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
陈独秀与托洛茨基：两个大起大落的历史人物
作为历史人物，陈独秀和托洛茨基的生平有一个惊人相似的现象：在他们的生命中，有一个明显的转折点——在这个转折点之前，他们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他们的每一项重大作为都会明显地改变历史面貌，并且不断赢得世人的阵阵喝彩；然而，过了这个转折点之后，他们却变成了无足轻重的人物，他们活得越长久，活动越多，受到的打击就越多，他们在一般世人心目中也就越被描绘到反面。
叙述陈独秀的生平，提及他与托洛茨基的关系是极有必要的。这不仅因为托洛茨基是世界各国托派组织的精神导师，而陈独秀是中国托派中最知名的领袖，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托洛茨基对陈独秀的思想及后半生命运产生了极深刻的影响，从某种角度来看，是托洛茨基改变了陈独秀的人生历程。
20年代末，在托洛茨基的影响下，陈独秀再次燃烧起了革命激情，并且惊喜地以托洛茨基主义为旗帜，向着自己认定的目标勇往直前。与此同时，托洛茨基也认识到了这个在中国名声显赫的革命家站在托洛茨基主义旗帜下所蕴含的重大意义。自此以后，共同的遭遇和事业让两人在感情上都对彼此保存着真诚的尊崇和在患难中建立起来的惺惺相惜的特殊情谊——尽管他们并没有过深的个人交往，甚至终生都没有见过面，只是通过报刊和断断续续的通信得到对方的确切消息和政治动态。
如果说在20年代末直到30年代中期，托洛茨基关注陈独秀的政治动态和个人状况，更多的还是看中他的政治声望和政治经验，希望他在整顿、发展中国托派事业方面发挥无可替代的作用的话，那么，从30年代后半期起，随着陈独秀与中国托派思想上和组织上的渐行渐远，他对陈独秀的关注，则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对老朋友的私人性质的关心（自然也包含着对他在思想上能与自己趋于一致，并且发挥政治作用的期待，但这种政治上的用心此刻已经明显退居次要位置了）。
至于陈独秀，自1929年笃信托洛茨基主义后，就严格按照托洛茨基的指示，殚尽心虑地奔波于中国托派的统一和发展事业。他也始终对托洛茨基保持着尊重的态度，即使对他的某些政见无法赞同，也从未对他出言不逊。1932年被捕入狱后，他仍与中国托派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并且在最初一段时间仍保存着参与政治的浓厚热情，而他对托派事业及托洛茨基的关注之情也未曾稍减。
对于经历过从“时代骄子”沦落为“国民公敌”的反差极大的人生历程的陈独秀来说，他深深体会过世态炎凉、遭人白眼、被人误解欺辱的个中滋味，因此，当他看到流亡在外的托洛茨基遭遇种种刁难的新闻后，愤愤不平，1934年，他满带情绪地给托派国际局写了一封信：
从报纸上见到托洛茨基同志遭受法帝国主义的种种刁难，又见到斯大林主义者的所行所为的如何反动，我感到非常悲痛。斯大林的官僚党制已经摧毁了共产党的活力和精神。他已经把各国共产党的真正领袖代之以他一己的走狗。他在中国所扶植的“领袖们”，甚至还不是他本人的走狗，而是他手下人米夫的走狗。西方的无产阶级多半不会知道，这些“领袖们”的斗争只是为了要控制党的机关。斯大林在替全世界的资产阶级服务。
这封信表达了他对托洛茨基的关注和无限同情，尽管他的信对改善托洛茨基的境遇不可能发生任何作用，但对于身处逆境的托派来说，发自心坎的支持和理解才是最为重要的。“不要哭，不要笑，只要理解”，这句斯宾诺莎的格言不仅为托洛茨基所欣赏，也是托派成员自勉及相互勉励的人生戒条。
在表达了对斯大林的愤慨和对托洛茨基的无限同情之外，这封信中透露出的另一个信息也是不容忽视的：对当时苏联性质及斯大林的态度，陈独秀逐渐与托洛茨基等人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分歧。
很长一段时间里，陈独秀强调的是斯大林等人执行的政策违背了十月革命精神和列宁的遗教，因此，他将斯大林与托派的斗争归为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并致力于真正的无产阶级路线（自然是托洛茨基主义）在苏联及共产国际的恢复，致力于“救护十月革命”。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他仍旧承认苏联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他的感情还是站在这个国家及其施行的政治制度一边的。
但这封信表明，随着对苏联所作所为的愤慨、绝望和深刻思考，陈独秀已经开始质疑苏联仍是“工人国家”的观点，他尖锐地指出：“在苏联，斯大林的个人独裁正在代替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专政。所谓‘工人国家’与苏维埃政权只有名义上的存在。”他还提出，“必须反对以为斯大林政制尚能改良的那种幻想”。他的新观点，不仅与正统马克思主义不同，就是与托洛茨基仍将苏联定性为“工人国家”的看法也是大相径庭。相比于陈独秀，苏联毕竟是托洛茨基和列宁亲手缔造和捍卫的，他的感情自然要深厚、复杂得多，因此，即便面对种种现实，他不得不承认苏维埃国家经过二十年的发展，“官僚不但没有销声匿迹，让位于民众，反而变成一种毫无监督的力量统治着民众”时，他仍坚持这个“工人国家”具有双重性质，他只承认苏联共产党发生了官僚化的堕落，这个国家也堕落为带有“极权主义的官僚主义性质”，但他并未从根本上否定这个国家还存在可以挽救的积极方面。甚至到了1939年，托洛茨基在《再谈苏联的阶级性质》一文中仍以比喻的方式说道：“打个比方：一位修理工检查汽车。开车的强盗于糟糕的路面飙车多时，以逃过警察追捕，结果把车折腾得七零八落（车厢撞烂轮胎变形、发动机毛病丛生）。显然，工人师傅有理由骂一声：‘这哪儿是车，分明一堆垃圾！’类似的呵斥表达了工人师傅对司机的愤慨，但与科学分析无关。一旦开始修车，维修者必须从基本事实出发——‘垃圾’的本质是一辆破损汽车。他会区分损坏与完好的零件，以决定从何着手。这便是觉悟工人对苏联的应有态度：他有权斥骂当权集团把工人国家变成‘一堆垃圾’。一旦开始解决政治难题，冷静下来的无产者只能被迫承认自己面对一个‘破损严重’的工人国家；后者的经济马达故障频繁却仍在运转，换掉一批零件会彻底复原。以上仅是比喻，但却是——毫无疑义！——值得思考的比喻。”
陈独秀自1937年出狱后，身居遥远的墨西哥的托洛茨基始终惦记着这位经历牢狱之灾的老斗士。当时，不仅中苏两国恢复了外交关系，就是殊死厮杀近十年的国共两党也暂时握手言和，共御外辱了。因此，托洛茨基担心与国共、苏联都存在恩怨的陈独秀会有生命危险。他在1937年8月11日与李福仁（C.Frank Glass，参与中国托派活动的南非籍美国人，与托洛茨基有较多通信来往，相当于他和中国托派的联系人）的谈话中认为，斯大林与蒋介石的“盟约一签定，他们将杀死陈独秀”，因此他指示李福仁：“我们一定要为他发起一个运动，你可以发起这个护陈运动。”托洛茨基对陈独秀可谓关怀备至。
托洛茨基认为陈独秀“会有生命危险”，并非无的放矢或是出于对斯大林的偏见而“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更多地是根据对斯大林为人处世风格的了解，以及自己在流亡过程中多次遭到各种反托势力刁难、排挤，甚至多次被暗杀的经验来推断陈独秀的处境的。
自被驱出苏联后，托洛茨基始终处于艰难、危险的生存环境中。1937年1月，苏联最高法院开庭审讯所谓“托洛茨基反苏平行总部案”，托洛茨基及其儿子谢多夫作为“人民公敌”被指控为是各种针对苏联的阴谋、破坏、暗杀活动的主谋和指使者；1938年3月，莫斯科又开始审判所谓“右派和托洛茨基联盟案”，托洛茨基父子又被指控为同希特勒、日本帝国主义勾结，他们不仅被指控暗杀了基洛夫和企图谋害斯大林等人，还谋害了高尔基、斯维尔德洛夫等人。正因为与斯大林处于针锋相对、不依不饶的位置，托洛茨基成为权倾共产主义世界的斯大林的眼中钉，斯大林时刻图谋将其予以铲除，从而使得反对他的声音从地球上消失。
至于陈独秀，国民党出于安全考虑，再加上胡适、张伯苓的保释，在抗战爆发后就提前将他释放，并且不再用对待政敌的残酷手法对待他，更多地将他当作一个支持抗战的社会知名人士，但国民党也不时派人监视他，绝不愿给他提供一个在政治上发挥作用、乃至重新崛起的机会。他出狱不久，党内就发起了一场指斥他和中国托派为汉奸的风波，在当时相信这一说法的人就没有多少，但多数人出于种种考虑，不但不愿出面为他洗刷冤屈，甚至顾忌党内感受，彻底断绝了与他的关系和来往。
因此，尽管陈独秀与托洛茨基一样，都是不受主流社会欢迎的“异类”，但陈独秀的处境要比托洛茨基安全得多。不过，这不是说托洛茨基的担心是多余的，而是因为国共两党此后均已明了陈独秀退出政治的态度，他们自然不会为一个根本不再对他们的政治活动造成干扰的人物而大动干戈。
1937年11月，李福仁致信托洛茨基，他在将陈独秀的抗战主张告诉托洛茨基的同时，还表示了自己支持中国托派临委书记刘家良等人与陈独秀决裂的态度。12月1日，托洛茨基在回信中说：“对于我们中国朋友的态度，尤其是对陈独秀的态度，我们应该避免作出鲁莽的判断。”他指出：
我们不应该通过非常鲁莽与非常严厉的手段来和中国朋友们决裂……如果他们现在跨错了一步，同时却不曾跟第四国际破裂，我们一定要用友好的与耐性的态度来批评他们。
托洛茨基不可能觉察不到陈独秀与中国托派之间的分歧，但他却始终不愿中国托派与陈独秀公开决裂，他自己更没有撰文指责陈独秀（出于政治见解的不同，托洛茨基曾多次与自己的追随者公开决裂，而这些人很多都比陈独秀与他的关系更加密切），他所做的，反倒是批评与自己观点接近的中国托派，竭力维护与自己分歧更大些的陈独秀。而这，不能不与他对陈独秀饱含着独特的敬重之情有关。
同时，托洛茨基也不同意李福仁所说的，陈独秀是“投降”后才获释的猜测，他完全同意李福仁说的，“斯大林派现在可能要暗杀陈独秀”的想法，因此，他仍然希望陈独秀能离开中国，他说：“正为了这个缘故，我相信他最好能到美国或墨西哥来。”他要李福仁以他的名义，立即给陈独秀去信谈谈这个问题，他认为：“这对陈独秀来说是一个生死问题，对第四国际说则是一个巨大政治意义的问题，至于他能参加（第四国际）大会所能带来的好处，那就更不必说了。”
由于对陈独秀的处境始终放心不下，1938年2月5日，托洛茨基再次致函李福仁，催促他设法将陈独秀“弄到美国来”，他坚持认为，陈独秀呆在国内会有生命危险：
如果苏联参加战争……到那时我们的所有同志会被消灭。我们必须在这个意义上对他们提出毫不含糊的警告。让陈独秀出来，无论对于他或对于我们，同样是很重要的。他在第四国际中可以起片山潜在莫斯科给第三国际所曾起过的作用——而且，我希望陈独秀还能比片山潜给革命事业带来更多好处。
为了帮助陈独秀出国，托洛茨基还热心地向李福仁提出了他的建议：“他可以出国宣传，使外国工人运动赞助中国为理由，要求当局授权放洋。”
1938年6月25日，托洛茨基得知党争诬陷陈独秀是“日本间谍”及陈独秀一面反对托派临委，一面又拒绝发表“脱离托派”的声明后，他又写信给李：
我非常关怀的问题是陈独秀的人身安全。这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我毫不怀疑斯大林派会在战争期间暗算他。……陈独秀如到美国，能为中国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展开很有效的宣传。他以一个真正的中国人、一个老革命家、且以一个独立的政治家资格来进行这种宣传，对于美国工人所能发生的影响会比莫斯科的代理人们所能发生的要大到一千倍。……陈独秀对我们中国支部保持很谨慎的态度，我绝对能够理解。他在中国太出名，他的每一步行动都受着当局的管制。
尽管托洛茨基多次热心地邀请他出国参加第四国际的领导工作，但陈独秀还是拒绝了他的好意（他此前也拒绝了老友胡适安排他前往美国写作自传的邀请和王凡西等托派成员希望他前往香港的建议）。他始终认为，既然从事抗战工作，无论如何就应该坚持留在国内。
在全民抗战的浪潮席卷各地，大多数党派都开始调整政治策略时，中国托派却依旧我行我素，坚持着自以为无比正确的激进立场。而这，除了托派成员的教条性外，也不能不与托洛茨基的指示有关。
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经过多次针锋相对的艰难谈判，终于就第二次国共合作达成协议：中共改编红军为国民革命军，取消苏维埃，放弃土地革命，信仰三民主义，拥护国民政府与蒋介石的领导。
在托洛茨基看来，中共对国民党的一系列让步，都是放弃自身独立性的表现，完全是重蹈国民革命时期以无原则的屈服退让而被国民党步步蚕食的覆辙，因此，他始终对这些政策抱着严厉批判的态度。托洛茨基支持中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抗战事业，并且号召中国托派积极参加抗战，他说：“中国一切工人组织的责任在于积极参加，要在目前抗日战争的各条前线上参加作战。”但阶级意识的强烈、国民革命时期中共惨遭失败的经验等因素，使得托洛茨基对国民党始终有种强烈的不信任感，他认为，中国的抗战事业在反动派蒋介石领导之下，是不可能取得真正胜利的，因此，他又强调中国的工人组织“不可片刻放弃他们自己的政纲与独立行动”。与此同时，他还对中国革命力量在战争中崛起，从而代替国民党蒋介石来领导抗战的胜利抱有深切的希望，他说：“无产阶级先锋队在战争时期，与资产阶级仍立于不可调和的对立地位。先锋队的任务在于：根据战争经验，将工人团集在革命先锋队周围，将农民团集于工人周围，以此准备真正的工农政府，即领导数百万农民的无产阶级专政。”
与托洛茨基相比，陈独秀对抗战的态度不能说有原则性的区别，但侧重点却有很大不同。从内心来讲，陈独秀未必不愿意中国托派能够凭借自己的努力，发展成为强大的政治力量，甚至取代国共来领导中国的抗战和革命事业，从这点上来说，他与托洛茨基并无不同。然而，中国托派毕竟太不成气候了，经过多年的挫折和打击，中国托派更是越来越微不足道，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它几乎可以算作可有可无，只是时不时发出几声聒噪的看客。政治经验丰富的陈独秀不仅对中国政治斗争的内幕了如指掌，他也明白，政治是讲究实力的。因此，他对中国托派的所作所为越来越嗤之以鼻，不以为然。对中国托派的失望，再加上“抗战第一”的意识，陈独秀不得不开始放弃（起码是暂时不再强调）“左右开弓”、同时抨击国共两党的激进政策，他甚至明白宣示，支持国民党领导抗战，并且对国共两党摒弃前嫌、共御外辱的合作态度表示赞同。而他的这种态度，是让坚持托洛茨基指示的中国托派成员十分恼怒，并且多次予以抨击的。从某种角度上来讲，陈独秀与中国托派的分歧，也可以看作他与托洛茨基的分歧，只不过，作为有丰富理论和革命实践经验的托洛茨基是灵活的，并不像中国托派那么教条和偏激，他更没有公开指斥陈独秀与自己的见解相违背。
陈独秀出狱后发表的一系列骇人见解，在中国托派内部引起层层风波毫不稀奇，无论是他鼓吹发展资本主义的宏论，支持国民党领导抗战的豪言壮语，还是纵论战后世界大势的观点，用正统的托派教义来衡量，这些都是无耻而惊人的“背叛”。因此，中国托派不会眼睁睁看着这个托派重量级人物混淆视听的言论而无动于衷。1938年，中国托派以政治决议的形式，对陈独秀做出严厉的批判：
D.S.（指陈独秀——引者）公开宣称他“与任何党派没有关系”。这是完全采取了“超党”的，即“超阶级”的立场。他自“八·一三”以来发表的一切文字，正由这一立场出发，因此一贯地充满机会主义精神，即充满了站在各党派之间、站在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调和主义精神，这是根本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对阶级”的基本观点。
……
D.S．既一方面把国民党政府这次应战的革命意义尽量加以夸大（殊不知日本帝国主义“九·一八”以来的不断进攻，正是国民党政府叛卖第二次革命及其以后一切反动政策之后果），同时又公开叫民众“要相信政府有抗战决心，是不会中途妥协了”。这完全是替国民党政府作宣传筒，结果即是欺骗民众。这与我们的基本政策毫无共同之点。
……
（D.S.）在《抗战中的党派问题》一文内所说的“共产党及其他党派都应以在野党的资格拥护抗日战争，一致承认国民党一党政权及其对抗日战争之最高统率这一事实。不要把开放党权和开放政权混为一谈”。这里十分明显地是主张维持国民党的军事专政，是完全放弃了以普选全权的国民会议来代替国民党的军事专政之原来的政治主张。
……
D.S．主张“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这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上，也是错误的。……单纯地说“民族利益高于党派利益”，实际上即等于否认无产阶级在民族解放斗争中的领导权，这根本是反动的思想。
尽管决议中严厉地指责陈独秀，但中国托派此时似乎还希望调和彼此的分歧。1938年10月底，与陈独秀私交甚厚的中国托派临委书记陈其昌，绕道香港入川，到江津探望陈独秀，他带来了托洛茨基给李福仁的信——要陈独秀去美国，以及托派临委作出的这份《我们对于独秀同志的意见》。
中国托派主动地与陈独秀交流意见，这在双方近十年的交往中并不多见（这自然与陈其昌对陈独秀态度友善相关），但陈独秀对陈腐而咄咄逼人的批判似乎已经厌倦了，一切的争论及怒言相斥除了加深彼此的隔阂之外，毫无积极意义——因为彼此的分歧绝非枝叶方面的，而是涉及所有的政治问题。出于这种心思，他不再与中国托派直接对话，而是选择了一个让中国托派料想不到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直接向托洛茨基写信。这封信中的批评，不啻是对中国托派过去政策错误的一次总清算：
我们的集团自始即有极左派倾向。例如，有些人认为民主革命在中国已经完结；有些人认为下一次革命性质是单纯社会主义的，没有民主成分；有些人认为中国下次革命一开始便是社会主义的；有些人怀疑国民会议的口号，认为它没有阶级的意义；有些人认为国民会议是反动时代和平运动的口号，不能用为夺取政权的口号，无产阶级只有在苏维埃口号之下夺取政权；有些人认为民族民主斗争是资产阶级的任务，无产阶级虽然可以参加运动，而不是自己的任务，攻击同志中主张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把解决民族民主任务放在自己双肩上的人是左派资产阶级的意识；有些人认为任何时期任何时间任何条件下，和其他阶级的党派协议对外国帝国主义或国内独裁者的共同的行动，都是机会主义。这些极左派的倾向在组织内部的宣传教育起了很大的作用，遂决定了对中日战争的整个态度，没有人能够纠正，谁出来纠正，谁就是机会主义者。在战争中，这般极左派的人们口里也说参加抗战，同时却反对把抗日战争的意义解释得过高。他们的意思或者认为只有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战争才是革命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不能算是革命的。又有人讥笑“爱国”这一名词，甚至有人认为此次战争是蒋介石对日本天皇的战争。有人认为工人参加战争是替资产阶级当炮灰。他们认为谁要企图同共产党、国民党谈判共同抗日的工作，谁便是堕落投降。群众眼中看见的“托派”，不是抗日行动，而是在每期机关报上满纸攻击痛骂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文章，因此使史大林派的“托派汉奸”的宣传在各阶层中都得到了回声，即同情于我们的人也不明白“托派”目前所反对的究竟是谁。从开战一直到今天，这样的状况依旧继续着，不但无法获得群众，简直无法和群众见面，因此使他们的意识更加窄狭，竟至有人造出一种理论说：一个革命党员，社会关系越简单越好。
这样一个关门主义的极左派小集团（其中不同意的分子很少例外）当然没有发展的希望；假使能够发展，反而是中国革命运动的障碍。
在一气呵成的这封信中，陈独秀将几年来对中国托派逐渐形成的看法用尖锐的言词表达了出来。更让中国托派不可忍受的是，他对这个组织在中国的发展前途和作用发出了更加不留情面的批评：
现时远离群众，远离现实斗争的极左派，如果不能深刻的觉悟过去轻视民族民主斗争的错误，大大的改变态度，如果不是每个人都低下头来在上述工作方针之下刻苦工作，如果仍旧说大话，摆领导者的大架子，组织空洞的领导机关，妄想依靠第四国际支部的名义闭起门来自立为王，那么除了使第四国际的威望在中国丧失外，别的将无所成就。
这封信的措辞是尖锐的，意思也一目了然（这封信随后由陈其昌带到上海，再托李福仁转交给了托洛茨基）。不过，由于陈独秀信中屡次出现的“我们”一词，使得后人在判断他是否仍旧以托派自居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有人将这封信当作陈独秀与中国托派分道扬镳的最有力佐证，而不斤斤计较于表面词句；有人（尤其是郑超麟等托派老人）则坚信，陈独秀在遣词造句上尽管毫不留情，但实质上仍是站在托派立场上的，在他们看来，他更多地是以“恨铁不成钢”的心态写下这封信的。
作者觉得，要判断晚年陈独秀与中国托派的关系，不能仅盯着一篇文章（甚至只是其中的词句）来判断，而应该从他的整个思想及对中国托派的态度中寻找线索。仅仅从这封信的谋篇立意分析，说陈独秀与中国托派仍有着割舍不断的牵连，甚至说他仍以托派一员的资格说话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但若将眼光放开，把陈独秀晚年的一系列文章与托派的各种文件相比较就会发现，他不仅在组织上与“关门主义”的托派无法合拢，彼此思想上的差距更是不可以道里计——对于这种天壤之别的差距，无论是托派中的“多数派”还是“少数派”都是并不回避的。既然组织上、思想上都与托派脱钩了，那么，再坚持晚年陈独秀仍是托派的一员，似乎就过于一厢情愿了（陈独秀显然不会纠缠于这个问题）。
自1938年6月份写给李福仁的信后，托洛茨基有近半年没有得到陈独秀的消息，他很着急。1939年2月23日，他急切地询问李福仁：“陈独秀的近况如何？他在干什么？他的思想如何？”
此后不久，托洛茨基读到了陈独秀写给他的信，也看到中国托派于1939年1月29日作出的《临委给国际的政治工作报告》——这份报告是他们看到陈独秀写给托洛茨基的信后提交给托派国际局的。在报告中，中国托派对自己抗战以来坚持的政策做了详细介绍，对陈独秀的指责也做出驳斥和辩护。
双方针锋相对的意见让托洛茨基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他既不能为了维护陈独秀使一直忠诚贯彻他的指示的中国托派成员寒心、怨愤，也不能为了中国托派而抛弃陈独秀，因此，他避免在两者之间做分辨是非曲直的裁判，而是以颇为含糊的语气在3月11日写给李福仁的信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我读了你1月19日从上海写来的信，以及收到从四川方面寄来的意见，心里感到很大的兴趣。我们终于获得过去所缺乏的那种消息了。我非常欢喜，我们的老朋友（指陈独秀——引者）在政治上仍旧是我们的朋友，虽然含有若干可能的分歧，但现在我不能以必需的精确度来判断这些可能的分歧。
当然，我很难形成一种确定的见解来判断我们的同志们的政治意见，或判断他们的极左主义的程度，因之也不能判断我们的老朋友方面对于他们的严斥是否正确。然而他表示的意见，我以为在本质上是正确的，我希望在这基础上能够同他经常地合作。
托洛茨基对陈独秀与中国托派的分歧心知肚明，他也明白陈独秀在中国托派内找不到一个赞同者，但在托派事业日益凋零的日子里，与这个有威望的老革命家决裂，对托派而言绝对是得不偿失的。因此，他小心翼翼地在双方之间寻找平衡点，尽量避免让双方都感到受了委屈（他一面说陈独秀与中国托派“含有若干可能的分歧”，一面又认为陈独秀的意见“在本质上是正确的”）。他似乎还存着一丝陈独秀与托派有朝一日能继续合作的希望（他多次希望陈独秀来到美国，参加第四国际领导工作）。
不过，无论托洛茨基内心偏袒的是中国托派，还是更加威名赫赫的陈独秀，这一点其实都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他们已经毫无共同之处，互不相让的纠纷已经不是一个局外人（哪怕这个人是具有无上权威的托洛茨基）可以调解的了。此时此刻，双方基本上死了挽救对方的心思。而晚年的陈独秀，在被中国托派严厉批判的同时也批判中国托派，尽管他一直与托派“少数派”的郑超麟等人保持通信联络，并且不断交换对抗战、民主、独裁、苏联性质、抗战前途及战后世界大势等热点问题的意见，但他们此时的联系更多的是私人性质的交往，而非政治组织上的联络。
在中国托派方面，他们完全没有托洛茨基对陈独秀的那种非同寻常的深厚感情。他们看到托洛茨基3月11日写给李福仁的信后，又做出《临委给国际的报告——关于D.S．同志问题》，继续批评陈独秀，并进一步说明中国托派关于中国抗战的政策，这份报告指出：
自他出狱后对我们组织所采取的冷漠、轻蔑甚至敌视的态度，他对某些同志屡次表示“各人干个人的，将来再说”的观念，甚至他在敌人面前公开表示他和“托派”无关系，这些都足以觇知他的取消组织的观点。因此，我们应该继续声明，即在组织问题上我们与D. S．同志的取消观点也陷于不可调和的地步。
在严厉指责陈独秀的同时，中国托派在报告中还难能可贵地承认自己本身存在着重大缺陷，“我们并不是说，我们毫无缺点或错误，相反的，我们并不用超历史的眼光来夸大自己。我们十余年来囿于一个宣传的小团体，在大事变中我们自然要暴露许多弱点出来。这些弱点中最大的一个便是创立这个组织的老同志差不多一大半消极、腐化、堕落，而留在组织内积极工作的干部大半都是后起的青年分子，因此，往往因为政治斗争及工作的经验较浅，不能拿原则活用到事变中去。其次，我们这个团体一贯处境孤立，一贯受迫害，一贯与群众没有保持密切的联系，因此不能及时反映出广大群众心理的转变。但我们认为这些缺点都不是原则上的错误，更不是‘极左派’的表现，而这些缺点只有靠时间才能克服。”
中国托派还表示，他们同意托洛茨基对待陈独秀的意见，他们说：“D.S．同志个人的斗争历史与斗争经验（可惜他不能正确理解他的经验）我们都是尊重的。他留在第四国际内，是很有意义的……有些同志甚至主张与他决裂，但我们还是极力抑制，使其仅以内部批评为限。我们自得到托同志的意见后，我们更希望他能到美国去。”但他们继续说：
我们现在特别请求同志注意：假如我们这次不从D.S．同志的错误中得出真正的教训，我们无法保障D.S．同志不在事变的下一阶段或将来的事变中不走得更远，做出更大的错误。我们现在仍继续诚恳的要求D.S．同志和我们、和国际组织恢复正常的关系，进行彻底的讨论。假如他仍坚执成见，把我们视为‘极左派’以保留他一贯的机会主义路线，则我们始终是无法接近无法合作的。
中国托派对陈独秀的失望、绝情与托洛茨基对陈独秀的理解、关心形成了明显的反差。
王文元在陈独秀逝世后所写的一篇文章中说：“将近十年来，如果没有托洛茨基的‘保护’，陈独秀大约已不止一次地被托派中的某些‘英雄’开除，宣布‘自动脱离’或宣布‘变节’了！”
从托洛茨基与陈独秀的交往及他屡次维护陈独秀的事实来看，王文元的说法并不夸张。而陈独秀也不可能不感受到托洛茨基的这份情谊。作为中国托派代表人物，虽然陈独秀多次拒绝了托洛茨基诚心邀他前往国外参加第四国际领导工作的好意，虽然他对中国托派的极左、教条作风深恶痛绝，但他对托洛茨基本人却从未出言不恭。甚至从那封措辞极其严厉的信中，也能感受到这一点。
到了晚年，陈独秀的思想发生巨大的转变，从而引起他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深刻反思和重新评估，这自然会影响到他对托洛茨基主义及托洛茨基个人的评价。
1938年12月23日，陈独秀在致郑学稼的信中说：“列、托（列宁和托洛茨基——引者）之见解，在中国不合，在俄国及西欧又何尝正确。弟主张重新估定布尔什维克的论理及其人物（老托也在内）之价值……在我自己则已估定他们的价值。我认为纳粹是普鲁士与布尔什维克之混合物。弟评论他们都用科学的态度，并非依据任何教派的观点，更不屑以布尔什维克正统自居也。……弟久拟写一册《俄国革命的教训》，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
在反思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和实践经验时，他也为托洛茨基的遭遇感到惋惜，他说：“列宁当时也曾经警觉到‘民主是对于官僚制的抗毒素’，而亦未曾认真采用民主制，如取消秘密政治警察，容许反对党派公开存在，思想、出版、罢工、选举自由等，LT（托洛茨基——引者）直到独裁这把利刃伤害到他自己，才想到党、工会，和各级苏维埃要民主，要选举自由，然而太晚了！”
不过，此时的陈独秀流露出与主义（包括列、斯、托等）分道扬镳的态度，却绝非情绪化地针对某个人，而是抱着与重估孔子价值一样的理性态度。他晚年的相关文字，与他国民革命时期和领导托派时期的观点相比，有着更多的深思熟虑，而更少利益诉求或政治派别的狭隘性，因此也更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毕竟，国内外政治局势的瞬息万变、错综复杂，使得任何一种理论在评估历史和时事时都显得力不从心，陈独秀的变化可以说正是适应了这种变化（即便思想博大精深的托洛茨基，在晚年也都开始修正自己的理论体系中某些明显不合时宜的原则性观点）。
1938年8月，漂泊入蜀的陈独秀定居偏远小城江津，远离了政治漩流的他过着贫寒却颇为平静的生活；而漂泊流亡的托洛茨基则仍旧在政治漩流中厮杀着，1940年6月，此前躲过多次暗杀的他在墨西哥被克格勃间谍残忍地杀害了——他被谋杀者用利斧砍破了头颅。这个才气纵横、精力充沛、坚忍不拔的伟大人物，终于败在了政治对手的阴谋中。陈独秀和托洛茨基，这两位生于同年，一生同样大喜大悲、大起大落的悲剧人物的交往，也画下了让人遐思的句号。
随后，陈独秀在寂寥、贫穷、疾病缠身中又活了两年，在此期间，他虽然在被中国托派猛力批判的同时也严厉斥责中国托派的荒谬和教条，但他作为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历史，实际上已经结束了。