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第二十次口述(2)

刘先志后来也是这样子，和我们一直（在一起），从瑞士到法国，在马赛，上船，那时候就长途跋涉了。那个船是英国的船，运的是法国兵，运的目的是到西贡，去镇压越南人民的，那个船全是兵，就是我，刘先志，张维，我们三家。

蔡德贵：你们算是旅客，其他都是兵。

季羡林：其他都是军队。后来这个船规定，原来平民不能登到最高层。我们就跟他交涉，我们不是要到最高层看一看吗？他们同意了，所以我们就每天上最高层看看。那时候吃东西，轮船管饭了。

走的时候还很危险。那个水里边放的水雷，还没有排除完。我们就从瑞士到法国，从马赛，上船，一直到这个西贡，停下了。路上听那个管船的就讲，过公海的时候，因为水雷没有排除，他一晚上就拿着探照灯看，有没有水雷。你要有水雷，触了水雷整个轮船就完了。整个旅途是非常危险的。

蔡德贵：在水上晃悠了很久吗？

季羡林：船上没有那么久。就是马赛到西贡，几天吧，两三天，没有多久。那个船速度挺快的。到了西贡就留下来了。在西贡，大概住了有半年。为什么呢？再往前走怎么办哪？

后来我们到了西贡，就跟这个国民党的，驻西贡有一个总领事，驻越南有公使，西贡有总领事，大概那个西贡的华侨多，所以有总领事，天津人。我们到了西贡，就先找这个总领事，让他给我们找住处，给钱，还得……那时候我们有一条经验：就是跟国民党的官员打交道，软的不行，我们这些留学生，他们不知道我们是什么身份，所以国民党的那些官啊，都怕这个留学生。

蔡德贵：不知道是哪一家的衙内了。

季羡林：不知道是哪一家的。第一顿饭，给的是一般的筷子，我们都给他撅断了，要象牙筷子。立刻就来象牙筷子了。（大笑）后来我们一路上的经验，从西贡到香港，从香港到上海，就是和国民党打交道，就得粗、野，别的都不行，他吃这一套。你如果文文绉绉的，他以为你怕他。你粗野的话，他不知道你是国内什么大官的子弟。所以我们就打了一路。到了后来，就无理取闹了，筷子撅断了，象牙筷子了，越凶，他们越不敢动。越闹得厉害，他就越怕你，（以为是）国内什么院长的儿子，他们不知道啊！

蔡德贵：你们几个都不是什么大官的背景。

季羡林：都不是。（我们一路上）就是打出来的。

蔡德贵：您在西贡做过讲演吗？

季羡林：有讲演。西贡的华侨很多啊，是在知用中学。后来在国内还见过那个知用中学的学生，唐月梅[70]。

蔡德贵：讲什么内容呢？

季羡林：那时候，不知道讲什么，因为国内情况也不清楚，就讲这个“西域新发现的文字”。中学生，他怎么能懂这个呢？不过我们是从德国回来的留学生，所以听的人还挺多。他完全不懂。

蔡德贵：新发现的文字讲吐火罗文吗？

季羡林：也有吐火罗文，反正是新发现的文字。因为讲什么，什么呢，我不知道。一提到蒋介石，叭，都站起来了，吓了我一跳。（大笑）后来才知道，就是这么个规矩。一提蒋介石，就一齐站起来了。我问他们，干吗站起来啊？后来才知道，就是这么个规矩。

蔡德贵：在别的中学还做过讲座吗？

季羡林：就是一个中学，知用中学。（在别的学校）没有讲。那个总领事是天津人。

蔡德贵：要钱的时候，您是不是还在他总领事的办公室闹过啊？

季羡林：那是在瑞士了。我们一到瑞士，有一个瑞士国民党使馆的一个人，是德国留学生。他就跟我们讲，国内寄钱来了，寄钱是专门给留学生的。

蔡德贵：泄密了。

季羡林：我们就掌握内情了。我们就去瑞士使馆闹要钱，说国内给我们寄钱来了，专门给留学生的。本来他们给我们，一进瑞士，已经给200美元了。后来我们就定期，在西贡住了有几个月，定期要钱。他知道我们有内线，他那个使馆的参赞，第二把手，是德国留学生，通知我们，有钱来了，你们来要钱吧。要钱甚至于要动武。他使馆的一个官员，手里拿着手枪。我们才不怕那一套呢！

蔡德贵：你们几个谁最壮？

季羡林：刘先志壮，山东大汉。后来到山东做过副省长。

蔡德贵：滕菀君是淄博的啊？

季羡林：她是淄博的，大资本家，自费留学的。

蔡德贵：在西贡待了那么长时间啊？

季羡林：等着怎么再往前走啊，当然是坐船。还是国民党给解决的。西贡那时候是说下雨立刻就下雨，下一阵立刻就晴天。

蔡德贵：北方人在那样的地方，是不是觉得蒸得慌？

季羡林：对。就这样，从西贡到香港，从香港到了上海。

蔡德贵：有没有人到码头去接您啊？

季羡林：哪里有什么人接我啊。后来啊，在上海的时候，我首先跟李长之联系上了，他当时在南京国立编译馆。那时候，我这个身上一分钱也没有，我在瑞士曾经有过200美元。后来在瑞士碰到一个德国教授，他是逃避法西斯逃到瑞士去的，我给他翻译《四书》，我们两个合作。后来出版没有，我不知道。

蔡德贵：把《四书》全部翻译出来了？

季羡林：我拿了这笔稿费，在瑞士买了一块表，是欧米格的。

蔡德贵：欧米格就是用稿费买的啊？

季羡林：除了稿费，我哪里有别的钱啊！

蔡德贵：那您稿费很多啊？那个表很贵吧？

季羡林：在瑞士，那个表不怎么贵。使馆给点钱，我本来能够买两个的，结果呢，我想留一点现金，结果我错了。如果买两块，我回来以后就阔极了。回来的时候，正是国民党五子登科的时候，那个钱多得要命啊！我在上海去卖这块表，我受了人家的骗，怎么受人家的骗呢？他问我在瑞士多少钱，我告诉了他。他就说，我给你比瑞士多一倍的价格。多一倍也不行啊，当时是不知道啊，只卖了十两黄金，国民党五子登科的时候，那个钱多得要命，卖二十两黄金也可以的。卖掉了一个金表，十两黄金，兑换出什么当时的钱，法币啊，也不知道什么玩意儿的，往家里寄钱，我十年没有管家啦。我换这个黄金的时候，他多给我一两，我立刻就退还给他了，我对他说，这个不义之财，我一辈子不发。你错了，我不能错。

蔡德贵：您寄钱之后，自己手头就没有多少钱了。

季羡林：当时不大清楚，反正是我给家寄了。第二次的时候啊，我那时候还在南京，没有地方住，就住在李长之的办公桌上。白天，人家办公，我就去南京玄武湖啊，瞎溜，晚上人家不办公了，回去睡在那个办公桌上。后来“文化大革命”中间，我反对那个聂元梓，造了谣说，我在上海受到国民党的热烈欢迎。人家怎么知道我这么个人啊，什么热烈欢迎啊，胡说八道。

蔡德贵：您在南京是不是也做过讲演？

季羡林：做过讲演。在南京讲过，上海也讲过。是李长之安排的，大概一个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么一个讲堂。后来这个李长之讲，你这个中国话不怎么地道啦。十年没有说啦。

蔡德贵：有十一年不说了。

季羡林：嗯。当时我有一个字，就是“搞”，搞什么？现在我们张嘴就说“搞”，中国以前没有“搞”这个字。到西贡以后，听他们说搞这个，搞那个。中国这个“搞”字，起了很大的作用。

蔡德贵：您在上海讲什么内容呢？

季羡林：我记得，还是那一套，因为新的内容我不知道，旧内容啊，反正是我学的就是这玩意儿，大概99%的人听不懂。

蔡德贵：谁在上海给安排的呢？

季羡林：就是李长之在那里搞的。上海、南京。后来主要是在南京。那时候臧克家在上海，还不是现在这个夫人。郑曼跟我讲，不是我。

蔡德贵：是不是臧克家的原配呢？

季羡林：也不是原配。那个原配，大概丢啦。后来我们在这个“大跃进”的时候，济南我们那个房子是大的，就把我们都赶出去，在那个大房子里面吃大锅饭。被赶出去以后，住在一个小地方，小地方，臧克家的原配，就住在那里。我也不知道给她吃什么？

蔡德贵：应该是郑曼。

季羡林：第一次醉酒。我以为是郑曼，郑曼说不是她，是谁我不知道。我就住在臧克家的榻榻米上，日本那个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