代人对群体力量的信念/它改变了欧洲各国的传统政治/平民阶级的崛起是如何发生的,他们如何发挥自己的威力/群体力量的必然后果/它们只能产生破坏作用/是群体促成了衰老文明的解体/对群体心理学的普遍无知/立法者和政治家研究群体的重要性。


发生在文明变更之前的大动荡,比如罗马帝国的衰亡和阿拉伯帝国的建立,初看上去都是由一些重大的政治变化所决定的:外族入侵或王朝倾覆。但对这些事件进行更细致的研究后,会发现在它们的表面原因背后,更真实的原因,往往在于人民的思想所发生的深刻改变。历史上真正的大动荡,并不是那些以宏大规模和暴烈程度震撼我们的事件。唯一重要的变化,那种足以使文明更新的变化,发生在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信仰当中。历史上令人难忘的重大事件,不过是人类思想的无形变化所产生的可见效果而已。这些大事件之所以如此罕见,是因为在人类这个物种身上,最为稳固不变的,莫过于他们世代相传的思维结构了。

当前这个时代,正是人类思想经历转变的关键时刻之一。

两个基本因素构成了这种转变的基础。首先,我们文明的所有要素所赖以根植的宗教、政治和社会信仰走向了毁灭。再者,随着现代科学与工业的各种发现,全新的生存条件和思想条件被创造了出来。

旧时代的思想虽已残破,但仍旧强大,而将要取而代之的新思想还正在形成过程当中,当今的时代,处在一个新旧过渡、混乱无序的阶段。

这个难免混乱的阶段将会如何收场,目前还很难说。在我们这个社会之后所建立的社会,将以哪些基本观念作为基础,我们还不得而知。但是,从现在起,我们清楚地看到,在未来社会的组织结构上,都不可忽视一种力量,一股全新的、当今时代唯一至高无上的力量:群体的力量。众多曾经稳固的观念皆于今日消亡,众多曾经权威的力量接连被革命摧毁,而在它们的废墟之上,唯有群体这股力量正在上升,并且显现出吞噬他者之势。当我们悠久的信仰摇摇欲坠、土崩瓦解之际,当社会的古老柱石一根一根坍塌之时,群体的力量是唯一一股所向披靡、声势高涨的力量。我们将要进入的时代,名副其实是一个群体的时代。

就在一个世纪以前,欧洲各国的传统政治和君主间的对抗是激发事变的主要因素。民众的意见无关紧要,甚至通常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如今,政治传统、君主的个人倾向以及二者之间的对抗,反倒变得不再重要了。相反,群体的声音占据了优势。这声音向君王们发号施令,而君王们则对之言听计从。各民族的命运,不再决定于君王的会议上,而是酝酿于群体的心灵中了。

平民阶层进入政治生活,也就是他们在事实上逐步转变为领导阶层的过程,是我们这个过渡时期最显著的特点之一。事实上,普选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影响微弱,方针又以简单为先,所以人们并未因此注意到平民阶层的转变。群体力量的逐渐生长,首先是通过某些观念的传播,这些观念慢慢地根植在人们的思想当中,然后个人逐渐结成社团,将理论观念变成现实。群体正是通过结社来形成他们的观念,这些观念即使算不上正确,至少对其利益是坚定捍卫的,并且由此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力量。他们成立行业联合会,令所有权威相继向他们让步;他们建立劳工联合会,不顾一切经济规律,试图支配劳务和工资。他们向政府议会派去完全没有主动性和独立性的代表,这些代表由委员会选出,往往都沦为他们的传声筒。

如今,群体的要求变得越来越明确,他们非要将当前的整个社会彻底摧毁,将它带回到原始的共产主义社会去,那曾是所有人类群体在文明曙光到来之前的正常状态。限制劳动时间,征用矿场、铁路、工厂和土地;平均分配全部产品,为平民阶级的利益消灭一切上层阶级;如此等等,就是他们的要求。

群体不擅推理,却长于行动。通过他们目前的组织,群体的力量已经变得格外巨大。眼下诞生的信条很快就会拥有那些旧信条的威力,也就是说,拥有专制无上的权威,清除异议。群体的神权将要取代国王的神权了。

那些为如今的中产阶级代言的作家们,最贴切地展现了这个阶级稍显狭隘的思想、稍显短视的观念、稍显粗浅的怀疑主义,以及有时候稍显极端的利己主义。他们因为目睹新势力的壮大而深陷恐慌,为了克服思想的混乱,他们绝望地求助于自己曾经不屑一顾的宗教道德力量。他们向我们谈论科学的破产,忏悔着转向罗马教廷,呼吁我们遵从启示真理的教诲。但这些新的皈依者忘了,这一切已经为时过晚。就算神明真的垂爱于他们,也不可能对群体心灵产生影响,因为群众对这些新近伪皈依者所牵肠挂肚的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伪皈依者们昨日抛弃并毁坏的诸神,如今正被群众所抛弃。无论是神的力量,还是人的力量,都不可能让河水倒流。

科学没有造成任何破产,无论是目前人们思想的混乱状态,还是在混乱当中壮大起来的新势力,都与它无涉。它向我们许诺的是真理,或者至少是我们的智力所能掌握的对各种关系的认识;它从未向我们许诺过和平与幸福。科学对于我们的情感是完全无动于衷的,它听不到我们的哀诉。然而我们只能尽力与它生活在一起,因为再没有什么能够带回被科学所驱散的幻觉。

在所有民族中都普遍可见的征候,向我们证明群体力量在迅速壮大,让我们无法一厢情愿地以为这种力量会很快就停止增长。无论它将给我们带来什么,我们都必须承受。

一切反对它的高谈阔论都显得苍白无力。诚然,群体时代的到来可能标志着欧洲文明走到了最后一步,全面回归混乱的无政府主义阶段,而这样的阶段往往总是出现在每个新社会诞生之前。我们有什么办法阻止呢?

迄今为止,彻底摧毁破败的文明,一直都是群体最明确的任务。这种任务并不是在今天才出现的。历史告诉我们,当文明所依赖的道德力量失去威力时,它的最终瓦解总是由无意识的野蛮群体所完成的,他们被确切地定义为野蛮人。创造和引领文明的,历来都是一小部分贵族知识分子,而不是群体。群体拥有的只是破坏力。他们的统治总是一段野蛮史。文明意味着稳固的制度、严明的戒律、从本能迈向理性的过程、对未来的预见、较高的文化程度,而这些条件正是群体本身所缺失的,于是他们也从未有能力来实现之。通过纯粹的破坏力量,群体就像微生物一样,加速着衰落的躯体或死尸的解体。当文明的大厦有了蛀蚀,最后将它带向崩塌的总是群体。就是在这时,群体的基本作用显现了出来,在这一时刻,人多势众的原理仿佛成为了历史的唯一原理。

我们的文明也会走向同样的命运吗?这是我们所担忧的,也是我们尚未知晓的。

不管怎样,我们都不得不忍受群体的支配,他们目光短浅却行动力强,已经逐步推倒所有能够限制他们的障碍。

我们开始大谈群体,但我们对它们却所知甚少。心理学专家们的生活与它们相去甚远,长期以来对此视而不见,当他们关注到群体时,就只知道从群体犯罪的角度来加以研究。犯罪群体无疑是存在的,但也存在着正直的群体、英勇的群体,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群体。群体犯罪只是群体心理的一种特殊表现,要了解群体的精神结构,我们不可能只研究他们的犯罪,正如要了解个体的精神结构,我们也不可能只研究他的罪行。

不过,说实话,世上所有的领袖、所有宗教或帝国的创始人、各种信仰的门徒、杰出的政治家,以及哪怕是极小的范围内一些微不足道的小团体头目,都是不自觉的心理学家,对群体的特质有着发自本能却异常准确的了解;也正是因为他们对此了如指掌,他们才能够如此轻而易举地成为领导者。拿破仑对他所统治的国家的群体心理有着非凡的洞察,但他往往对属于其他种族的群体心理完全缺乏了解他最有洞察力的顾问也并没有比他更了解这种心理。塔列朗(Talleyrand, 1754—1838,法国著名政治家和外交家,拿破仑时代曾任宫廷侍卫长和外交大臣等职。——译注)曾给他写信说,“西班牙会把他的士兵当作解放者迎接”,而事实上他们是被当作野兽来接待的。若是一个熟悉西班牙民族遗传本能的心理学家就能很容易地预见到这种结果。;正是由于这种无知,他在西班牙,尤其是俄罗斯掀起战争,使自己的力量遭受重创,很快就被打倒。

对群体心理的了解如今正成为政治家们最后的资源。政治家不再想着去支配群体(这已经变成相当困难的事了),而只求不要过分受群体支配。

唯有再进一步了解群体心理,我们才会发现法律和制度对于群体的效力是多么微小;才会发现群体是多么没有能力拥有任何一点主见,除非那个意见是由别人强加给它的;想要领导群体,绝不能依靠那些纯粹建立在理论上的公正性原则,而是要寻找那些能打动他们、引诱他们的东西。譬如说,如果一个立法者想要制定一种新的税制,那么他会选择理论上最公正的那一种方式吗?他绝对不会这样做。事实上,对群体而言,最不公正的也许却是最好的。只要它在表面上看起来是最不明显也最不繁重的,那么,它就最容易被接受。因此,一项间接税哪怕再高,也总能被群体所接纳。因为每天让群体为日常消费品支付一点点税金,并不会妨碍他们的习惯,也不会引起他们的注意。但如果改为按工资或者收入的比例来征税,让民众一次性支付,那么,哪怕这种税制从理论上讲比另一种税的负担轻上十倍,也会激起群体的一致抗议。人们每天支付的那一点几乎感觉不到的零星税金,实际上代替的正是一笔相当高的金额,这笔钱若是要求民众一次性支付,其数目之巨大,定会令人震惊不已,而只有让人每天一分一厘地支付,才感觉不到它的负担。这种经济手段之深谋远虑,是群体所无法企及的。

这个例子再简单不过了,它的适用性显而易见。这当然没有逃过拿破仑这样的心理学大师的眼睛。但那些对群体特质一无所知的立法者就不会意识到这一点。经验还未足以让他们认识到,人是从不按纯粹理性的指引行事的。

群体心理学还有许多其他用途。这门学问能够有力地解释大量历史和经济现象,倘若没有它,那些现象是完全不可理解的。我能够借此证明:最杰出的现代历史学家泰纳泰纳(Hippolyte Taine,1828—1893),法国19世纪杰出的文学批评家、历史学家、艺术史家、思想家。主要著作有《英国文学史》《艺术哲学》《当代法国的起源》和《旧制度》等。他在普法战争后对法国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反思,对勒庞有深刻影响。——译注对法国大革命中的事件有时也未能作出全面的理解,是因为他从未考虑过研究群体的特质。在研究这个复杂的历史阶段时,他将博物学家的描述法拿来作为自己的指南;然而在博物学家们所需要研究的现象当中,根本就不存在道德方面的因素。但恰恰正是这些因素,是历史真正的推动力。

仅从实用角度考量,群体心理学就很值得研究。即使只是出于纯粹的好奇,也值得对它加以关注。辨识人类行为的动机,就和辨识一种矿物或一种植物一样有趣。

对群体特质的研究只能算是对我们探索之路的一份简短的概述,一份简单的总结。它所能提供的只是一些建设性的观点。大片的田地还尚待开垦。我们如今只是刚刚触及到这块处女地的表层而已。正如我上面提到过的,研究群体心理学的作者寥寥无几,且他们都是以犯罪学的观点来研究群体。而关于这个主题,我在这本书中只用了一个很短的篇幅来谈论。因此,我建议读者就这一特殊问题参阅加布里埃尔·塔尔德的研究成果,以及西格尔的一本小书《犯罪群体》。该书并不仅仅阐述作者的个人观点,而且还整理了很多心理学家们可能使用到的事例。不过,我对群体犯罪和群体道德的结论与我刚才提到的这两位作家的观点是截然相反的。读者将在我的著作《社会主义心理学》中读到支配群体心理的法则所带来的后果。这些法则可以被应用在各种各样的对象上。布鲁塞尔皇家音乐学院主席M.A. 热瓦埃尔先生最近就在音乐领域的工作中精彩地应用了我们所提到的这些法则,他准确地称之为“群体的艺术”。“是您的两部作品,”这位杰出的教授给我寄来他的论文,并写信说,“启发我解决了一个之前我以为无解的难题:群体有惊人的能力感知一部或新近或古老、或本土或外来、或简单或复杂的音乐作品,只要这部作品被出色地演奏,是被一群由激情洋溢的指挥家所带领的演奏家们所展现的。”热瓦埃尔令人赞叹地解释了为什么“一部未能被坐在书斋中读乐谱的资深音乐家们所赏识的作品,有时却能够一下子就抓住那些完全外行的听众们”。他同时也出色地指出了为什么这些美学感受没有留下任何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